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刚刚过去的2010年并不是轻松的一年。对台军售、谷歌风波、朝核危机、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一系列或明或暗的较劲与争吵，让中美关系历经颠簸。因此，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初的美国之行，被普遍认为是新一年里中美关系的“开门红”。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即将远去，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就经济政策的协调进行磋商，共同擘画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蓝图，将是胡锦涛此次“开春之旅”的重头戏。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锦涛的访美团队中，除了以往中国元首外访的例行成员之外，还包括了主管对外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王岐山，中国元首外访团中包含两名副总理级的高官（另一位是国务委员戴秉国），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绝非常见。作为牵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多个中美对话机制的中方成员，王岐山在过去数年里，多次往返中美之间，是中国对美经济外交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战略谋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王岐山的随行也昭示着，这次访问中美将直面两国在经贸领域当下和未来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的10年里，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金融和货币问题取代常规的贸易摩擦，成为两国经济纷争的焦点，其中尤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两国经济纠纷的核心症结，自2003年9月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访华时首次向中方提出升值人民币的要求以来，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中美货币争端时起时伏。与贸易摩擦的功能性和局部性截然相反，金融和货币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两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乃至整个全球经济秩序的塑造。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G2”概念的提出者伯格斯滕强硬表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被低估了大概有15%～20%，而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了大概25%～30%，因此，人民币对美元要有大幅的升值。这是一种在美国颇有市场的看法。尽管在目前通胀压力高企的背景之下，人民币的适度升值符合中国整体国家利益，而且中国方面也确实正在这样做，但是综合多种因素考虑，伯格斯滕提出的仍然是一个中国在短期里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而中美之间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争吵与分歧，将继续进入下一个10年。
　　除了人民币汇率之争外，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又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推到国际经济舞台的风口浪尖。如果说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美攻中守”，那么美元的国际地位问题，则正好是“中攻美守”。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高层领导人先后在各种国际舞台上表达了对美元地位的忧虑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愿望，尽管这种表达目前还十分富有节制；不仅如此，中国展开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金融和货币外交，比如与六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与“金砖四国”和法国达成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共识，提高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权等等，展示了中国更大的货币抱负。中美在货币领域的竞争也将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逐渐浮出水面。
　　在起程前，胡锦涛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尽管仍然承认中国的人民币在实现国际化之前将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他并不掩饰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尽管最初，美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冷眼旁观，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乐见其他货币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和义务，以使美元政策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定规模，美国出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势必通过各种手段抑制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对美国而言，除了军事优势地位之外，第二重要的就是美元的优势地位。
　　虽然并没有公开批评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公平国际货币体系，但胡锦涛却强调“美国货币政策会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保持美元流动性的合理稳定”，这是中国政府公开要求美国在货币政策上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对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委婉而含蓄的批评。在下一个10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持续追赶美国，中美之间的货币竞争也会超越简单的汇率之争，而进入到一个争取更大货币影响力的新阶段，因为只有货币影响力才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指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美在21世纪里的一次重要对话，胡锦涛的美国之行，既是对过去10年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系统总结，但更像是中美在经济领域新一轮合作与竞争的起点。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