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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技术可能不仅仅是无效的，实际上它有可能弊大于利。
英国提前大选的失误
保守党在英国的临时大选中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这证明政治专家、民意调查机构和预言家们再次失算。人们拿出各种理由解释几乎没人预料到的结果。比如，很多人指出，保守党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竞选不力，而民意调查机构的模型低估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
更好的解释来自心理学。如果专家花点精力关注有关临时选举的心理学理论，就可以预见到英国选举的结果。据纽约大学政治学家阿来斯塔尔·史密斯（Alastair Smith）的研究（他考察了1945年以来的英国大选民意调查数据和结果），首相提前举行选举的决定的效果常常适得其反。
特蕾莎·梅提前三年举行了大选，这似乎是一个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严重失策。她认定她在宣布举行大选时的群众支持率能够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前英国首相威尔逊在1970年5月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他试图利用工党的支持率。在随后的选战期间，工党支持率暴跌，保守党最终赢得630个议席中的330个。
类似的，1997年，法国前总统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结果左翼反对党赢得了巨大的优势。1998年，澳大利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2003年的一篇发表于《英国政治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论文中，史密斯指出，群众对要求提前举行大选的领导人的支持总是会在选举前夕逐渐消失。他的分析表明，领导人在要求提前举行大选时越是受欢迎，他在选战期间失去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美国大选的缺陷
根据一份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进行的未公布的“餐桌调查”（kitchen table survey）结果，在美国最大的本地工会中，占多数的西班牙裔中有95%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而不是她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最终却只有不到3%的工会成员真的准备去投票。其原因最终归结为经济因素。
对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来说，投票的成本实在太大。该成本包括不上班而损失的工资、往来于投票站的交通费，以及确保真实的身份证明（如驾照或护照）等。这反映出美国的一个大趋势，即美国穷人常常无法充分参与到美国的民主中。
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0美元的合格候选人只有不到一半投了票，而家庭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合格候选人的投票率为77%。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来自德莫斯智库（Demos）的报告指出，在年收入少于30000美元的家庭中，有68.5%的人并没有去投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数字技术是否有利于投票
针对上述问题，拿出的解决方案通常有着严重的缺陷。这些解决方案往往聚焦于数字技术，称数字技术能通过降低投票成本提高投票参与率。比如，移动应用被吹捧为提高选民投票率的手段：人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方便的形式投票，不管是在工作场所的休息室，还是在自己家里。
这个想法听起来非常诱人。爱沙尼亚被广泛认为是投票技术最领先的国家之一。早在2011年，其议会选举中就有近四分之一的投票是在网上投出的。
然而，很多人对这类技术对于投票参与率的实际影响仍持怀疑态度。尽管爱沙尼亚的在线投票率在2007年至2011年的选举中增加了近20%，但总投票率只增加了不到两个百分点（从61.9%增加到63.5%）。这表明在线投票可能只是促使积极参与的选民改变了投票方式，而没有鼓励更多选民参与投票。
投票技术可能不仅仅是无效的，实际上它有可能弊大于利。这类技术不但降低了选民的成本，也降低了国家的成本，使组织选举变得比以往更加容易。这里的风险在于，較低的成本将鼓励更频繁的选举和公投，从而降低政府的效率。
如今，全球经济增长萎靡不振，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政府效率就显得越发至关重要。美国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称，更高效的政府有助于减少贫困、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缓解环境破坏和打击腐败。
高效政府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具有长期思维。决策者必须致力于实现他们当选的政策目标。但他们也必须给予足够的政治空间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即使这意味着改变之前的政策承诺。
如果选举和公投不断，就无法找到选民在现实中的真正选择。相反，决策者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拿出取悦选民的短期成果，否则就要在民意测验中受到选票减少的惩罚。可能的结果是产生短视的日程，而且很容易受政治动机趋势而突然逆转，从而损害政治信誉和市场信心。
投票技术的黑暗面
公投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一形式是民主的典范，给予普通公民针对具体政策决定的直接话语权。但是，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投会破坏选民和他们委托代表公民制定政策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不幸的是，公投已经成为西方决策过程中越来越普遍的特征。英国在其整个历史上只进行过三次公投，其中两次是在过去六年进行的（另一次是在苏格兰）。法国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在不久前举行的法国大选中承诺，如果他当选就会举行两次公投，并建议法国需要至少五次公投。
选举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G20政治领导人的平均任期已经下降到3.7年的历史最低水平，而1946年的平均任期为6年。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导致了政府短期思维的兴盛。
投票技术是否真的刺激了选民参与程度还尚不清楚。清楚的是，如果这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可能会加剧破坏公共政策的趋势，包括政府提振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的能力。
减少贫困公民民主参与的壁垒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如果这些公民的利益也因此受到了损害，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良好意愿还会带来什么？
英国提前大选的失误
保守党在英国的临时大选中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这证明政治专家、民意调查机构和预言家们再次失算。人们拿出各种理由解释几乎没人预料到的结果。比如，很多人指出，保守党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竞选不力，而民意调查机构的模型低估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
更好的解释来自心理学。如果专家花点精力关注有关临时选举的心理学理论，就可以预见到英国选举的结果。据纽约大学政治学家阿来斯塔尔·史密斯（Alastair Smith）的研究（他考察了1945年以来的英国大选民意调查数据和结果），首相提前举行选举的决定的效果常常适得其反。
特蕾莎·梅提前三年举行了大选，这似乎是一个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严重失策。她认定她在宣布举行大选时的群众支持率能够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前英国首相威尔逊在1970年5月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他试图利用工党的支持率。在随后的选战期间，工党支持率暴跌，保守党最终赢得630个议席中的330个。
类似的，1997年，法国前总统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结果左翼反对党赢得了巨大的优势。1998年，澳大利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2003年的一篇发表于《英国政治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论文中，史密斯指出，群众对要求提前举行大选的领导人的支持总是会在选举前夕逐渐消失。他的分析表明，领导人在要求提前举行大选时越是受欢迎，他在选战期间失去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美国大选的缺陷
根据一份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进行的未公布的“餐桌调查”（kitchen table survey）结果，在美国最大的本地工会中，占多数的西班牙裔中有95%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而不是她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最终却只有不到3%的工会成员真的准备去投票。其原因最终归结为经济因素。
对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来说，投票的成本实在太大。该成本包括不上班而损失的工资、往来于投票站的交通费，以及确保真实的身份证明（如驾照或护照）等。这反映出美国的一个大趋势，即美国穷人常常无法充分参与到美国的民主中。
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0美元的合格候选人只有不到一半投了票，而家庭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合格候选人的投票率为77%。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来自德莫斯智库（Demos）的报告指出，在年收入少于30000美元的家庭中，有68.5%的人并没有去投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数字技术是否有利于投票
针对上述问题，拿出的解决方案通常有着严重的缺陷。这些解决方案往往聚焦于数字技术，称数字技术能通过降低投票成本提高投票参与率。比如，移动应用被吹捧为提高选民投票率的手段：人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方便的形式投票，不管是在工作场所的休息室，还是在自己家里。
这个想法听起来非常诱人。爱沙尼亚被广泛认为是投票技术最领先的国家之一。早在2011年，其议会选举中就有近四分之一的投票是在网上投出的。
然而，很多人对这类技术对于投票参与率的实际影响仍持怀疑态度。尽管爱沙尼亚的在线投票率在2007年至2011年的选举中增加了近20%，但总投票率只增加了不到两个百分点（从61.9%增加到63.5%）。这表明在线投票可能只是促使积极参与的选民改变了投票方式，而没有鼓励更多选民参与投票。
投票技术可能不仅仅是无效的，实际上它有可能弊大于利。这类技术不但降低了选民的成本，也降低了国家的成本，使组织选举变得比以往更加容易。这里的风险在于，較低的成本将鼓励更频繁的选举和公投，从而降低政府的效率。
如今，全球经济增长萎靡不振，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政府效率就显得越发至关重要。美国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称，更高效的政府有助于减少贫困、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缓解环境破坏和打击腐败。
高效政府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具有长期思维。决策者必须致力于实现他们当选的政策目标。但他们也必须给予足够的政治空间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即使这意味着改变之前的政策承诺。
如果选举和公投不断，就无法找到选民在现实中的真正选择。相反，决策者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拿出取悦选民的短期成果，否则就要在民意测验中受到选票减少的惩罚。可能的结果是产生短视的日程，而且很容易受政治动机趋势而突然逆转，从而损害政治信誉和市场信心。
投票技术的黑暗面
公投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一形式是民主的典范，给予普通公民针对具体政策决定的直接话语权。但是，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投会破坏选民和他们委托代表公民制定政策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不幸的是，公投已经成为西方决策过程中越来越普遍的特征。英国在其整个历史上只进行过三次公投，其中两次是在过去六年进行的（另一次是在苏格兰）。法国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在不久前举行的法国大选中承诺，如果他当选就会举行两次公投，并建议法国需要至少五次公投。
选举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G20政治领导人的平均任期已经下降到3.7年的历史最低水平，而1946年的平均任期为6年。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导致了政府短期思维的兴盛。
投票技术是否真的刺激了选民参与程度还尚不清楚。清楚的是，如果这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可能会加剧破坏公共政策的趋势，包括政府提振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的能力。
减少贫困公民民主参与的壁垒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如果这些公民的利益也因此受到了损害，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良好意愿还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