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由谈》是20世纪前期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报纸之一《申报》的副刊，创刊于1911年8月。民国初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对《申报》进行改革，由此也引发了《自由谈》的一场革新。
《自由谈》之前的主编多为市井文人，内容也多为不涉及社会意义的风月类小品或诗歌，20世纪30年代，它几乎成为蝴蝶鸳鸯派文人所把持的一块地盘。史量才要求《自由谈》“注重触及社会时事和生活现实的杂文、短论”，“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实际上，从陶行知为《申报》撰写了100多篇锋芒毕露的文字后，该报的姿态已经明显激进。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史量才更是旗帜鲜明地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内战，甚至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
从法国留学回来不久的黎烈文经人介绍，被史量才聘用，担任《申报·自由谈》主编。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到任，对《自由谈》展开了一场被茅盾称为“使进步者兴奋，落后者惊骇”的“轰动一时”的改革。
黎烈文打破蝴蝶鸳鸯派文人盘踞《自由谈》的现状，扩大这张副刊的作者队伍，接受各路作者不同风格和观念的创作。张资平等蝴蝶鸳鸯派文人依然可以发表作品，此外，郁达夫、叶圣陶、林语堂、老舍、沈从文、柳亚子、章太炎等人都成为《自由谈》的作者。而左翼作家如欧阳山、张天翼、章靳以、刘白羽、周而复、姚雪垠等，也时常在这里亮相，其中有些作家甚至可以说是从《自由谈》成名起家的。《自由谈》的面貌大有改观，内容更加丰富，体裁也日趋多样化，杂文、漫画、散文、随笔、速写、游记、书评等，都在《自由谈》上得到反映。
据粗略统计，从1932年12月到1933年2月的两三个月里，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的就达近百人之多。《自由谈》的作者之一唐弢也做过一个统计，革新后的《自由谈》上，大大小小的文化争论不下30个，这些争论反映了全社会新旧文化精神、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这类冲突与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茅盾也加入了《申报·自由谈》的作者队伍。
黎烈文一上任，就通过开明书店转信给茅盾约稿。茅盾也认为“左翼作家如能在这上海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阵地，无疑是个大胜利”。他在1932年年底给《申报·自由谈》写了第一篇文章《“自杀”与“被杀”》，此后直至1933年5月，他以每月6篇的数目向《自由谈》供稿，并多以19世纪20年代给报纸写短文时用过的“玄”为笔名。
1933年1月30日的《申报·自由谈》刊登了这样一段广告性文字：“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当日的《自由谈》上登出了何家干的第一篇文章《“逃”的合理化》，何家干不是别人，正是鲁迅新起的笔名。茅盾曾回忆说：“我说，黎烈文这人看起来还有点勇气，你那两篇杂文相当尖锐，他也敢登出来。鲁迅说，是呀，我们应该支持他，这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个阵地来！”
鲁迅和茅盾的杂文，在让《自由谈》的面目焕然一新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反应，进而为当局所不能容忍。1933年5月，两人的文章被一再扣压，为了守住这块阵地，他们不得不一再更换笔名。鲁迅在《自由谈》上署过38个笔名。
1933年5月 25日，黎烈文迫于压力，不得不在《自由谈》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即使是在“多谈风月”时期，鲁迅和茅盾依然在《自由谈》这块阵地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来针砭社会。茅盾回忆说：“我们不直接谈政治，但是，政治以外的社会问题，我们都要大谈特谈。” 鲁迅也说：“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 实际上鲁迅是利用“风月”作掩护，来策略地展开斗争。
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辞职，鲁迅在张梓生接编的《自由谈》上继续发表杂文。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共发表141篇杂文，《自由谈》也成为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里发表杂文最多的一块阵地，无论形式怎样变化，笔名怎样变化，编者怎样变化，鲁迅的文风和精神不变，这些文章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许广平曾对此做过一段生动的回忆：“听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也很高的。《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勿缺，稍微像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竞先报告，所以当时买旧东西货摊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
《申报·自由谈》的改革持续了两年多，后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被暗杀而停刊。茅盾后来对这场改革作了总结性的回顾：“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大书一笔。这不仅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块有很大影响的阵地，也不只是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意味着左联的作家们进一步突破了自设的禁锢，更大胆地运用了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还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
《自由谈》之前的主编多为市井文人，内容也多为不涉及社会意义的风月类小品或诗歌，20世纪30年代，它几乎成为蝴蝶鸳鸯派文人所把持的一块地盘。史量才要求《自由谈》“注重触及社会时事和生活现实的杂文、短论”，“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实际上，从陶行知为《申报》撰写了100多篇锋芒毕露的文字后，该报的姿态已经明显激进。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史量才更是旗帜鲜明地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内战，甚至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
从法国留学回来不久的黎烈文经人介绍，被史量才聘用，担任《申报·自由谈》主编。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到任，对《自由谈》展开了一场被茅盾称为“使进步者兴奋，落后者惊骇”的“轰动一时”的改革。
黎烈文打破蝴蝶鸳鸯派文人盘踞《自由谈》的现状，扩大这张副刊的作者队伍，接受各路作者不同风格和观念的创作。张资平等蝴蝶鸳鸯派文人依然可以发表作品，此外，郁达夫、叶圣陶、林语堂、老舍、沈从文、柳亚子、章太炎等人都成为《自由谈》的作者。而左翼作家如欧阳山、张天翼、章靳以、刘白羽、周而复、姚雪垠等，也时常在这里亮相，其中有些作家甚至可以说是从《自由谈》成名起家的。《自由谈》的面貌大有改观，内容更加丰富，体裁也日趋多样化，杂文、漫画、散文、随笔、速写、游记、书评等，都在《自由谈》上得到反映。
据粗略统计，从1932年12月到1933年2月的两三个月里，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的就达近百人之多。《自由谈》的作者之一唐弢也做过一个统计，革新后的《自由谈》上，大大小小的文化争论不下30个，这些争论反映了全社会新旧文化精神、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这类冲突与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茅盾也加入了《申报·自由谈》的作者队伍。
黎烈文一上任，就通过开明书店转信给茅盾约稿。茅盾也认为“左翼作家如能在这上海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阵地，无疑是个大胜利”。他在1932年年底给《申报·自由谈》写了第一篇文章《“自杀”与“被杀”》，此后直至1933年5月，他以每月6篇的数目向《自由谈》供稿，并多以19世纪20年代给报纸写短文时用过的“玄”为笔名。
1933年1月30日的《申报·自由谈》刊登了这样一段广告性文字：“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当日的《自由谈》上登出了何家干的第一篇文章《“逃”的合理化》，何家干不是别人，正是鲁迅新起的笔名。茅盾曾回忆说：“我说，黎烈文这人看起来还有点勇气，你那两篇杂文相当尖锐，他也敢登出来。鲁迅说，是呀，我们应该支持他，这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个阵地来！”
鲁迅和茅盾的杂文，在让《自由谈》的面目焕然一新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反应，进而为当局所不能容忍。1933年5月，两人的文章被一再扣压，为了守住这块阵地，他们不得不一再更换笔名。鲁迅在《自由谈》上署过38个笔名。
1933年5月 25日，黎烈文迫于压力，不得不在《自由谈》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即使是在“多谈风月”时期，鲁迅和茅盾依然在《自由谈》这块阵地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来针砭社会。茅盾回忆说：“我们不直接谈政治，但是，政治以外的社会问题，我们都要大谈特谈。” 鲁迅也说：“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 实际上鲁迅是利用“风月”作掩护，来策略地展开斗争。
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辞职，鲁迅在张梓生接编的《自由谈》上继续发表杂文。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共发表141篇杂文，《自由谈》也成为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里发表杂文最多的一块阵地，无论形式怎样变化，笔名怎样变化，编者怎样变化，鲁迅的文风和精神不变，这些文章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许广平曾对此做过一段生动的回忆：“听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也很高的。《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勿缺，稍微像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竞先报告，所以当时买旧东西货摊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
《申报·自由谈》的改革持续了两年多，后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被暗杀而停刊。茅盾后来对这场改革作了总结性的回顾：“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大书一笔。这不仅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块有很大影响的阵地，也不只是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意味着左联的作家们进一步突破了自设的禁锢，更大胆地运用了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还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