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明清以降，中国就奉行对官吏的“薄俸”之策，除非皇亲国戚，一个真正清廉的官员，靠那点菲薄的俸禄往往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海瑞，一直到死，其积蓄也只有近一个月的俸禄，白银十几两，还不够殓葬之资。有清一代，中下层官吏的“俸入无多”也是出了名的。咸丰年间，内阁学士袁希祖暴死，打开他的箱子，仅存银八两，同样不够大殓之资。但同时，朝廷又明文规定外快计入俸禄，给各级官吏留下了好大一块权力空间，允许他们自己找钱。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描述的不是官员的俸禄，而是权力所赋予他们的创收能力。
　　这种传统，甚至影响到今天。翻检当下正在实施的官员工资表，最高档次的公务员（政务员），每月的基本工资也就区区数千元，甚至不及普通白领，称之为“薄俸”当不为过。然而他们实际的生活质量，却远不是这点工资所能支撑的。一种非货币化的、极尽晦涩的、名为“待遇”的东西，作为对低薪制高官的补偿，长期以来与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并行不悖，并且形成了一个大头冲上的倒金字塔模式，上下之间、与底层民众之间，差距巨大。
　　记得前几年曾有某副省级政协主席面对记者公开示弱：按照现在的房价，凭我的工资也买不起房。
　　消息见报/上网，立刻群鸟炸林，唧唧喳喳争相附议，对着原本就已千夫所指的房价，万喙狂啄。
　　时任某省省长的原市委书记坐不住了，也通过媒体放话：有的领导住着二百多平米的房子，还说买不起房云云（见2007年3月12日《新民晚报》）。
　　矛头所向，再明白不过。
　　前任与后任的两位高官，各自在媒体上高调亮相，由习见的社会批评，递进到公开驳难，这种事在中国实属罕见，可喜可贺！有这样的先例破土，何愁社会主义民主长不成大树？
　　接下来双方都缄口了。他们肯定还在说，只是受众听不到罢了。个中的缘由不说大家也明白，从青苗长成大树是需要时间的，助长太切就变成拔苗了。
　　一个自称承受不起当下高房价的副省级市政协主席，其实已经住上了二百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这样敏感的事情一经挑破，当事人难免尴尬，有点像被人揭了老底；并且尴尬的不止一方，而是双方。大家彼此彼此，谁也犯不着五十步笑百步。
　　收入和消费明显脱节，症结其实就在于那个从来也不曾透明过的“待遇”。
　　因为“待遇”的存在，现实生活中高官的收入，其实是件说不清道不白的事，他们的生活质量根本无法以薪金来计量。或者说，他们所享有的工资含金量和普通民众是不一样的。
　　以住房为例，一个高等级公务人员居住的房屋，可能是二百、也可能是三百平方米，但他却只需象征性地掏出远低于市场价的一部分钱（其标准因人因地而异），就可以把豪宅收入私囊。这就是他们靠显在的货币工资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商品房，却能实实在在地享有高档住房的奥秘所在。至少到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们也还能买到仅占市价一个零头的“商品房”，连中低级别的公务员都跟着层级沾光，真是让人浩叹不已！
　　再换一个角度。哪怕收入再高的商界精英，也必须把供房、养车、医疗保健等费用计入开销，明明白白支出。而高官，即便货币化的显收入再低，此类开销却完全不必在乎，一律凭“待遇”埋单，用多用少，基本上稀里糊涂。此外，高官们的人情酬酢、日常社交、度假休闲，乃至周游世界，也都是可以依据一定的待遇标准，打入公款消费的。所以，他们听起来有限的那点工资，其实特别耐用。
　　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直到现在还奉行所谓“只给粮票，不给钞票”的薪给机制，即对行政事业单位规定发放额度，由你自己想办法创收找钱。以致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公务人员的实际收入，往往成倍或数倍于国家规定的工资表。“国标”沦为摆设，“外快”登堂入室。真正是“一年官位在，十万来得快”呀。
　　当我们的制度安排中长期保留以权力变现的“潜规则”，当无法纳入公众监督视野、透明度极低的“待遇”成为“公仆”们的依赖与追求时，所谓“薄俸”，无非是个幌子，除了能让我们重温古人养官那点破事外，对于促成官场的清正廉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大概帮不了什么忙。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档案与春秋》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