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三则与汽车相关的新闻：
　　11月26日，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大代表许茗雄酒后駕驶奔驰轿车，逆行撞翻一辆电动车，大骂伤者：“你这个穷人，还敢骑一辆破车来撞我!”
　　11月29日，成都，一名驾驶北京牌照别克轿车的男子与执勤交警发生争执，态度傲慢，并对交警喊：“拦我车，是干交警干腻了。”
　　12月4日，上海，一辆宝马轿车和一辆奔驰轿车在追逐中发生碰撞。事发后，两辆车上的人员互殴，奔驰车司机当场身亡。
　　这三则新闻中的汽车都不错，驾车人或是有钱的商人，或是有地位的人大代表，或是身份神秘之士，总之，从经济、政治结构角度看，他们算得上是精英。
　　然而，从文化角度看，这些精英都是泼皮流氓。当然，他们只算低等级的流氓型精英，高等级的流氓型精英动辄贪贿几亿，包养数十人。笔者在想，这类流氓型精英在整个精英群体中能占到多少比例？很难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该比例一定处于史无前例的水平。是的，中国社会的精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败坏，这正是当下社会严重失序的根源所在。
　　至少从尧舜时代开始，健全的华夏治理机制就是“君子之治”。《舜典》提出，以“乐”教“胄子”，即当时的精英具有下面的德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君子德行的科目。
　　华夏文明之自觉，始于君子养成之自觉。华夏文明为什么会走向君子之治的机制？可能与华夏天下之规模庞大有关。华夏天下的规模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难以想象的，这样的规模决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君子就是基层治理之中心，每个君子就构成一个治理中心。君子们通过联合，维系一个“和而不同”的天下共同体———它还具有强大的秩序扩展能力。
　　秦攻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试验了一种新方法：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统治每一个人，结果迅速失败。这与交通、经济、政治控制技术等的效率无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第二次尝试这种统治模式，同样失灵。董仲舒、汉武帝之后，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复，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尝试之前。
　　实际上，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以政府强制执行刑罚、人们对刑罚的恐惧维持秩序，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精英与被统治者是敌对关系。由此，人性之恶也就迅速成长，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漏洞，维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于无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机制中，君子依靠人们的信赖而享有软性的治理权威，由此，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就像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治理的成本比较低廉，而且，这种治理经常是以大众的同意和参与为前提进行的。当然，这种治理正常运转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节制，给社会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间；第二，有一个健全的君子群体分散在基层社会方方面面。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无所不在的权力让社会丧失自治空间；君子也就不复存在。
　　近二十年，这个单一权力中心统治体系之外，成长出一些商业、社会精英。但是，他们远不是君子，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有钱的流氓而已，高度商业化的权力精英也在其中。在当代中国，金钱系统地制造了心理上、社会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的混乱，十有八九是这些掌权、有钱而没有德行的精英造成的：他们制造毒奶粉；他们进行暴力拆迁；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破坏交通秩序；他们滥用权力，他们也滥用金钱；他们以末日心态横行于国中，因为他们已经移民或者准备移民。
　　中国社会要好一点，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驯服精英，将其中一部分养成君子。君子之治的突出特征是，它是多中心、自下而上地构建秩序的。一个个分散的君子完全可以在不合理的大环境中，治理好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村庄，一个NGO。而只要养成一批君子，大范围的制度变革就能获得有力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