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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顾拧真、拖板子、噶骨里、箱地、做席子……” 近期，一则南昌方言版婆婆教孙子看图识字的漫画爆红网络，由此引发了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你愿意让家里的老人教孩子方言吗？记者对家长随机做了调查，有些家长表示，爷爷奶奶教方言是好事，也是一种地方文化的传承；也有部分家长担忧，孩子学会了方言，以后普通话学得不标准，影响正常交流。
（11月23日《江南都市报》）
在国家大力倡导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该何去何从？普通话和方言是否“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呢？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地理环境差异极大，因此存在多种方言。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的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现在一般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七大方言中有六个在我国南方，各种方言之间差别很大，不同方言之间交流非常困难。因此，推广普通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的确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推广普通话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了政府工作日程。1955年10月，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同时强调少数民族有充分选择自己语言的自由。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写入宪法。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推广普通话，不仅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增进人们相互间的交流，还促进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革新，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普通话，我们会面临多少交流障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或许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推广普通话是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历史选择。
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普及，尤其是年轻一代大多愿意选择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最珍贵的本土方言正被人们渐渐遗忘或面临“失传”。
在学校，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虽然或多或少掌握一些本土方言，但由于学校的用语要求和采用普通话教学，加上普通话交流便利，学生大多没有机会说方言，很自然就失去了方言使用的语言环境。在家庭，许多在“推普”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母一辈，已慢慢地习惯了用普通话交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更愿意使用普通话。父母说什么样的话，孩子无形中也会跟着说什么样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孩子也不会说方言了。现在，无论大街小巷，还是在餐馆、公园等，很多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几乎都在使用普通话。不少孩子讲本地话时常掺杂进大量普通话，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于是便有了“南普”（南宁普通话）、“粤普”（广东普通话）等。
按理说，农村本来讲方言最为流行，然而近年来这种状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由于农村小学撤并，许多农村孩子不得不到更远的乡镇或者县城寄宿上学，这些孩子远离父辈爷辈，更多的是跟同龄孩子和老师生活在一起，加上学校要求说普通话，渐渐地，孩子们无形中学会了比较流利的普通话。当这些孩子回到农村，尽管他们还能听懂长辈说的本地话，但是一开口就会习惯说普通话，语言模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不得不引起方言“失传”的忧虑。
在普通话和方言的“较量”中，方言日渐式微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对孩子的教育而言，是该教方言还是普通话，有些家长陷入烦恼：一方面，学校要求孩子说普通话，工作后也都是用普通话交流；另一方面，如果孩子不会用方言与长辈交流，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家庭亲情的传达。
在一些人看来，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我国的地域文化，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在一定地域内，方言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加强对家乡的认同感。一些人则表示，应当取消或摒弃方言，全面推广普通话。他们认为，全国各地方言众多，不同方言间交流不便，影响到各地之间互通有无，最终不利于经济发展。
然而，作为原生态的语言，方言是不能被禁止或取消的。方言是语言的土壤，也是普通话根植的土壤。方言中有许多生动鲜活的东西，是普通话无法替代的。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中就融入了许多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如《红楼梦》里的“促狭鬼”就是江南方言里的词汇，按方言应该念成“cuo（入声）ka（入声）ju”，它的意思江南人都懂，普通话却很难翻译。可是在电视剧里按普通话正音一念，不但北方人不懂，连江南人也听不懂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又如，当年以沪语拍成的电视剧《孽债》，在央视播出时改成普通话，也让原来生动有趣的语言打了个很大的折扣。
如果说地方文化艺术是“血肉”的话，那么方言无疑就是支撑它们的“骨架”。东北的二人转，四川的方言小品，乃至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其实都是方言文化走向大众并广受欢迎的明证。试想，如果没有了扎根乡土的方言，很多艺术形式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精湛的地方艺术也将无法散发它们的芳香，并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事实上，普通话与方言并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对立关系。恰恰相反，同样是语言，而且是同宗同源的语言，方言和普通话之间非但不相斥，而且还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诸多关联。现实中，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和播音员们，他们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堪称全国翘楚，但在台下，很多主持人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可见，说方言并没有影响到他们说普通话的水准。
面对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立”，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陈章太表示：“中国政府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指出，方言将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并要对方言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著名语言学家、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怡也指出：“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从来就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相反，二者是互补共荣的。”
那么，如何在普通话和方言两者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一些专家给普通话和方言进行了“分工”：普通话可作为工作语言、正式语言，在教育、宣传、公务活动和公共交际中使用；方言可作为生活语言，对普通话起一定的补充作用。
其实，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为的是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国家推广普通话，要求的是民众在该说普通话的场合说普通话，但私底下或其他场合的交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近年来，在对方言的保护方面，部分地区做出了探索。如江苏苏州开展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上海启动了“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并在初中语文拓展课程教材中收录上海方言；福建厦门市政府专门发文，明确表示要注重闽南方言环境的修复，提倡青少年讲闽南语，推进闽南文化进校园，部分学校还进行了试点教学，学生唱闽南童谣，用闽南语背唐诗，做起了闽南旧时的游戏。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在保护方言方面也应做出努力。比如，在儿童教育阶段，可以试点开展本土方言教育体验活动，教师在特定场合用本土方言与孩子交流，增加幼儿听说方言的实践机会；在大学教育阶段，可以试点开设方言选修课和成立方言社团，引导学生关注方言文化，为今后方言保护和研究打下基础。
综上，我们应当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努力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本地域的方言文化。只有“双语”结合，才能让中华民族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
（综合《人民日报》《职业技术教育》《新民晚报》《潇湘晨报》、中国网等）
（责编 谢宗军）
（11月23日《江南都市报》）
在国家大力倡导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该何去何从？普通话和方言是否“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呢？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地理环境差异极大，因此存在多种方言。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的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现在一般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七大方言中有六个在我国南方，各种方言之间差别很大，不同方言之间交流非常困难。因此，推广普通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的确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推广普通话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了政府工作日程。1955年10月，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同时强调少数民族有充分选择自己语言的自由。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写入宪法。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推广普通话，不仅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增进人们相互间的交流，还促进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革新，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普通话，我们会面临多少交流障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或许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推广普通话是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历史选择。
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普及，尤其是年轻一代大多愿意选择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最珍贵的本土方言正被人们渐渐遗忘或面临“失传”。
在学校，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虽然或多或少掌握一些本土方言，但由于学校的用语要求和采用普通话教学，加上普通话交流便利，学生大多没有机会说方言，很自然就失去了方言使用的语言环境。在家庭，许多在“推普”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母一辈，已慢慢地习惯了用普通话交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更愿意使用普通话。父母说什么样的话，孩子无形中也会跟着说什么样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孩子也不会说方言了。现在，无论大街小巷，还是在餐馆、公园等，很多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几乎都在使用普通话。不少孩子讲本地话时常掺杂进大量普通话，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于是便有了“南普”（南宁普通话）、“粤普”（广东普通话）等。
按理说，农村本来讲方言最为流行，然而近年来这种状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由于农村小学撤并，许多农村孩子不得不到更远的乡镇或者县城寄宿上学，这些孩子远离父辈爷辈，更多的是跟同龄孩子和老师生活在一起，加上学校要求说普通话，渐渐地，孩子们无形中学会了比较流利的普通话。当这些孩子回到农村，尽管他们还能听懂长辈说的本地话，但是一开口就会习惯说普通话，语言模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不得不引起方言“失传”的忧虑。
在普通话和方言的“较量”中，方言日渐式微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对孩子的教育而言，是该教方言还是普通话，有些家长陷入烦恼：一方面，学校要求孩子说普通话，工作后也都是用普通话交流；另一方面，如果孩子不会用方言与长辈交流，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家庭亲情的传达。
在一些人看来，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我国的地域文化，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在一定地域内，方言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加强对家乡的认同感。一些人则表示，应当取消或摒弃方言，全面推广普通话。他们认为，全国各地方言众多，不同方言间交流不便，影响到各地之间互通有无，最终不利于经济发展。
然而，作为原生态的语言，方言是不能被禁止或取消的。方言是语言的土壤，也是普通话根植的土壤。方言中有许多生动鲜活的东西，是普通话无法替代的。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中就融入了许多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如《红楼梦》里的“促狭鬼”就是江南方言里的词汇，按方言应该念成“cuo（入声）ka（入声）ju”，它的意思江南人都懂，普通话却很难翻译。可是在电视剧里按普通话正音一念，不但北方人不懂，连江南人也听不懂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又如，当年以沪语拍成的电视剧《孽债》，在央视播出时改成普通话，也让原来生动有趣的语言打了个很大的折扣。
如果说地方文化艺术是“血肉”的话，那么方言无疑就是支撑它们的“骨架”。东北的二人转，四川的方言小品，乃至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其实都是方言文化走向大众并广受欢迎的明证。试想，如果没有了扎根乡土的方言，很多艺术形式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精湛的地方艺术也将无法散发它们的芳香，并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事实上，普通话与方言并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对立关系。恰恰相反，同样是语言，而且是同宗同源的语言，方言和普通话之间非但不相斥，而且还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诸多关联。现实中，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和播音员们，他们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堪称全国翘楚，但在台下，很多主持人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可见，说方言并没有影响到他们说普通话的水准。
面对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立”，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陈章太表示：“中国政府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指出，方言将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并要对方言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著名语言学家、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怡也指出：“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从来就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相反，二者是互补共荣的。”
那么，如何在普通话和方言两者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一些专家给普通话和方言进行了“分工”：普通话可作为工作语言、正式语言，在教育、宣传、公务活动和公共交际中使用；方言可作为生活语言，对普通话起一定的补充作用。
其实，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为的是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国家推广普通话，要求的是民众在该说普通话的场合说普通话，但私底下或其他场合的交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近年来，在对方言的保护方面，部分地区做出了探索。如江苏苏州开展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上海启动了“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并在初中语文拓展课程教材中收录上海方言；福建厦门市政府专门发文，明确表示要注重闽南方言环境的修复，提倡青少年讲闽南语，推进闽南文化进校园，部分学校还进行了试点教学，学生唱闽南童谣，用闽南语背唐诗，做起了闽南旧时的游戏。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在保护方言方面也应做出努力。比如，在儿童教育阶段，可以试点开展本土方言教育体验活动，教师在特定场合用本土方言与孩子交流，增加幼儿听说方言的实践机会；在大学教育阶段，可以试点开设方言选修课和成立方言社团，引导学生关注方言文化，为今后方言保护和研究打下基础。
综上，我们应当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努力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本地域的方言文化。只有“双语”结合，才能让中华民族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
（综合《人民日报》《职业技术教育》《新民晚报》《潇湘晨报》、中国网等）
（责编 谢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