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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杨周翰的《欧洲文学史》、朱维之的《外国文学史》之后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又一块里程碑。其主要特色有：在外国文学史发展的他律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上，突出政治—经济—文化之综合而又多角度的视角，尤其重视文化因素的分析。对不同风格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作品用不同的方法予以剖析，形成多角度变换的评价格局。注重作品的审美分析，加强文学史编写的理论深度。重视结构框架和编排体例的创新。该文学史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教材；郑克鲁；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学界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首先是杨周翰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它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一块里程碑。朱维之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影响，开辟了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新局面，因而在较长时间里可谓独树一帜，广受读者青睐。由郑克鲁先生主编、被列为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成型于21世纪之交，是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外国文学史教材[1][2]。它在吸收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编写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从而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超越，可谓是新中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文学史成因阐释：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
文学史撰写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然而，如何有效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如何在外国文学史研究与教材编写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总体上是一种社会学、历史学的文艺观，它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文学史现象，认为文学的发展演变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但是，以往的一些外国文学史编撰者对这一原理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机械化。他们在阐述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产生与演变的原因时，大多只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单一地、直线式地加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也就往往與社会发展史同步，对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评价差不多是使用同一个尺度。这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本质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相符。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经济对文学艺术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主要是从根本的和终极意义上来说的。但是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往往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唯一的，在经济与文学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环节，其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文学史》注意从诸多中介环节探讨外国文学史演变的他律性问题，并特别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文学史》安排了四篇“导论”。在欧美文学部分，上、中、下编各有一篇“导论”。这三篇“导论”从深层阐释了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或人学母题，而阐述的切入点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哲学背景。与东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而深刻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对人的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而文学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直接影响的，因此，西方文学自然就有其深层的人性意蕴和人文同涵。《文学史》在论述西方文学的“两希”源头时指出：“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蕴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上册第4页）而“希伯来文化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在这种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古希腊文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其文化内质是理性型的，体现的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上册第7页）这两种“异质文化”在文艺复兴这一文化转型时期冲撞与融合之后，形成了欧洲近代文学重要的生命价值之追寻的人文模式。三篇“导论”以文化传统为切入点，阐述西方文学人学母题和人文观念的演变，既使整个欧美文学史的描述有了贯穿始终的红线，又深层次地把握住了西方文学注重人的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本质特征；既揭示了西方文学发展演变的一面，又揭示了其人文传统继承、延续的一面。
东方文学部分的“导论”，则从东方文化意识中的“东方精神”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展开论述。《文学史》认为，由于“东方社会在地理、心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导致了东方文化意识中一种较为普遍的‘东方精神’得以形成，它具体表现在东方的认知文化、价值文化和审美文化等三个方面。而东方文化则是表征这一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下册第231页）”。至于“东方审美文化精神统驭下的东方各族审美情趣的差异性，成为表征整个‘东方精神’最丰富最形象的重要层面（下册第237页）”，《文学史》从东方文化精神入手分析东方文学特征，既深刻又别开生面。
当然，《文学史》并没有忽视社会政治变革、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对文学的发展是根本性的。就以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而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关键性因素。”[3]因此，在每一章的“概述”中，都有对某一时期文学思潮演变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介绍与分析。这些介绍是宏观的、简略的，而且文化成因的分析在“概述”中依然占重要位置。例如在讲到中世纪文学的成因时，指出了“欧洲中世纪文学是欧洲多种文明与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首先体现在众多蛮族部落各自文化的融合”上（上册第46页），其次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与交融上，第三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融合”上（上册第47页）。正是在上述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成了独具特色的中世纪新质文化与文学。又如，在讲到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时，既分析了社会历史原因，又重点分析了文化动因，指出“诸种文化的融合、碰撞是导致文艺复兴文化产生的直接的原因”（上册第69页），这自然赋予了人文主义文学“鲜明的新质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学品格”（上册第70页）。 在外国文学史发展的他律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上，政治—经济—文化成为综合而又多角度的视角，而如此重视文化成因的分析则是以往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少有的。
二、作家作品评析：多层次、多角度变换
曾几何时，我国文学界十分尊崇“现实主义”，对它的“独尊”，很长时期影响着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这在杨周翰和朱维之的文学史里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独尊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和作品肯定过多；第二，用现实主义创作标准和美学原则削足适履地评判一切文学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
当人们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基本的或唯一的标准时，所有作品都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这个统一法则面前得到“人人平等”的评价。于是，文学=现实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众多世界文学名著的艺术个性、艺术魅力都被抹杀了。一部原本应该内容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学史，成了整齐划一的社会学历史学化的概念式教科书。对此，《文学史》更新观念，通过变换作家作品评析的角度与方法予以改进，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评判文学思潮流派不搞现实主义独尊。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流派有各自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因而也有其特定的美学原则和艺术特征，有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文学史》对非现实主义文学现象能客观地予以评价。如对19世纪浪漫主义这个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史》在“概述”中并不以现实主义的那种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广阔性标准去苛求它，而是着重分析它在人类情感世界、对自然纯真的人的心灵的展示、对自然风光的精细描绘等方面所做出的空前成就，从而客观全面地发掘出它的特征与艺术价值。可以说，以往我国的任何一部外国文学史教材，都未曾如此全面深入地发掘出浪漫主义文学的独特个性。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流派的评价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2）注重对作品深层意蕴的开掘。“再现”或“反映”现实生活，这当然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文学对世界的把握是经由作家主体审美评判后的一种审美把握，因此文学对世界的描述有反映和再现，也有象征和表现，作品中有表层的内容，也有深层的意蕴。我们完全应该根据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同作品的特点从表层或深层，从社会学、历史学或哲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进行闡释。《文学史》在作品评析时就作了多角度的开掘。如对《浮士德》思想内容的分析，就指出歌德用象征（而不是“再现”或“反映”）手法表述了三层次的内容，还指出浮士德形象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哲学、道德伦理和社会学三个层面的内涵。又如，对麦尔维尔《白鲸》的分析也从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次（表层）是“社会意义”；第二层次是“特殊的宗教意义”；第三层是“复杂的象征意义”。这“复杂的象征意义”，正是“小说的永久的魅力以及它那超越时空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3）在艺术评析方法上努力引进各种文学批评新观念与新方法。一部外国文学史，涉及众多的作家作品，众多作品的独特性构成了世界文学大花园的多姿多彩。这里，评析方法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在分析狄更斯小说时，《文学史》运用了现代叙事学方法，指出“狄更斯小说的典型结构是多元整一。所谓多元，是由一定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组成的一个具有内在自足性和内在独立性的故事”（上册第28页）。《双城记》“采用典型的多元整一结构，严谨有序。小说由5个叙事单元组成”（上册第292页）。在“巴尔扎克”一节中，也较好地运用了叙事学方法。在分析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时，《文学史》运用了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指出“神话模式”是福克纳创作《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所用的另一种方法。“所谓‘神话模式’，就是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时，有意识地使其故事、人物、结构，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平行发展。……福克纳运用这样的神话模式手法，除了给他的作品增添一层反讽色彩外，也有使他的故事从日常琐事中突破出来，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的意思。”（下册第183页）在分析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时，《文学史》又引进了文体学方法。
由于《文学史》对不同风格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作品能以与之相应的不同方法予以剖析，在评析方法上基本形成了多角度变换与选择的格局，从而使作家作品的分析避免了以往文学史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弊病。
三、审美评析与文学史编写的理论深度
外国文学史的变化纷繁复杂，众多的名著本身内涵深刻，美学意蕴丰富。而以往许多文学史的介绍与分析却除了上文所说的评析方法的单一化倾向外，还存在着不注重美学意蕴之深刻阐释的现象，对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常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尾巴”。《文学史》则力戒这种简单化现象。上文所述的评析方法的多角度变换，本身就是加强艺术分析理论深度的一个有效方法。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学史》还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对审美评析之理论深度的追求。
（1）在每章的“概述”中，对某一文学思潮或某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作理论归纳，指出各自的特殊成因、独特个性以及在文学史和文化史链条上的作用与地位。如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概述中，在总结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观念上的三大特征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归纳了它在艺术上和美学上的四大特征。这些阐述全面深入，是超过以前的外国文学教材的。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分析也是如此。
（2）对列专节介绍的每位作家，都对其艺术个性有全面的分析。《文学史》列专节介绍的作家共67位。在每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的介绍中，都力图从各自的创作个性入手，归纳其总体美学思想、创作风格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如在“巴尔扎克”一节中，执笔者先是从六个方面归纳出这位现实主义奠基者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然后详尽地分析了他在典型塑造上的特殊理论、方法与成就，分析了他在小说结构和叙述方面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些分析不仅有理论深度，而且有学术新意。
（3）对每一位列为专节介绍的作家的代表作，都有约占该作品分析四分之一的篇幅作艺术特色的分析。《文学史》力图改变艺术分析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尾巴”的现象，因而努力在重点作品的艺术分析上下功夫。如对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安娜·卡列尼娜》的分析，紧紧围绕其心理描写技巧从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对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风格作了透彻剖析，使读者能抓住其小说的艺术个性。 四、结构框架与编排体例的创新
（1）《文学史》突破了传统外国文学史的框架，把重点从“古典”移到了现代。正如《文学史》“前言”所指出的，“本教材采用了厚今薄古原则。‘今’指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文学”。《文学史》把欧美文学分为三编，“上编”包括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文学；“中编”是19世纪文学；“下编”是20世纪文学。每编在篇幅上各占三分之一，从而使编写的重心移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安排，既兼顾了古典文学，又突出了现当代文学；既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又合乎目前我国文学界和青年学生对外国文学接受、期待与借鉴的需求。
（2）在编写体例上，以思潮流派和文化圈为线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部外国文学史，由于时间跨度大，包容的国家、作家和作品庞杂，如何有条不紊地编排，是很棘手的问题。《文学史》在处理欧美文学史过程中，考虑其文化传统的统一性和文学思潮流变的规律性，便以文学思潮的递变为纵轴，以国家和地区为横轴进行编排，从而显得重点突出、线索明晰、有高度的概括性，特别适合于教学操作和学生掌握。至于亚非文学，考虑到它是不同文化圈内的文学的总和，思潮流派的演变不像欧美文学那样有规则，因而采用以文化圈为框架，以时间为纵轴的编排方法。
当然，《文学史》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取得了明显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在文学史演变的他律性问题上，虽然重视影响文学发展的中介因素，诸如文化、科学、哲学、社会心理等的作用，但这些因素如何同经济、社会、政治因素一起多角度、多层次和综合地影响文学？这方面的研究尚欠深入。又如，《文学史》虽然开创了艺术评析方法的多角度变换的基本格局，但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的面还欠宽广，少数章节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方法上都还显得过于陈旧。再如，
《文學史》在整体上理论深度较强，但由于执笔人过多，就出现了不平衡现象，个别章节尚未体现全书总体的编写意图。
参考文献：
[1] 郑克鲁等.外国文学史（第三版）（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郑克鲁等.外国文学史（第三版）（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 蒋承勇.19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2）：5-11.
（本文为庆贺郑克鲁先生八十寿诞而作）
[责任编辑：陈立民]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教材；郑克鲁；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学界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首先是杨周翰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它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一块里程碑。朱维之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影响，开辟了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新局面，因而在较长时间里可谓独树一帜，广受读者青睐。由郑克鲁先生主编、被列为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成型于21世纪之交，是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外国文学史教材[1][2]。它在吸收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编写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从而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超越，可谓是新中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文学史成因阐释：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
文学史撰写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然而，如何有效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如何在外国文学史研究与教材编写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总体上是一种社会学、历史学的文艺观，它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文学史现象，认为文学的发展演变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但是，以往的一些外国文学史编撰者对这一原理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机械化。他们在阐述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产生与演变的原因时，大多只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单一地、直线式地加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也就往往與社会发展史同步，对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评价差不多是使用同一个尺度。这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本质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相符。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经济对文学艺术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主要是从根本的和终极意义上来说的。但是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往往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唯一的，在经济与文学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环节，其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文学史》注意从诸多中介环节探讨外国文学史演变的他律性问题，并特别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文学史》安排了四篇“导论”。在欧美文学部分，上、中、下编各有一篇“导论”。这三篇“导论”从深层阐释了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或人学母题，而阐述的切入点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哲学背景。与东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而深刻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对人的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而文学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直接影响的，因此，西方文学自然就有其深层的人性意蕴和人文同涵。《文学史》在论述西方文学的“两希”源头时指出：“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蕴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上册第4页）而“希伯来文化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在这种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古希腊文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其文化内质是理性型的，体现的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上册第7页）这两种“异质文化”在文艺复兴这一文化转型时期冲撞与融合之后，形成了欧洲近代文学重要的生命价值之追寻的人文模式。三篇“导论”以文化传统为切入点，阐述西方文学人学母题和人文观念的演变，既使整个欧美文学史的描述有了贯穿始终的红线，又深层次地把握住了西方文学注重人的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本质特征；既揭示了西方文学发展演变的一面，又揭示了其人文传统继承、延续的一面。
东方文学部分的“导论”，则从东方文化意识中的“东方精神”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展开论述。《文学史》认为，由于“东方社会在地理、心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导致了东方文化意识中一种较为普遍的‘东方精神’得以形成，它具体表现在东方的认知文化、价值文化和审美文化等三个方面。而东方文化则是表征这一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下册第231页）”。至于“东方审美文化精神统驭下的东方各族审美情趣的差异性，成为表征整个‘东方精神’最丰富最形象的重要层面（下册第237页）”，《文学史》从东方文化精神入手分析东方文学特征，既深刻又别开生面。
当然，《文学史》并没有忽视社会政治变革、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对文学的发展是根本性的。就以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而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关键性因素。”[3]因此，在每一章的“概述”中，都有对某一时期文学思潮演变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介绍与分析。这些介绍是宏观的、简略的，而且文化成因的分析在“概述”中依然占重要位置。例如在讲到中世纪文学的成因时，指出了“欧洲中世纪文学是欧洲多种文明与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首先体现在众多蛮族部落各自文化的融合”上（上册第46页），其次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与交融上，第三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融合”上（上册第47页）。正是在上述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成了独具特色的中世纪新质文化与文学。又如，在讲到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时，既分析了社会历史原因，又重点分析了文化动因，指出“诸种文化的融合、碰撞是导致文艺复兴文化产生的直接的原因”（上册第69页），这自然赋予了人文主义文学“鲜明的新质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学品格”（上册第70页）。 在外国文学史发展的他律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上，政治—经济—文化成为综合而又多角度的视角，而如此重视文化成因的分析则是以往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少有的。
二、作家作品评析：多层次、多角度变换
曾几何时，我国文学界十分尊崇“现实主义”，对它的“独尊”，很长时期影响着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这在杨周翰和朱维之的文学史里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独尊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和作品肯定过多；第二，用现实主义创作标准和美学原则削足适履地评判一切文学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
当人们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基本的或唯一的标准时，所有作品都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这个统一法则面前得到“人人平等”的评价。于是，文学=现实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众多世界文学名著的艺术个性、艺术魅力都被抹杀了。一部原本应该内容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学史，成了整齐划一的社会学历史学化的概念式教科书。对此，《文学史》更新观念，通过变换作家作品评析的角度与方法予以改进，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评判文学思潮流派不搞现实主义独尊。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流派有各自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因而也有其特定的美学原则和艺术特征，有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文学史》对非现实主义文学现象能客观地予以评价。如对19世纪浪漫主义这个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史》在“概述”中并不以现实主义的那种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广阔性标准去苛求它，而是着重分析它在人类情感世界、对自然纯真的人的心灵的展示、对自然风光的精细描绘等方面所做出的空前成就，从而客观全面地发掘出它的特征与艺术价值。可以说，以往我国的任何一部外国文学史教材，都未曾如此全面深入地发掘出浪漫主义文学的独特个性。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流派的评价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2）注重对作品深层意蕴的开掘。“再现”或“反映”现实生活，这当然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文学对世界的把握是经由作家主体审美评判后的一种审美把握，因此文学对世界的描述有反映和再现，也有象征和表现，作品中有表层的内容，也有深层的意蕴。我们完全应该根据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同作品的特点从表层或深层，从社会学、历史学或哲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进行闡释。《文学史》在作品评析时就作了多角度的开掘。如对《浮士德》思想内容的分析，就指出歌德用象征（而不是“再现”或“反映”）手法表述了三层次的内容，还指出浮士德形象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哲学、道德伦理和社会学三个层面的内涵。又如，对麦尔维尔《白鲸》的分析也从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次（表层）是“社会意义”；第二层次是“特殊的宗教意义”；第三层是“复杂的象征意义”。这“复杂的象征意义”，正是“小说的永久的魅力以及它那超越时空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3）在艺术评析方法上努力引进各种文学批评新观念与新方法。一部外国文学史，涉及众多的作家作品，众多作品的独特性构成了世界文学大花园的多姿多彩。这里，评析方法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在分析狄更斯小说时，《文学史》运用了现代叙事学方法，指出“狄更斯小说的典型结构是多元整一。所谓多元，是由一定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组成的一个具有内在自足性和内在独立性的故事”（上册第28页）。《双城记》“采用典型的多元整一结构，严谨有序。小说由5个叙事单元组成”（上册第292页）。在“巴尔扎克”一节中，也较好地运用了叙事学方法。在分析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时，《文学史》运用了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指出“神话模式”是福克纳创作《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所用的另一种方法。“所谓‘神话模式’，就是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时，有意识地使其故事、人物、结构，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平行发展。……福克纳运用这样的神话模式手法，除了给他的作品增添一层反讽色彩外，也有使他的故事从日常琐事中突破出来，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的意思。”（下册第183页）在分析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时，《文学史》又引进了文体学方法。
由于《文学史》对不同风格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作品能以与之相应的不同方法予以剖析，在评析方法上基本形成了多角度变换与选择的格局，从而使作家作品的分析避免了以往文学史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弊病。
三、审美评析与文学史编写的理论深度
外国文学史的变化纷繁复杂，众多的名著本身内涵深刻，美学意蕴丰富。而以往许多文学史的介绍与分析却除了上文所说的评析方法的单一化倾向外，还存在着不注重美学意蕴之深刻阐释的现象，对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常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尾巴”。《文学史》则力戒这种简单化现象。上文所述的评析方法的多角度变换，本身就是加强艺术分析理论深度的一个有效方法。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学史》还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对审美评析之理论深度的追求。
（1）在每章的“概述”中，对某一文学思潮或某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作理论归纳，指出各自的特殊成因、独特个性以及在文学史和文化史链条上的作用与地位。如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概述中，在总结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观念上的三大特征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归纳了它在艺术上和美学上的四大特征。这些阐述全面深入，是超过以前的外国文学教材的。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分析也是如此。
（2）对列专节介绍的每位作家，都对其艺术个性有全面的分析。《文学史》列专节介绍的作家共67位。在每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的介绍中，都力图从各自的创作个性入手，归纳其总体美学思想、创作风格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如在“巴尔扎克”一节中，执笔者先是从六个方面归纳出这位现实主义奠基者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然后详尽地分析了他在典型塑造上的特殊理论、方法与成就，分析了他在小说结构和叙述方面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些分析不仅有理论深度，而且有学术新意。
（3）对每一位列为专节介绍的作家的代表作，都有约占该作品分析四分之一的篇幅作艺术特色的分析。《文学史》力图改变艺术分析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尾巴”的现象，因而努力在重点作品的艺术分析上下功夫。如对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安娜·卡列尼娜》的分析，紧紧围绕其心理描写技巧从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对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风格作了透彻剖析，使读者能抓住其小说的艺术个性。 四、结构框架与编排体例的创新
（1）《文学史》突破了传统外国文学史的框架，把重点从“古典”移到了现代。正如《文学史》“前言”所指出的，“本教材采用了厚今薄古原则。‘今’指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文学”。《文学史》把欧美文学分为三编，“上编”包括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文学；“中编”是19世纪文学；“下编”是20世纪文学。每编在篇幅上各占三分之一，从而使编写的重心移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安排，既兼顾了古典文学，又突出了现当代文学；既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又合乎目前我国文学界和青年学生对外国文学接受、期待与借鉴的需求。
（2）在编写体例上，以思潮流派和文化圈为线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部外国文学史，由于时间跨度大，包容的国家、作家和作品庞杂，如何有条不紊地编排，是很棘手的问题。《文学史》在处理欧美文学史过程中，考虑其文化传统的统一性和文学思潮流变的规律性，便以文学思潮的递变为纵轴，以国家和地区为横轴进行编排，从而显得重点突出、线索明晰、有高度的概括性，特别适合于教学操作和学生掌握。至于亚非文学，考虑到它是不同文化圈内的文学的总和，思潮流派的演变不像欧美文学那样有规则，因而采用以文化圈为框架，以时间为纵轴的编排方法。
当然，《文学史》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取得了明显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在文学史演变的他律性问题上，虽然重视影响文学发展的中介因素，诸如文化、科学、哲学、社会心理等的作用，但这些因素如何同经济、社会、政治因素一起多角度、多层次和综合地影响文学？这方面的研究尚欠深入。又如，《文学史》虽然开创了艺术评析方法的多角度变换的基本格局，但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的面还欠宽广，少数章节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方法上都还显得过于陈旧。再如，
《文學史》在整体上理论深度较强，但由于执笔人过多，就出现了不平衡现象，个别章节尚未体现全书总体的编写意图。
参考文献：
[1] 郑克鲁等.外国文学史（第三版）（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郑克鲁等.外国文学史（第三版）（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 蒋承勇.19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2）：5-11.
（本文为庆贺郑克鲁先生八十寿诞而作）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