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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绵篪镇板桥村，远远望去，一大片帐篷群几乎看不到缝隙。
板桥村是汶川县居民紧急避险的临时居住地，在这里，帐篷与帐篷的前后距离只有10厘米宽，最密处，帐篷与帐篷几乎紧紧贴着。
6月中下旬，为了躲避暴雨可能导致的滑坡和泥石流，整个龙溪乡5000余人均临时避险，安置到绵篪镇板桥村。
此时，汶川重建方案还在争论之中。
被忽视的县城
7月初，住在板桥村帐篷里的几个孩子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阿坝州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杨诗义在地震后不久就下驻到汶川县龙溪乡峨布村。他证实，确实出现了部分人拉肚子的情况，“好在人并不多”。
而帐篷区的生存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大约在7月5日，自来水才通到帐篷区，每村均有一个取水点。此前，数千人均需要到一里远的街上排队接水。
直到现在，正常的电力仍未恢复，每天晚上，帐篷区只能在柴油发电机的巨大轰鸣中，点亮少量街灯。
当记者询问安置点的居民，是否愿意搬离汶川时，听到最多的回答是：“土地已经没有了，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我们也能接受。”
7月10日，在回答何时能确定汶川是否异地重建时，副县长吴光旭回答说，“我也很急，但决定权不在县里。”
记者了解到，由于是否原址重建一直未定，汶川县也无法出台灾后重建规划。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后不久，汶川也和其他各受灾县一样，很快开始进行灾后重建的规划，该规划是建立在汶川原址重建的基础上，但规划尚未完工，就有专家指出汶川地质灾害隐患重重，已不适宜人居。汶川重建规划就此戛然而止。
大地震发生后，由于震中在汶川县映秀镇，大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大地震”。由于交通中断，汶川县城也一度成为孤岛。
“到汶川县去!”成为当时各媒体的重要报道方向，公众也极度想了解汶川县城遭遇了怎样的破坏。
绕行1000多公里，最早一批抵达汶川县城的记者传回的报道，让人有些错愕，汶川县城95％的房屋没有倒塌，人员伤亡较少。与此同时，北川县城全城几乎夷为平地和大量人员伤亡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强烈的关注。相形之下，汶川县城的受关注度迅速降温。
当5月下旬尹稚教授一行抵达汶川县城时，几乎已经很少看到媒体记者。
事实上，汶川安全的假象，一度也让初进县城的尹稚对同行者说，“这地没准儿能找到宾馆呢!”可入城后才发现，那些“屹立不倒”的建筑物多裂出触目惊心的×形裂缝，根本无法住人。
一个星期后，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尹稚发现，滑坡和泥石流的次生灾害威胁：已使得这个县城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尹稚带领的规划专家组，是第一支在汶川山地进行详细实地考察的队伍。在此之前，对汶川地质灾害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卫星遥感拍照。
尹稚在北京曾经看到过这些遥感照片，进入汶川实地考察后，他马上发现了遥感照片的局限性：一方面读者对原始状态并不熟悉，往往新旧难辨；一方面大面积的塌方和滑坡多形成垂直断面，图上无法判断。他举例说，汶川震后新增地质灾害点3590处，而遥感图像上不足100处。
6月10日，尹稚在关于建议紧急异地转移汶川部分受灾群众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议汶川“考虑新县城选址”。报告甫一出炉，都江堰的玉堂镇，当即成为汶川县政府及普通居民认可的一个迁徙地。
玉堂镇猜想
玉堂镇位于都江堰西部，与汶川县的水磨镇和漩口镇接壤。两年前的一段渊源，使得汶川曾与玉堂镇几乎合并。
2001年，都江堰市紫坪铺开工建设紫坪铺水库，位于水库下游的都江堰市和成都市，成为这一水库在经济上的最直接受益者。
2004年，紫坪铺水库开始蓄水，位于紫坪铺水库上游的汶川县水磨镇部分被淹没，漩口镇几乎全部被淹没。漩口镇只能北上迁徙。
漩口镇曾是汶川乃至阿坝的工业基地，此次被淹，损失不小。汶川县政府知情者透露，此前，汶川曾向四川省提出补偿要求，一度达成一致，将都江堰的玉堂镇和龙池镇部分地区划归汶川，但由于成都的异议(都江堰归属成都管理)，这一补偿方案最终未能成行。
另一件事情是，紫坪铺水库的税收分成，也曾一度划出部分给汶川，但最终也全部归属成都。
汶川县委一名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确实认为成都曾经在紫坪铺问题上“亏欠”汶川。
而选择玉堂镇的另一个原因是，汶川县境内和周边地区，乃至整个阿坝州，也找不到足够的地方容纳一个新县城。
按照尹稚教授的调查，汶川县城内绝对安全地带，最多容纳三五千人。而周边县城为茂县、理县等地区，也均为高山峡谷地带，此次地震也遭受严重损毁，存在不同程度的次生灾害威胁。
也有人建议在阿坝选址，但很快也被否决。
阿坝州直工委副书记杨诗义说，阿坝州的若尔盖、阿坝、红原，壤塘四县境内有四川最大的草原，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但这些地区“放牧牛羊的承载力很差，现在必须控制牛羊。每年都会请专家预防草原向沙漠化转变。”
这些草原地带，同时位于长江和岷江的源头地区，一旦涌入大批人口，生态失去平衡，后果更为严重。
玉堂镇于是成为历史与现实考量下，最合理的想象。
记者在汶川县采访时，几乎所有居民都知道，汶川要搬就搬到玉堂镇。对于这个陌生的平原地带，很多居民表示，如果家乡真的不能居住，他们可以接受移民到那里。
被曝光的争论
7月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调查《汶川，重建的选择》，首次在媒体上披露了汶川是否异地重建的激烈交锋。
这一报道在汶川县引起了轰动。居住在安置点的余永清说，不少村民专门包车到了汶川县城，观看这期节目。
在节目中，强烈反对汶川异地重建的专家是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支持异地重建的则是尹稚教授。
“我并不知道，他们也采访了张信宝，播出后才知道。”尹稚教授说。在电视编导的精心编排下，张信宝和尹稚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播出效果上，张信宝显得失分很多。
在节目中，痛斥汶川异地重建是“逃跑的行为”的张信宝承认，他的判断主要是依靠卫星遥感地图，在地震后，他到汶川实地只呆了一天。“我们这种专家到山顶一看，他们底下人一介绍，我们基本就清楚了。”
当记者柴静追问，“您不觉得专家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田野的调查?”张信宝回应说：“做田野的调查，专家的调查，这是在他们做出来的基础上，对不对，他一讲我们要判断。”
而尹稚则出示了地质调查队在实地调查一个月后做出的灾害分布图，这张图与卫星遥感照片大相径庭，很多灾害点，在卫星照片上根本无法体现。 而当主持人柴静追问张信宝，是否去过地质调查队发现的7个严重威胁汶川县城的灾害点时，张信宝以几乎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我不知道，我没去过。”
在整个节目中，尹稚回答问题时非常严谨、言必有据；而穿着一个大汗衫的张信宝在表述观点时，往往冲口而出，夹杂着不耐烦的口气。
汶川居民余永清称，电视上张信宝的态度激怒了很多村民。7月9日，一些激动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
7月10日，记者致电张信宝的办公室，希望了解更详尽的情况，接电话的一名女士说，张信宝已经出差，办公室没有他的手机号。
7月11日，尹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张信宝的言论并不值得驳斥。尹稚坚信自己出自实地调查的结果，认为汶川最好出路是异地重建，“这不是出自任何利益体考虑，而是为灾民负责。”
折中的方案
汶川该如何重建的结论迟迟没有得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决定重建方式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尚未公布。这是7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对记者提问的回应。
7月10日，记者辗转得到了《汶川地震重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报告。在该报告中，汶川和北川县，是四川30个重灾区中仅有的两个全部地区均为次生灾害“极高、高度危险区”。而在人居环境适宜性划分中，汶川的“不适宜地区”和涉及人数均位于所有灾区中的“榜首”，高达2978平方公里，涉及的人口达9.05万人。
据尹稚教授介绍，汶川地震后重建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组已做出决定，汶川县城将在“行政区划内异址重建”。这一规划，也于7月9日得到了专家审查会的通过。
“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尹稚评述说，这意味着汶川县城虽然不必在原址重建，但必须在境内寻找新的县城地址。
尹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专家组的计算，目前汶川各镇居住地区分别为：威州镇40.3公顷、雁门镇19.6公顷、映秀镇32.2公顷，漩口镇16公顷，七盘沟和渑池均为0公顷。这些面积只能供养1万多人在此居住，加上还未调查的水磨镇、三江镇地区，汶川最多可容纳1.5万人。其中，汶川县城所在的威州镇，只能容纳三四千人，这意味着，新建成的汶川县城只保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规模尚不及地震前汶川的任何一个镇。
而整个县的总人口超过10万，人口迁移仍然不可避免。
繁复的计算和利益的博弈，是专家和政府决定的事情，可对于居住在汶川帐篷区的灾民而言，真实生活的压力已越来越大。
7月10日，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少女杨霞离开安置点到成都打工。这是年轻人的选择，阿尔村村民余永清说，村子里已经有10多个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但更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只有坚守在帐篷内。
此时，离国家三个月的补助期，也只剩下最后一个月。阿坝州一名官员称，汶川和阿坝已经遭受重创，耕地损毁严重，过了三个月国家补助期，恐难保证居民的生活。
本文发稿前，汶川县委书记王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汶川县城是就地重建还是选址迁建还未确定。目前县城的重建规划仍处于包括地质和规划专家在内的专家综合评估阶段。
对于汶川重建的进展情况，本刊将继续予以关注。
板桥村是汶川县居民紧急避险的临时居住地，在这里，帐篷与帐篷的前后距离只有10厘米宽，最密处，帐篷与帐篷几乎紧紧贴着。
6月中下旬，为了躲避暴雨可能导致的滑坡和泥石流，整个龙溪乡5000余人均临时避险，安置到绵篪镇板桥村。
此时，汶川重建方案还在争论之中。
被忽视的县城
7月初，住在板桥村帐篷里的几个孩子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阿坝州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杨诗义在地震后不久就下驻到汶川县龙溪乡峨布村。他证实，确实出现了部分人拉肚子的情况，“好在人并不多”。
而帐篷区的生存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大约在7月5日，自来水才通到帐篷区，每村均有一个取水点。此前，数千人均需要到一里远的街上排队接水。
直到现在，正常的电力仍未恢复，每天晚上，帐篷区只能在柴油发电机的巨大轰鸣中，点亮少量街灯。
当记者询问安置点的居民，是否愿意搬离汶川时，听到最多的回答是：“土地已经没有了，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我们也能接受。”
7月10日，在回答何时能确定汶川是否异地重建时，副县长吴光旭回答说，“我也很急，但决定权不在县里。”
记者了解到，由于是否原址重建一直未定，汶川县也无法出台灾后重建规划。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后不久，汶川也和其他各受灾县一样，很快开始进行灾后重建的规划，该规划是建立在汶川原址重建的基础上，但规划尚未完工，就有专家指出汶川地质灾害隐患重重，已不适宜人居。汶川重建规划就此戛然而止。
大地震发生后，由于震中在汶川县映秀镇，大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大地震”。由于交通中断，汶川县城也一度成为孤岛。
“到汶川县去!”成为当时各媒体的重要报道方向，公众也极度想了解汶川县城遭遇了怎样的破坏。
绕行1000多公里，最早一批抵达汶川县城的记者传回的报道，让人有些错愕，汶川县城95％的房屋没有倒塌，人员伤亡较少。与此同时，北川县城全城几乎夷为平地和大量人员伤亡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强烈的关注。相形之下，汶川县城的受关注度迅速降温。
当5月下旬尹稚教授一行抵达汶川县城时，几乎已经很少看到媒体记者。
事实上，汶川安全的假象，一度也让初进县城的尹稚对同行者说，“这地没准儿能找到宾馆呢!”可入城后才发现，那些“屹立不倒”的建筑物多裂出触目惊心的×形裂缝，根本无法住人。
一个星期后，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尹稚发现，滑坡和泥石流的次生灾害威胁：已使得这个县城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尹稚带领的规划专家组，是第一支在汶川山地进行详细实地考察的队伍。在此之前，对汶川地质灾害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卫星遥感拍照。
尹稚在北京曾经看到过这些遥感照片，进入汶川实地考察后，他马上发现了遥感照片的局限性：一方面读者对原始状态并不熟悉，往往新旧难辨；一方面大面积的塌方和滑坡多形成垂直断面，图上无法判断。他举例说，汶川震后新增地质灾害点3590处，而遥感图像上不足100处。
6月10日，尹稚在关于建议紧急异地转移汶川部分受灾群众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议汶川“考虑新县城选址”。报告甫一出炉，都江堰的玉堂镇，当即成为汶川县政府及普通居民认可的一个迁徙地。
玉堂镇猜想
玉堂镇位于都江堰西部，与汶川县的水磨镇和漩口镇接壤。两年前的一段渊源，使得汶川曾与玉堂镇几乎合并。
2001年，都江堰市紫坪铺开工建设紫坪铺水库，位于水库下游的都江堰市和成都市，成为这一水库在经济上的最直接受益者。
2004年，紫坪铺水库开始蓄水，位于紫坪铺水库上游的汶川县水磨镇部分被淹没，漩口镇几乎全部被淹没。漩口镇只能北上迁徙。
漩口镇曾是汶川乃至阿坝的工业基地，此次被淹，损失不小。汶川县政府知情者透露，此前，汶川曾向四川省提出补偿要求，一度达成一致，将都江堰的玉堂镇和龙池镇部分地区划归汶川，但由于成都的异议(都江堰归属成都管理)，这一补偿方案最终未能成行。
另一件事情是，紫坪铺水库的税收分成，也曾一度划出部分给汶川，但最终也全部归属成都。
汶川县委一名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确实认为成都曾经在紫坪铺问题上“亏欠”汶川。
而选择玉堂镇的另一个原因是，汶川县境内和周边地区，乃至整个阿坝州，也找不到足够的地方容纳一个新县城。
按照尹稚教授的调查，汶川县城内绝对安全地带，最多容纳三五千人。而周边县城为茂县、理县等地区，也均为高山峡谷地带，此次地震也遭受严重损毁，存在不同程度的次生灾害威胁。
也有人建议在阿坝选址，但很快也被否决。
阿坝州直工委副书记杨诗义说，阿坝州的若尔盖、阿坝、红原，壤塘四县境内有四川最大的草原，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但这些地区“放牧牛羊的承载力很差，现在必须控制牛羊。每年都会请专家预防草原向沙漠化转变。”
这些草原地带，同时位于长江和岷江的源头地区，一旦涌入大批人口，生态失去平衡，后果更为严重。
玉堂镇于是成为历史与现实考量下，最合理的想象。
记者在汶川县采访时，几乎所有居民都知道，汶川要搬就搬到玉堂镇。对于这个陌生的平原地带，很多居民表示，如果家乡真的不能居住，他们可以接受移民到那里。
被曝光的争论
7月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调查《汶川，重建的选择》，首次在媒体上披露了汶川是否异地重建的激烈交锋。
这一报道在汶川县引起了轰动。居住在安置点的余永清说，不少村民专门包车到了汶川县城，观看这期节目。
在节目中，强烈反对汶川异地重建的专家是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支持异地重建的则是尹稚教授。
“我并不知道，他们也采访了张信宝，播出后才知道。”尹稚教授说。在电视编导的精心编排下，张信宝和尹稚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播出效果上，张信宝显得失分很多。
在节目中，痛斥汶川异地重建是“逃跑的行为”的张信宝承认，他的判断主要是依靠卫星遥感地图，在地震后，他到汶川实地只呆了一天。“我们这种专家到山顶一看，他们底下人一介绍，我们基本就清楚了。”
当记者柴静追问，“您不觉得专家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田野的调查?”张信宝回应说：“做田野的调查，专家的调查，这是在他们做出来的基础上，对不对，他一讲我们要判断。”
而尹稚则出示了地质调查队在实地调查一个月后做出的灾害分布图，这张图与卫星遥感照片大相径庭，很多灾害点，在卫星照片上根本无法体现。 而当主持人柴静追问张信宝，是否去过地质调查队发现的7个严重威胁汶川县城的灾害点时，张信宝以几乎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我不知道，我没去过。”
在整个节目中，尹稚回答问题时非常严谨、言必有据；而穿着一个大汗衫的张信宝在表述观点时，往往冲口而出，夹杂着不耐烦的口气。
汶川居民余永清称，电视上张信宝的态度激怒了很多村民。7月9日，一些激动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
7月10日，记者致电张信宝的办公室，希望了解更详尽的情况，接电话的一名女士说，张信宝已经出差，办公室没有他的手机号。
7月11日，尹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张信宝的言论并不值得驳斥。尹稚坚信自己出自实地调查的结果，认为汶川最好出路是异地重建，“这不是出自任何利益体考虑，而是为灾民负责。”
折中的方案
汶川该如何重建的结论迟迟没有得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决定重建方式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尚未公布。这是7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对记者提问的回应。
7月10日，记者辗转得到了《汶川地震重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报告。在该报告中，汶川和北川县，是四川30个重灾区中仅有的两个全部地区均为次生灾害“极高、高度危险区”。而在人居环境适宜性划分中，汶川的“不适宜地区”和涉及人数均位于所有灾区中的“榜首”，高达2978平方公里，涉及的人口达9.05万人。
据尹稚教授介绍，汶川地震后重建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组已做出决定，汶川县城将在“行政区划内异址重建”。这一规划，也于7月9日得到了专家审查会的通过。
“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尹稚评述说，这意味着汶川县城虽然不必在原址重建，但必须在境内寻找新的县城地址。
尹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专家组的计算，目前汶川各镇居住地区分别为：威州镇40.3公顷、雁门镇19.6公顷、映秀镇32.2公顷，漩口镇16公顷，七盘沟和渑池均为0公顷。这些面积只能供养1万多人在此居住，加上还未调查的水磨镇、三江镇地区，汶川最多可容纳1.5万人。其中，汶川县城所在的威州镇，只能容纳三四千人，这意味着，新建成的汶川县城只保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规模尚不及地震前汶川的任何一个镇。
而整个县的总人口超过10万，人口迁移仍然不可避免。
繁复的计算和利益的博弈，是专家和政府决定的事情，可对于居住在汶川帐篷区的灾民而言，真实生活的压力已越来越大。
7月10日，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少女杨霞离开安置点到成都打工。这是年轻人的选择，阿尔村村民余永清说，村子里已经有10多个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但更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只有坚守在帐篷内。
此时，离国家三个月的补助期，也只剩下最后一个月。阿坝州一名官员称，汶川和阿坝已经遭受重创，耕地损毁严重，过了三个月国家补助期，恐难保证居民的生活。
本文发稿前，汶川县委书记王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汶川县城是就地重建还是选址迁建还未确定。目前县城的重建规划仍处于包括地质和规划专家在内的专家综合评估阶段。
对于汶川重建的进展情况，本刊将继续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