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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传媒使时空分离，有利于人的解放。网络使时空发生脱域现象，加快了生活节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网络与高校党建的关系表现在：网络可以发挥传统党建如课堂教育所不具有的倍增器的作用；利用网络，可以对党员进行远程教育，发挥网络的延伸器的作用；网络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从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当然，网络在为高校党建发挥新型作用的过程中，也有消极影响。
关键词：网络；高校党建；关系
一、引言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报道：
红段子将成为新莞人、学生和党政机关公务员三大人群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2010年“红段子春风万里行”首站启动暨团市委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东莞理工学院正式举行。该活动将以每月一次的密度在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广东医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南博职业技术学院五大院校轮流举办。同时，东莞移动还将在其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上，面向五大院校学生提供包含培训、实习、认证一体化的职业生涯指导与服务。针对具有营销和IT专长的学生分别提供专业培训，并结合勤工助学方式提供实习指导，最终提供培训认证。据了解，今年东莞移动将面向东莞党政机关公务员征集传播多个相关主题，提供反腐倡廉的警句话语，并强化党的政策学习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在新时代的新诠释等。［2］
从报道可以看出，广东东莞正是利用了手机网络来传播正面信息来加强党建。手机就是一个专家系统，所谓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与象征标志一样，专家系统也是一种脱域机制，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而且它们也促进了这种脱域，专家系统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3］
而在今天，中国高校电脑及手机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样的专家系统，可以让更多党员通过电脑网络、手机网络接收到一些进步的、有益的信息，从而加强党建，发挥其倍增器的作用。那么，网络时代有哪些特征呢？
二、网络时代的特征
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带给我们可以说是无穷的好处，它方便、快捷，非常符合生活节奏节奏加快的要求。
第一，网络传媒使时空分离，有利于人的解放。网络时代使我们的时间、空间一改过去的特征，变得虚拟起来，使空间和时间分离。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比如，如同书写文字的发明一样，日历也是农业国家的独特发明。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直到用机械钟测定时间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相适应以前，时间都一直是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的。时—空转换与现代性的扩张一致，直到本世纪（20世纪）才得以完成。它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时间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4］
时空分离，将人进一步解放出来，并形成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
第二，网络使时空发生脱域现象，加快了生活节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脱域机制分为象征标志的产生与专家系统的建立。所谓象征标志，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5］过去，一个电视节目开播后，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则该节目除非重播，否则无法再次观看，而网络时代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产生了象征性标志。最近几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两个网络电视，一个是“中国电视节目预定网”，另一个是“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电视预定网主要解决预定电视节目的问题，而中国网络电视台则既可以看到直播，也可以点播过去已经播放的电视节目。我们所说的中国电视节目预订网与中国网络电视台只是中国无数网络电视的其中两个较有代表性的，其他的大量网络电视我们并没有完全列举。这些都属于时空脱域现象。
时间与空间的脱域，大大节省了人们相互了解的成本。我们以上海世博会为例。世博会可以说是一个影响较大的盛会，我们这次申办的2010年世博会是一个综合性世博会。其设计参观规模为7000万人次，参加展览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有200多个。可以说规模是空前的。但是规模再大，也不可能容纳全世界的人口，而如何解决不在场的公民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观看世博盛会呢，那就是网络（当然还有电视等其他传输媒体）。据说全世界有9.3亿网民，如果这些网民在上海世博开幕那天，都能够上网，能够从网站看到世博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必要专程到上海来观看，所以，时空分离无论对观众还是对举办方来讲，都可以节省成本，同时缩短了人们的距离。
网络使时空不再同步，并发生了脱域，加快了生活节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网络的以上特征也为高校党建提供了新的机制与平台，发挥党建的倍增器作用。
三、网络与高校党建关系探析
首先，网络可以发挥传统党建如课堂教育所不具有的倍增器的作用。传统党建，基本上属于“三会一评”的面对面工作，党有了新的决议，往往要召集党员，共同学习新精神、新决议。而如果我们有了网络则可以利用网络的脱域机制，不必像往常一样面对面，利用网络，同样可以使党员充分了解到党的最新精神、决议，而且还不受时空限制。比如要让党员学习了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除了召集党员汇聚一堂现场学习、讨论之外，我们就可以利用网络的特点，通过各位党员的手机、电脑发送有关党的精神，让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参加党课的党员同学同样可以学习到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有关精神。
其次，利用网络，可以对党员进行远程教育，发挥网络的延伸器的作用。
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更新—网络的出现而采取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是采取多种媒体方式进行系统教学和通信联系的教育形式，是将课程传送给校园外的一处或多处学生的教育。同样，远程教育也可以运用到党员教育中。因为网络可以克服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利用网络，加强党建，实际上起到了传统党员教育的延伸器的作用。
再次，网络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从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并坚持把这些原则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要以改革开放精神全面推进党建的伟大工程。而新时期网络的普及为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新的平台。互联网、手机网络、博客、QQ则使密切联系群众更加广泛，而且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群众有什么心声同样可以通过以上网络媒体向党员反映。
当然，网络在为高校党建发挥新型作用的过程中，也有消极影响。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6］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性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trust）。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对于一个行动持续可见而且思维过程具有透明度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不存在对他或它是否信任的问题。信任过去一直被说成是对付他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寻求信任的首要条件不是缺乏权力而是缺乏完整的信息。它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7］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和以不同的文化认识）。跨国间的相互依存进程的速度、强度和意义与日俱增，以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话语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任何关于第二现代性挑战的分析都应当包括非西方社会，而且意味着需要对全球性的折射和反映在这些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社会的不同方位进行检
验。［8］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传播具有超常的传染性，如果网络上流行未加甄别的谣言、流言，则同样容易使人们相信。
因此，在利用现代网络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同时，如何防范网络带给党建工作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关于网络与党建关系的研究如：李敏：《信息网络化视域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胡增裕：《新时期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进网络的实践与思考》，《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7期；黄娜娜等：《论网络时代高校党建活动的创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王永明：《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张波：《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深入和创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李文钰、王经北：《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双面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2］《“红段子春风万里行”首站启动活动将惠及新莞人等三大群体》，http://gd.news.sina.com.cn， 2010年04月30日。
［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现代性的后果》，第24页。
［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16页。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第18-19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6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第23、29-30页。
［8］（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2004年5月第一版，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5页。
关键词：网络；高校党建；关系
一、引言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报道：
红段子将成为新莞人、学生和党政机关公务员三大人群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2010年“红段子春风万里行”首站启动暨团市委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东莞理工学院正式举行。该活动将以每月一次的密度在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广东医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南博职业技术学院五大院校轮流举办。同时，东莞移动还将在其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上，面向五大院校学生提供包含培训、实习、认证一体化的职业生涯指导与服务。针对具有营销和IT专长的学生分别提供专业培训，并结合勤工助学方式提供实习指导，最终提供培训认证。据了解，今年东莞移动将面向东莞党政机关公务员征集传播多个相关主题，提供反腐倡廉的警句话语，并强化党的政策学习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在新时代的新诠释等。［2］
从报道可以看出，广东东莞正是利用了手机网络来传播正面信息来加强党建。手机就是一个专家系统，所谓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与象征标志一样，专家系统也是一种脱域机制，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而且它们也促进了这种脱域，专家系统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3］
而在今天，中国高校电脑及手机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样的专家系统，可以让更多党员通过电脑网络、手机网络接收到一些进步的、有益的信息，从而加强党建，发挥其倍增器的作用。那么，网络时代有哪些特征呢？
二、网络时代的特征
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带给我们可以说是无穷的好处，它方便、快捷，非常符合生活节奏节奏加快的要求。
第一，网络传媒使时空分离，有利于人的解放。网络时代使我们的时间、空间一改过去的特征，变得虚拟起来，使空间和时间分离。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比如，如同书写文字的发明一样，日历也是农业国家的独特发明。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直到用机械钟测定时间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相适应以前，时间都一直是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的。时—空转换与现代性的扩张一致，直到本世纪（20世纪）才得以完成。它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时间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4］
时空分离，将人进一步解放出来，并形成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
第二，网络使时空发生脱域现象，加快了生活节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脱域机制分为象征标志的产生与专家系统的建立。所谓象征标志，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5］过去，一个电视节目开播后，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则该节目除非重播，否则无法再次观看，而网络时代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产生了象征性标志。最近几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两个网络电视，一个是“中国电视节目预定网”，另一个是“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电视预定网主要解决预定电视节目的问题，而中国网络电视台则既可以看到直播，也可以点播过去已经播放的电视节目。我们所说的中国电视节目预订网与中国网络电视台只是中国无数网络电视的其中两个较有代表性的，其他的大量网络电视我们并没有完全列举。这些都属于时空脱域现象。
时间与空间的脱域，大大节省了人们相互了解的成本。我们以上海世博会为例。世博会可以说是一个影响较大的盛会，我们这次申办的2010年世博会是一个综合性世博会。其设计参观规模为7000万人次，参加展览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有200多个。可以说规模是空前的。但是规模再大，也不可能容纳全世界的人口，而如何解决不在场的公民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观看世博盛会呢，那就是网络（当然还有电视等其他传输媒体）。据说全世界有9.3亿网民，如果这些网民在上海世博开幕那天，都能够上网，能够从网站看到世博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必要专程到上海来观看，所以，时空分离无论对观众还是对举办方来讲，都可以节省成本，同时缩短了人们的距离。
网络使时空不再同步，并发生了脱域，加快了生活节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网络的以上特征也为高校党建提供了新的机制与平台，发挥党建的倍增器作用。
三、网络与高校党建关系探析
首先，网络可以发挥传统党建如课堂教育所不具有的倍增器的作用。传统党建，基本上属于“三会一评”的面对面工作，党有了新的决议，往往要召集党员，共同学习新精神、新决议。而如果我们有了网络则可以利用网络的脱域机制，不必像往常一样面对面，利用网络，同样可以使党员充分了解到党的最新精神、决议，而且还不受时空限制。比如要让党员学习了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除了召集党员汇聚一堂现场学习、讨论之外，我们就可以利用网络的特点，通过各位党员的手机、电脑发送有关党的精神，让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参加党课的党员同学同样可以学习到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有关精神。
其次，利用网络，可以对党员进行远程教育，发挥网络的延伸器的作用。
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更新—网络的出现而采取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是采取多种媒体方式进行系统教学和通信联系的教育形式，是将课程传送给校园外的一处或多处学生的教育。同样，远程教育也可以运用到党员教育中。因为网络可以克服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利用网络，加强党建，实际上起到了传统党员教育的延伸器的作用。
再次，网络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从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并坚持把这些原则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要以改革开放精神全面推进党建的伟大工程。而新时期网络的普及为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新的平台。互联网、手机网络、博客、QQ则使密切联系群众更加广泛，而且这种联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群众有什么心声同样可以通过以上网络媒体向党员反映。
当然，网络在为高校党建发挥新型作用的过程中，也有消极影响。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6］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性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trust）。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对于一个行动持续可见而且思维过程具有透明度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不存在对他或它是否信任的问题。信任过去一直被说成是对付他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寻求信任的首要条件不是缺乏权力而是缺乏完整的信息。它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7］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和以不同的文化认识）。跨国间的相互依存进程的速度、强度和意义与日俱增，以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话语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任何关于第二现代性挑战的分析都应当包括非西方社会，而且意味着需要对全球性的折射和反映在这些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社会的不同方位进行检
验。［8］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传播具有超常的传染性，如果网络上流行未加甄别的谣言、流言，则同样容易使人们相信。
因此，在利用现代网络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同时，如何防范网络带给党建工作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关于网络与党建关系的研究如：李敏：《信息网络化视域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胡增裕：《新时期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进网络的实践与思考》，《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7期；黄娜娜等：《论网络时代高校党建活动的创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王永明：《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张波：《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深入和创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李文钰、王经北：《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双面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2］《“红段子春风万里行”首站启动活动将惠及新莞人等三大群体》，http://gd.news.sina.com.cn， 2010年04月30日。
［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现代性的后果》，第24页。
［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16页。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第18-19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6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第23、29-30页。
［8］（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2004年5月第一版，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