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南京、杭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城市。渡江战役第三阶段的任务，是解放和接管上海。上海当时是亚洲最大的城市，有600万人口，也是中国工业、商业中心。能否完好无损地占领这个大城市，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中央要求“慎重，缓进”

　　解放上海难在哪里？第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集中的地方，美国、英国的军舰还停在黄浦江中不走。如果我军进攻上海，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第二，在上海作战，犹如“瓷器店里打老鼠”。如果打烂了上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要蒙受重大损失。第三，如果我军接管工作做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電，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我军就可能在上海站不住脚。
　　因此，在部署渡江战役时，中央就提出对上海要“慎重，缓进”，要充分做好一切接管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27日，毛泽东指示总前委和粟裕、张震：“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人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促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致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毛泽东强调：“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1949年5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4月30日总前委要求推迟进占上海的请求，复电说：“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

数千名干部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

　　1949年5月，小小的丹阳县城突然热闹起来。陈毅、饶漱石于5月3日到达这里，主持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
　　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城南的“大王庙”里，向几百名县团级接管干部作入城纪律的报告。陈毅说：“一切打仗我们都胜了，可是上海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外国人打交道等，我们不一定样样都行。上海很复杂，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张大口又要饭吃，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是每天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我们会演戏唱歌，人家佩服。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上海是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
　　遵照陈毅的指示，各部队在整训期间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城市政策教育。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专门编写了一个小册子《城市常识》，下发到每个连队，分为5课，由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解城市知识。
　　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在丹阳彻夜召开会议，讨论接管上海诸多问题：（1）人事、组织安排；（2）入城政策纪律；（3）人民生活安排，主要是米、棉、煤“二白一黑”的供应问题；（4）统战政策，主要是如何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恢复生产的问题。
　　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接管机构，拟制了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并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煤炭。数以千计的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来，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如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从事文化工作的夏衍、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许涤新等。陈毅、饶漱石不分昼夜地与分管各方面的干部研究情况，听取汇报。单是财政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于如何紧急调运粮食、棉花、煤炭保证上海市民的需要，作了周密部署和应急准备。
　　20天的丹阳整训，为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解放军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么在解放上海之前，各级干部更是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
　　1949年5月23日，经过10天的外围作战，人民解放军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攻占了外围阵地和部分主阵地。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