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雪”们的百年生活变迁
　　1982年，一个叫做台儿沟的小村庄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山村以往的宁静。
　　列车带来的现代文明气息带给台儿沟的姑娘们一个全新的世界。香雪穿上新红格布鞋，凤娇用珍藏的香皂洗了脸，朵儿穿上花衬衫，变漂亮了的姑娘们用自产的山货和旅客进行交易。一次香雪突然发现车厢里有一只朝思暮想的磁铁铅笔盒，她不顾一切上车，用一篮鸡蛋换回了它。
　　作家铁凝的小说《哦，香雪》曾被改编为电影，并获西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铁路，让香雪们缓缓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大门，窥探到了山外的文明和进步。
　　这让人想起1904年的济南。
　　100年前一个雾气弥漫的早晨，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济南古城迎来了一列钢铁“怪物”，很多市民亲眼目睹了有生以来见过的第一列火车。其后，火车带来了德国的洋线、洋火、洋油，带来了第一家影院、第一家西餐店、第一家公园、第一所女子学堂，也带来了脱胎换骨的生活方式。一时间，火车站附近商贾云集、一派繁荣景象。
　　铁路文明敲开了山东这块尘封已久的大地，也促进了民众生活各个方面的转变。
　　大量的洋纱、洋布、人造丝运到沿线和内地城镇，成为新的制衣原料。益都“衣服用窄面土布与宽面大布，但俱系洋纱织成;手纺纱布极少，几不可见”。各种舶来品如胶皮鞋、西服、礼帽、西式皮鞋也开始受到青年人的青睐。
　　人们的饮食习惯也有所变化，表现之一就是饭馆增多，这种情况不仅在济南、青岛这些大城市比较普遍，沿线的重要市镇，如临淄也“城区菜馆林立，凡过客皆餍饫而去，且曰物美，曰价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政权更替频繁，匪患猖獗，天灾人祸不断，大量农民流离失所，“闯关东”成为当时人们谋生的手段。胶济铁路也为人们的迁徙提供了方便，加快了山东向东三省移民的步伐。
　　据胶济铁路的统计，1927年平均每天从青岛前往东北的农民有3000人左右，“诚可谓惊人之数目”。《胶澳志》记载说，“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由单身到全家，由“候鸟”到移居，这是一种渐进的转化。
　　根据当时的记录，从烟台到沈阳，铁路里程为1574公里;从威海到沈阳，也不过1698公里，而步行或乘马车，从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路程却要远得多，也艰难得多。
　　从绿皮火车到 “倒爷”们的莫斯科小路
　　上世纪30年代，津浦铁路上的一列火车正在奔驰，车厢中，两个旅客在交谈。
　　“你上哪儿啊？”一个问。
　　“上济南府。”一个答。
　　民国时，旅行家倪锡英在著作中写道：“‘济南府’这三个字连在一起，在山东人口头和耳边是惯常会道出或听到的。正好比江南人提到‘上海’，是连三岁的孩提也知道的。”
　　倪锡英图文并茂地记载了济南、青岛、南京等城市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交通、名胜、古迹，并对这些城市的人事片段、生活印象也都有颇为细致的描述。他的记忆，也为民国时期交通不便的人们留下了丰富的都市想象。
　　他所讲述的这些城市均在铁路沿线，铁路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
　　讲述民族工业奋斗史的电视剧《大染坊》里，六哥陈寿亭在吃下虞美人的布后，沿着铁路边走边卖，从济南到青岛，又到南京。
　　1980年代，改革开放闸门开启，列车成为重新燃起的“中国梦”的缩影与见证。在燥热缓慢的车厢中，动辄几天的旅途隐藏着种种趣味，几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此上演。
　　每一个少年大概都有一个关于绿皮火车的“香雪”年代。一位少时在济南铁路编组站边生活5年的80后，回忆起当时对一年四季南来北往的物产时时垂涎：哈密瓜、西瓜、木炭、栗子、火腿、大米……
　　“唯有绿皮车的车窗是可以打开的，甚至可以把头伸出窗外，看着近处的农田，远处的山，偶尔跨过一条小河，偶尔看到一群翩飞的白鹭……”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实现迁徙的最重要载体。蜿蜒的铁轨，隆隆的列车，寄托着彼时无数国人对机会的渴求和对财富的向往。
　　在那个时代，火车硬座、麻包袋几乎成了“倒爷们”共同的道具。据说温州美特斯邦威老总在用200万元做大一个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包袋装着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这些倒卖行为在当时被命名为“投机倒把”。
　　后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们把目光转向了国外。
　　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那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这条线路在“倒爷”们的眼中，熟悉得如同回乡的乡间小路。
　　列车一进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皮夹克、羽绒服等蜂拥而下，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一时间，中俄边境掀起了全民搞边贸的高潮。从最初的黑龙江“倒爷”、北京“倒爷”，发展到后来主要以福建和浙江的“倒爷”为主。只是，个中艰辛只有这些国际“倒爷”们自己知道。
　　南德公司的牟其中算得上当年中国第一“倒爷”，他的壮举是“倒飞机”——把苏联4架图-154飞机用价值4亿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中国。“罐头换飞机”的故事大大启发并超越了当时中国人的想像力。
　　民国文人们的火车浪漫
　　当文艺青年们吟唱着周云蓬的《绿皮火车》浪漫上路时，民国文艺圈也始终“在路上”。大作家与文艺阵地的转移，以及战火中的颠沛流离，让整个民国沉浸在频繁的迁居与流徙中。
　　1909年通车的沪杭铁路，是不少民国文人探亲、旅行乃至通勤的首选路线。1923年的徐志摩在火车上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速度与紧张：“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朱自清在1924年写下《沪杭道上的暮》，只有寥寥二十个字：“风澹荡，平原正莽莽，云树苍茫，苍茫;暮到离人心上。”俞平伯1925年入京之后，因想念江南岁月，最喜欢坐晚上七点多从上海北站出发的夜快车，到杭州已是夜半了。
　　民国期间火车动辄运行几天几夜，因此吃饭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民国火车设有餐车，食品则大都是西餐。1924年周作人坐火车从北京到济南，他写道：“火车里吃的是大菜”。“大菜”就是西餐，如三文鱼、沙丁鱼、牛扒、猪排、咖喱鸡饭、番茄鸡丝饭等等;酒水也是西式的，如威士忌、白兰地、啤酒、苏打水、柠檬汁等。张恨水的小说《沪平通车》里，主人公胡子云在火车上偶遇一位独行美女，对其大献殷勤，请人家到餐车吃饭。结果拿过菜单来，一个字都不认识，大煞风景。
　　但对于三等车乘客来说，西餐跟他们关系不大。因为民国铁路有规定，三等车乘客不能进餐车，因此他们的火车食物大多是自带干粮，或者向沿途各站小贩购买。
　　客车车厢实行等级制，头等车最舒服。叶圣陶的童话《含羞草》形容：“椅子是鹅绒铺的，你一坐下去，周身密贴，软绵绵地，把你托住了。”而俞平伯曾说过，坐三等车到站第一件事情就是抖一抖身上的煤灰。
　　小贩是民国铁路线上的一个独特风景。著名作家柯灵写道，每当火车停站时，“小贩紧抓住这短促的机会，托起木盘，扬起喉咙，反复高喊夸耀食品的警句，殷勤向旅客兜售，让他们在寂寞的旅途中间，尝一点异乡风味，同时听一点异乡的叫卖声。”在作家的笔下，小贩已经成了漫漫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
　　早期的火车站月台没有栅栏，小贩可以自由进入月台兜售食品。周作人回忆1906年坐火车：“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如一个铜子一只大鸭梨，十五个铜子一只烧鸡之类。”
　　巴金是个常旅行的人，他的总结是：坐一趟火车，沿途各地的风味尽可以尝个遍。这使得民国火车热闹而丰富，让很多人回味不已。不像后来的火车，一路走来，车厢里弥漫的大都是方便面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