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理学，繁荣的文官政治使得文人的责任担当意识空前强烈。反映到诗歌创作上，梅花诗的风貌具有了更加鲜明的“言道”色彩，梅花的形象比历代更加文人化。
【关键词】政治；遗民；君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宋代的诗歌理论也继承了儒学传统的诗学理论，《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咏言”之论，孔子有“兴观群怨”之说。在理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诗言志”演变为“诗言道”，“诗言志”的丰富内涵被异化为“诗言道”的统一原则。“言道”是诗人创作的原则与主题。宋初，有识之士便倡导恢复儒家道统。周敦颐对文道关系的看法是：“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则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1]文辞是载道的工具，周敦颐如此轻文重道，对朱熹、二程等人的文道观产生了影响。欧阳修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的文道观，主张“道胜文至”，不过，他所主张的道除了“孔孟之道”外更包括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心。苏舜钦、梅尧臣也注重道统的作用，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颇为忧虑。王安石更是睥睨凡尘，痛斥西昆体，大批李白诗，力推杜甫诗，贬低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文学的“治教”功能，这個时期梅花诗的创作就是受到了理学“言道”的影响。
“言志”更多的是抒发个人的感性情感，“言道”则更多地包含理性忧国忧民的意蕴与高尚情操的追求。
宋代文人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文人在人格上也更加独立自觉、更加关注社会现实。
宋代梅花诗的“言道”有下列表现：
一、政治失意
宋代文人之间也有着严重的党争。神宗、哲宗时期，新、旧党交替当权，斗争激烈。徽宗时期奸臣蔡京等为谋私利大兴党禁，新、旧党争一直到北宋灭亡才结束，这在梅花诗中就能找到端倪。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变法因触动了保守派利益而受到了阻挠，神宗不得不罢其相位，王安石出京到江宁为地方官，于是，作诗《独山梅花》，又有唱和之作《咏梅二首》其二，前一首诗被李德身认定为“乃愤语”[2]。摘录其诗句：
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守蓬蒿。
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颜色空。
（《独山梅花》）
终无驿使传消息，寂寞知谁笑与颦。
（《咏梅二首》其二）
写梅处，梅处处着我之色彩，梅花已经成为诗人的化身，“根欲老”以梅花喻美人迟暮，志士枯槁。“上林”比喻朝廷，作者满怀郁愤惆怅，自伤自怜，但还存在重返朝廷为江山社稷添颜加色的一丝希望，三、四句用典。独山在江苏溧水县，是诗人的被贬之地，独山之梅的半开半谢、憔悴无人欣赏是王安石当时政治处境的象征。
第二首写远离了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活，诗人难免寂寞无聊，怅然若失，欲折梅寄远又无人传信，奈何奈何！
苏轼亦有咏梅之作。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因诗中句意的“不合时宜”而被政治对手捉住了把柄，是谓“乌台诗案”。因刑不上大夫，苏轼被贬黄州，一路风尘艰辛，直到次年正月才到达黄州，途中经过麻城县，见山间梅花被凄风寒雨推残得飘零殆尽，不禁心有所动，遂有《梅花》诗两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藥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苏轼对深山梅花的寂寞开落深有同感，梅花随江水把诗人送到贬所，正是心有灵犀、风雨同舟，诗人把眼前之梅景与自己的生世浮沉、佳期难遇、年华易逝联系起来，艺术上更加成熟。苏轼的咏梅诗经笔者统计为42首，比王安石的12首可谓多得多了，且形式多样，有唱和诗、组诗、律诗、绝句、七言古诗……对后人深有影响。黄庭坚的咏梅诗有30多首，多写于游春唱和之机，赞美梅花的姿容、神韵，但也有政治意识浓厚的咏梅诗。如替苏轼打抱不平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有诗句“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诗中托物言志，借梅花梅果直抒胸臆，桃李妒忌孤芳高洁的梅花，梅果本来应该呈在庙堂之上祭祀的，现在却被弃遭贬，以“桃李”“梅”天壤地别的境遇对比暗喻党派之争的残酷结局，“桃李”指势利小人，“梅”指高洁见妒的自我写照，黄庭坚为苏轼才高八斗、志行高洁本应受重用反而因小人陷害被贬的不幸遭遇鸣冤。黄庭坚作梅花诗比不上作咏竹、松的诗那样认真，艺术上也比不上咏其它花卉（如莲花、山茶、水仙等）的诗。但黄庭坚的梅花诗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尤其是拟人手法的创新），如“山岩是兄梅是弟”对后世的写梅方法颇有影响。
受苏轼“乌台诗案”连累，张耒被认为是元祐党人，几经贬谪，晚年终于陈州。其梅花诗《冬日杂兴一首》开头两句是感叹自己年纪渐老、岁月无情，接着以红梅、绿柳的艳丽美景反衬自己由于贬谪而忧愁伤心的心理状态，菜园子里的青菜全部发芽了，梅花破苞而放，冰雪未到，得以免去推残，多亏了春风的日夜照料，最后一句“冰雪如何有？东风日夜回”点名主旨，以梅生存环境的优越反衬自己身遭贬谪、如经受风刀霜剑雪侵的凄凉处境，政治失意跃然纸上。
宋代文人写作梅花诗的风气使梅一度成为大宋的国花，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村野秀才莫不见梅起兴。刘克庄因诗获罪，“梅花案”使之宦海沉浮。宋宁宗嘉定年间（1227年），刘克庄任建阳县令，写下了《落梅》一诗[3]。时南宋小朝廷无力北进，投降派占据朝廷，统治者贪生怕死，萎靡不振，得过且过，纸迷金醉。刘克庄空有抱负而不得伸展又受到当权者的排挤打压，诗人巧借梅花稍泄不平：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梅苔多莫数，偶沾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首联写梅花飘零，铺满台阶、墙头，片片梅花教人断肠。颔联用典故，借韩愈被贬潮州与屈原被逐投身汨罗江事来比喻落梅“高洁见妒”，颈联写梅花虽落但香气持久不散，用屈原的典故引类比喻暗含对不愿随波逐流而洁身自好的正义之士的赞颂，言近旨远，下笔委婉。尾联在借景抒情的基础上点出主题，东风白白地掌握了对百花的支配权，忌讳梅花的孤高不群不为之做主，不懂珍惜爱护，任意摧残。刘克庄的大量诗歌抒发感慨都是针对南宋国脉微如缕的现状，此《落梅》诗怨愤之情浓烈，“谬掌”“忌孤高”两个词是诗眼，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对当权者的痛骂与愤恨，刘克庄因“梅花诗案”已经在家赋闲达10年之久。刘克庄现存梅花诗96首，其中70多首写于“梅花诗案”之后。梅案发生之前，刘作有诗句： 梅太寒酸兰太清，海棠方可入丹青。
（《熊主簿示梅花十绝诗》之五）
梅案之后，梅花诗引起的政治灾难使刘克庄对梅花的态度发生了巨变：
唐人未识花高致，苦欲为渠聘海棠。
（《梅花十绝答石二林·九叠》）
宝庆年间，史弥远当政，钱塘书商陈起刻《江湖集》，收有刘克庄诗稿，陈起曾作诗讥讽史弥远，刘因《落梅》诗被认为是“讪谤当国”，两人都获罪，本诗作于史弥远死后借刘禹锡、李沁因诗歌获罪的典故来抒发多愤懑之情，他的梅花诗由早先的鄙视转变为对梅高风亮节的赞赏并寄予了对自己政治失意的郁愤不平与对当权者的讽刺挖苦。
南宋时期，岳飞被杀，赵鼎等主战派人士遭贬，朝廷一味避战求和，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主战派陆游的梅花诗多隐喻自己求战的愿望，其《梅花绝句》有“耻向东风更乞怜”之诗句。梅象征了自己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品格，其《谢演师送梅》写诗人借酒浇愁，借梅花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功业难成，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早梅时节到江南，已判樽前酒满衫。
输与西邻明上座，解从大庾岭头参。
二、遗民情结
南宋灭亡对文人打擊很大，他们的遗民情结浓厚。朱熹继承了程颢关于重视“节”的言论，虽难以对世俗生活中的女子再嫁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文人中影响颇深。宋代遗民文人视君臣伦理节操为至高信仰，统治者对宣扬“节”的理学言论的重视对宋代文人形成了思想约束。郑思肖是在国灭后改名所得，“肖”是繁体字“趙”的一部分，字忆翁，以示忆故园，号为“所南”，坐卧朝南以示思念南宋。郑思肖作为画家，在宋亡后画兰花不画土，以示国土尽失，元军入侵时他曾向朝廷进言献策，未果。郑思肖曾与赵孟頫交好，后因赵变节而与之绝交。其《画菊》诗宣扬了“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宁死不屈的精神，文人的遗民情结浓烈，因此，宋代遗民作梅花诗多以“守节”为中心思想。
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入侵杭州，宋降，汪元量原为宫廷琴师，宋亡后被掳至北，后出家为道士，其《醉歌》记录了宋亡之后的悲凉状况：
南苑西宫棘露牙，万年枝上乱啼鸦。
北人环立栏杆曲，手指红梅作杏花。
南苑西宫许久无人打理，荆棘冒出了绿芽无人管，冬青的树上乌鸦的啼叫一派混乱，元兵围在弯曲的栏干上看花，手指着红梅花说：“你看那杏花开得多美。”诗人冷眼观之，不置一评，可是诗的隐喻却饱含着作者对国破家亡的痛惜对残暴元兵的憎恨、对复国的绝望，宫中能刺人的荆棘不就是元军的象征吗？松柏万年常青但江山一朝改换，土崩瓦解。乌鸦乱啼是讽刺宋朝不能像常青树那样国祚延绵，更是作者为宋亡唱的一曲挽歌。借用杜甫写《春望》的典故，忧国忧民之痛痛彻心扉。
亡国之君宋恭帝赵显被元军掳去北方，封瀛国公，在元大都（今北京）有诗句“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对家乡梅花的怀念来抒发如今作为一国之君被拘黄金台而杭州的梅花应该再也无缘相见的绝望，表面是梅殇其实是国殇。此诗歌因惧怕元军之威而不敢稍加抒情，只流露了淡淡的故国之思，但“几度”“应是”“寄语”以商量对话的口气写来，恭帝之噤若寒蝉、有苦难言之情态还是可以体会到的。还有很多例子：
春事有代换，梅心无改移。
（熊禾《探梅》）
尔花也是异姓花，憔悴荒园守空峤。
（舒岳祥《解梅嘲》）
熊诗写宋亡国已久，诗人之坚贞不移依旧。舒诗则花与人合一，亡国的惆怅无奈写得入木三分，表达了对山河巨变的无能为力而只能隐居守志绝不做贰臣的信念。
谢枋得兵败隐居，兄弟妻子皆亡于元军之手，抗敌武装覆灭殆尽，诗人绝望之至，他还有诗句“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4]。诗人心灰意冷，郁愤难平，很希望自己能有梅花那样遗世独立、无所牵挂的生存境界，“几生”二字透漏了诗人焦虑无奈的心情，还家无望，天地寂寥，诗人无法承受生命之轻，元朝廷来征召，地方官屡屡推荐，谢最后终于被逼殉节，我们看到了在沧海桑田的变动下，个人对大势所趋、山河巨变的无能为力却又能坚守信仰的人格魅力。
三、君子比德如梅
唐末战乱以来，纲常伦理尽丧，士人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见利忘义，朝秦暮楚，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冯道是官场上的常青树，厚颜无耻善于逢迎，因“唾面自干”而闻名，篡位弑君的情况屡屡发生。故宋代君主为扭转颓风，大重气节，理学中的修身思想合乎其意，地方私学讲学大都重“修身”之学，因为由于先朝动荡，累世经学之家历经磨难而流落民间，一些大儒为避难潜入深山丛林授业开馆，此等修身之学术为理学所喜。
由于宋代伦理道德意识的高涨，高雅的理想道德人格是最高的价值目标，是审美理想的极至，因此，宋代的很多梅花诗朝着“比德”的方向坚定地前进。而“比德”演绎的手法一是把梅比喻成具有文人风骨的雅化了的美人，二是更多地用竹来衬托梅的形象。
美女与花的比喻关系有着深刻的社会审美文化的心理基础。《诗经》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宫体诗诗人对这种手法也屡试不爽，陈后主有“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诗句，白居易更有“梨花一枝春带雨”的佳句。唐人咏梅以美人拟之，梅花也沾上了人间美女的脂粉气和情欲，梅的形象是艳丽明媚，唐人笔下的梅受到了南朝宫体诗诗人写闺阁器物、美人服饰的秾艳风格的影响。唐人以美人来比喻梅花的诗体现着唐人对梅花的赏玩态度，与唐人咏牡丹、芙蓉、桃李等花卉的态度是一样的。“美人”是世俗的美人，通过下面的例子可知这种风尚的流行：
天赐胭脂一抹腮，盘中磊落笛中衰。
（罗隐《梅》）
燕脂桃颊梨花粉，共作寒梅一面妆。
（崔涂《初识梅花》）
在宋代文人的梅花诗里，虽然也用梅花来比拟美人，但却有着自己的时代特点。这时期梅花所代表的美人素面朝天、超凡脱俗，容貌的美不是调脂弄粉做出来的而是天生丽质，带着一股仙气，突出了梅花的“素淡”“幽独”“清冷”“瘦”“峭”的特点。美人们风度高雅，身份独特冷僻孤寒，以身份、品格、气质的特殊内涵展示了梅花完全不同于其它花种的独特格调，诗句一改唐人轻松的赏玩语气而变为正襟危坐、严肃认真的品评语气，诗人表达对梅花形象的品评与见解，不管是描写还是评论，这些特别的美是梅花冷峭、清疏、悠闲、淡雅、高洁等神韵风采最常见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在北宋后期渐渐流行，梅花这种仙韵格调的审美特征被确立下来。 孤洁绝尘、冷峭寒素、高雅清疏成了文人对梅的审美共识。在写法上，文人们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美女来比拟梅花，有吸风饮露的渺姑射之神女，有月宫的孤寒嫦娥，有瑶池仙女，有深林中的美人，有幽谷中的佳人，这些美人们洗尽铅华，使得梅花别有“神韵”。例如：
素娥已自称佳丽，更作广寒宫里人。
（郑獬《雪中梅》）
姑射真人自少群，要亲高节许交君。
（米芾《咏梅二首》）
渭水冰消意始回，肌肤玉雪仙人材。
（徐充符《罗浮山观梅》）
姑射仙姿不畏寒，谢家风格鄙丹铅。
（张耒《梅花十首》）
詩人笔下的梅或孤往独来或高标少群，或清寒出世或睥睨凡尘，与以前梅的形象大不相同。
宋代文人园林中的植物景观更多的是竹子、梅等，松柏、桐、桧也多成林，很有一番蓊郁森然的氛围，梅在园林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艺梅赏梅之风的发展。曾慥提出的梅为“清友”的概念标志着文人艺梅赏梅之风发展到新阶段[5]。南宋时期，文人对梅花的态度渐渐变得严肃、尊重。文人园林的某个角落，几棵梅树在月华下摇曳生姿，暗香微微，可爱的影子映在窗子上让人观赏欲醉。宋人对此画者不足，吟看不足。杨无咎与胡铨曾自述自己与梅是莫逆之交。郭印《栽梅》有“独喜雪中梅”之句。我们发现，文人们对梅的欣赏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时尚的爱好，这种爱好促使文人们对梅蕴含的人格意义进行积极的思考与发掘[6]。
宋代文人善于画竹子，梅、竹更是宋代花鸟画的常见题材。且私家园林总是梅、竹间杂种植，这对梅、竹意象的组合确实起到了影响作用。且梅、竹都适合生长在温暖潮湿的江南，田野乃至庭院大都有生长旺盛的竹、梅。南宋年间，“岁寒三友”（松竹梅）之说正式确立并流行下来。“岁寒”源于《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友”源于《论语·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三友说”使梅的审美彻底登上一个新台阶，而与其它花卉进一步区分开来，梅的高风亮节被发掘出来，梅花成为宋代的国花，当之无愧：
梅竹仅留三亩宅，桑麻方见万枝孙。
（陈著《偶成》）
且辨新篘供一笑，竹君清绝对梅兄。
（孙应时《初抵海陵官舍元韵）
岁寒臭味松梅竹，乾象光芒日月星。
（方回《题三贤祠堂诗》）
陈诗借梅竹寄予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人格理想，孙诗则以竹来衬托梅的清高绝俗，方诗以三友之臭味相投皆耐苦寒来赞美三贤的品格万古长存。
宋代的理学家们在欣赏自然物态之美时，不再是沉迷于外在形态的感官享受，而是把咏物看成是君子修身养性的一种实施途径，因此梅之“比德”之意突显，甚至很多文人用“梅”字命名自己的名或号：曹良史号梅南，许棐号梅屋，史达祖号梅溪，王炎武号梅边……以“梅”字命名的山园、庭阁比比皆是，有梅亭、梅溪、梅屋、梅磵……
宋代梅花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梅的责任担当、君子之风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唐代及以前的梅花诗形成了鲜明对比。
参考文献：
[1]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M].北京：三秦出版社，1998.
[2]程章灿.刘克庄年谱[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3]谢枋得.曦发集·天地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曾慥.全宋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5]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麻飘飘（1989-），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政治；遗民；君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宋代的诗歌理论也继承了儒学传统的诗学理论，《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咏言”之论，孔子有“兴观群怨”之说。在理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诗言志”演变为“诗言道”，“诗言志”的丰富内涵被异化为“诗言道”的统一原则。“言道”是诗人创作的原则与主题。宋初，有识之士便倡导恢复儒家道统。周敦颐对文道关系的看法是：“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则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1]文辞是载道的工具，周敦颐如此轻文重道，对朱熹、二程等人的文道观产生了影响。欧阳修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的文道观，主张“道胜文至”，不过，他所主张的道除了“孔孟之道”外更包括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心。苏舜钦、梅尧臣也注重道统的作用，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颇为忧虑。王安石更是睥睨凡尘，痛斥西昆体，大批李白诗，力推杜甫诗，贬低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文学的“治教”功能，这個时期梅花诗的创作就是受到了理学“言道”的影响。
“言志”更多的是抒发个人的感性情感，“言道”则更多地包含理性忧国忧民的意蕴与高尚情操的追求。
宋代文人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文人在人格上也更加独立自觉、更加关注社会现实。
宋代梅花诗的“言道”有下列表现：
一、政治失意
宋代文人之间也有着严重的党争。神宗、哲宗时期，新、旧党交替当权，斗争激烈。徽宗时期奸臣蔡京等为谋私利大兴党禁，新、旧党争一直到北宋灭亡才结束，这在梅花诗中就能找到端倪。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变法因触动了保守派利益而受到了阻挠，神宗不得不罢其相位，王安石出京到江宁为地方官，于是，作诗《独山梅花》，又有唱和之作《咏梅二首》其二，前一首诗被李德身认定为“乃愤语”[2]。摘录其诗句：
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守蓬蒿。
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颜色空。
（《独山梅花》）
终无驿使传消息，寂寞知谁笑与颦。
（《咏梅二首》其二）
写梅处，梅处处着我之色彩，梅花已经成为诗人的化身，“根欲老”以梅花喻美人迟暮，志士枯槁。“上林”比喻朝廷，作者满怀郁愤惆怅，自伤自怜，但还存在重返朝廷为江山社稷添颜加色的一丝希望，三、四句用典。独山在江苏溧水县，是诗人的被贬之地，独山之梅的半开半谢、憔悴无人欣赏是王安石当时政治处境的象征。
第二首写远离了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活，诗人难免寂寞无聊，怅然若失，欲折梅寄远又无人传信，奈何奈何！
苏轼亦有咏梅之作。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因诗中句意的“不合时宜”而被政治对手捉住了把柄，是谓“乌台诗案”。因刑不上大夫，苏轼被贬黄州，一路风尘艰辛，直到次年正月才到达黄州，途中经过麻城县，见山间梅花被凄风寒雨推残得飘零殆尽，不禁心有所动，遂有《梅花》诗两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藥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苏轼对深山梅花的寂寞开落深有同感，梅花随江水把诗人送到贬所，正是心有灵犀、风雨同舟，诗人把眼前之梅景与自己的生世浮沉、佳期难遇、年华易逝联系起来，艺术上更加成熟。苏轼的咏梅诗经笔者统计为42首，比王安石的12首可谓多得多了，且形式多样，有唱和诗、组诗、律诗、绝句、七言古诗……对后人深有影响。黄庭坚的咏梅诗有30多首，多写于游春唱和之机，赞美梅花的姿容、神韵，但也有政治意识浓厚的咏梅诗。如替苏轼打抱不平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有诗句“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诗中托物言志，借梅花梅果直抒胸臆，桃李妒忌孤芳高洁的梅花，梅果本来应该呈在庙堂之上祭祀的，现在却被弃遭贬，以“桃李”“梅”天壤地别的境遇对比暗喻党派之争的残酷结局，“桃李”指势利小人，“梅”指高洁见妒的自我写照，黄庭坚为苏轼才高八斗、志行高洁本应受重用反而因小人陷害被贬的不幸遭遇鸣冤。黄庭坚作梅花诗比不上作咏竹、松的诗那样认真，艺术上也比不上咏其它花卉（如莲花、山茶、水仙等）的诗。但黄庭坚的梅花诗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尤其是拟人手法的创新），如“山岩是兄梅是弟”对后世的写梅方法颇有影响。
受苏轼“乌台诗案”连累，张耒被认为是元祐党人，几经贬谪，晚年终于陈州。其梅花诗《冬日杂兴一首》开头两句是感叹自己年纪渐老、岁月无情，接着以红梅、绿柳的艳丽美景反衬自己由于贬谪而忧愁伤心的心理状态，菜园子里的青菜全部发芽了，梅花破苞而放，冰雪未到，得以免去推残，多亏了春风的日夜照料，最后一句“冰雪如何有？东风日夜回”点名主旨，以梅生存环境的优越反衬自己身遭贬谪、如经受风刀霜剑雪侵的凄凉处境，政治失意跃然纸上。
宋代文人写作梅花诗的风气使梅一度成为大宋的国花，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村野秀才莫不见梅起兴。刘克庄因诗获罪，“梅花案”使之宦海沉浮。宋宁宗嘉定年间（1227年），刘克庄任建阳县令，写下了《落梅》一诗[3]。时南宋小朝廷无力北进，投降派占据朝廷，统治者贪生怕死，萎靡不振，得过且过，纸迷金醉。刘克庄空有抱负而不得伸展又受到当权者的排挤打压，诗人巧借梅花稍泄不平：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梅苔多莫数，偶沾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首联写梅花飘零，铺满台阶、墙头，片片梅花教人断肠。颔联用典故，借韩愈被贬潮州与屈原被逐投身汨罗江事来比喻落梅“高洁见妒”，颈联写梅花虽落但香气持久不散，用屈原的典故引类比喻暗含对不愿随波逐流而洁身自好的正义之士的赞颂，言近旨远，下笔委婉。尾联在借景抒情的基础上点出主题，东风白白地掌握了对百花的支配权，忌讳梅花的孤高不群不为之做主，不懂珍惜爱护，任意摧残。刘克庄的大量诗歌抒发感慨都是针对南宋国脉微如缕的现状，此《落梅》诗怨愤之情浓烈，“谬掌”“忌孤高”两个词是诗眼，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对当权者的痛骂与愤恨，刘克庄因“梅花诗案”已经在家赋闲达10年之久。刘克庄现存梅花诗96首，其中70多首写于“梅花诗案”之后。梅案发生之前，刘作有诗句： 梅太寒酸兰太清，海棠方可入丹青。
（《熊主簿示梅花十绝诗》之五）
梅案之后，梅花诗引起的政治灾难使刘克庄对梅花的态度发生了巨变：
唐人未识花高致，苦欲为渠聘海棠。
（《梅花十绝答石二林·九叠》）
宝庆年间，史弥远当政，钱塘书商陈起刻《江湖集》，收有刘克庄诗稿，陈起曾作诗讥讽史弥远，刘因《落梅》诗被认为是“讪谤当国”，两人都获罪，本诗作于史弥远死后借刘禹锡、李沁因诗歌获罪的典故来抒发多愤懑之情，他的梅花诗由早先的鄙视转变为对梅高风亮节的赞赏并寄予了对自己政治失意的郁愤不平与对当权者的讽刺挖苦。
南宋时期，岳飞被杀，赵鼎等主战派人士遭贬，朝廷一味避战求和，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主战派陆游的梅花诗多隐喻自己求战的愿望，其《梅花绝句》有“耻向东风更乞怜”之诗句。梅象征了自己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品格，其《谢演师送梅》写诗人借酒浇愁，借梅花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功业难成，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早梅时节到江南，已判樽前酒满衫。
输与西邻明上座，解从大庾岭头参。
二、遗民情结
南宋灭亡对文人打擊很大，他们的遗民情结浓厚。朱熹继承了程颢关于重视“节”的言论，虽难以对世俗生活中的女子再嫁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文人中影响颇深。宋代遗民文人视君臣伦理节操为至高信仰，统治者对宣扬“节”的理学言论的重视对宋代文人形成了思想约束。郑思肖是在国灭后改名所得，“肖”是繁体字“趙”的一部分，字忆翁，以示忆故园，号为“所南”，坐卧朝南以示思念南宋。郑思肖作为画家，在宋亡后画兰花不画土，以示国土尽失，元军入侵时他曾向朝廷进言献策，未果。郑思肖曾与赵孟頫交好，后因赵变节而与之绝交。其《画菊》诗宣扬了“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宁死不屈的精神，文人的遗民情结浓烈，因此，宋代遗民作梅花诗多以“守节”为中心思想。
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入侵杭州，宋降，汪元量原为宫廷琴师，宋亡后被掳至北，后出家为道士，其《醉歌》记录了宋亡之后的悲凉状况：
南苑西宫棘露牙，万年枝上乱啼鸦。
北人环立栏杆曲，手指红梅作杏花。
南苑西宫许久无人打理，荆棘冒出了绿芽无人管，冬青的树上乌鸦的啼叫一派混乱，元兵围在弯曲的栏干上看花，手指着红梅花说：“你看那杏花开得多美。”诗人冷眼观之，不置一评，可是诗的隐喻却饱含着作者对国破家亡的痛惜对残暴元兵的憎恨、对复国的绝望，宫中能刺人的荆棘不就是元军的象征吗？松柏万年常青但江山一朝改换，土崩瓦解。乌鸦乱啼是讽刺宋朝不能像常青树那样国祚延绵，更是作者为宋亡唱的一曲挽歌。借用杜甫写《春望》的典故，忧国忧民之痛痛彻心扉。
亡国之君宋恭帝赵显被元军掳去北方，封瀛国公，在元大都（今北京）有诗句“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对家乡梅花的怀念来抒发如今作为一国之君被拘黄金台而杭州的梅花应该再也无缘相见的绝望，表面是梅殇其实是国殇。此诗歌因惧怕元军之威而不敢稍加抒情，只流露了淡淡的故国之思，但“几度”“应是”“寄语”以商量对话的口气写来，恭帝之噤若寒蝉、有苦难言之情态还是可以体会到的。还有很多例子：
春事有代换，梅心无改移。
（熊禾《探梅》）
尔花也是异姓花，憔悴荒园守空峤。
（舒岳祥《解梅嘲》）
熊诗写宋亡国已久，诗人之坚贞不移依旧。舒诗则花与人合一，亡国的惆怅无奈写得入木三分，表达了对山河巨变的无能为力而只能隐居守志绝不做贰臣的信念。
谢枋得兵败隐居，兄弟妻子皆亡于元军之手，抗敌武装覆灭殆尽，诗人绝望之至，他还有诗句“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4]。诗人心灰意冷，郁愤难平，很希望自己能有梅花那样遗世独立、无所牵挂的生存境界，“几生”二字透漏了诗人焦虑无奈的心情，还家无望，天地寂寥，诗人无法承受生命之轻，元朝廷来征召，地方官屡屡推荐，谢最后终于被逼殉节，我们看到了在沧海桑田的变动下，个人对大势所趋、山河巨变的无能为力却又能坚守信仰的人格魅力。
三、君子比德如梅
唐末战乱以来，纲常伦理尽丧，士人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见利忘义，朝秦暮楚，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冯道是官场上的常青树，厚颜无耻善于逢迎，因“唾面自干”而闻名，篡位弑君的情况屡屡发生。故宋代君主为扭转颓风，大重气节，理学中的修身思想合乎其意，地方私学讲学大都重“修身”之学，因为由于先朝动荡，累世经学之家历经磨难而流落民间，一些大儒为避难潜入深山丛林授业开馆，此等修身之学术为理学所喜。
由于宋代伦理道德意识的高涨，高雅的理想道德人格是最高的价值目标，是审美理想的极至，因此，宋代的很多梅花诗朝着“比德”的方向坚定地前进。而“比德”演绎的手法一是把梅比喻成具有文人风骨的雅化了的美人，二是更多地用竹来衬托梅的形象。
美女与花的比喻关系有着深刻的社会审美文化的心理基础。《诗经》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宫体诗诗人对这种手法也屡试不爽，陈后主有“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诗句，白居易更有“梨花一枝春带雨”的佳句。唐人咏梅以美人拟之，梅花也沾上了人间美女的脂粉气和情欲，梅的形象是艳丽明媚，唐人笔下的梅受到了南朝宫体诗诗人写闺阁器物、美人服饰的秾艳风格的影响。唐人以美人来比喻梅花的诗体现着唐人对梅花的赏玩态度，与唐人咏牡丹、芙蓉、桃李等花卉的态度是一样的。“美人”是世俗的美人，通过下面的例子可知这种风尚的流行：
天赐胭脂一抹腮，盘中磊落笛中衰。
（罗隐《梅》）
燕脂桃颊梨花粉，共作寒梅一面妆。
（崔涂《初识梅花》）
在宋代文人的梅花诗里，虽然也用梅花来比拟美人，但却有着自己的时代特点。这时期梅花所代表的美人素面朝天、超凡脱俗，容貌的美不是调脂弄粉做出来的而是天生丽质，带着一股仙气，突出了梅花的“素淡”“幽独”“清冷”“瘦”“峭”的特点。美人们风度高雅，身份独特冷僻孤寒，以身份、品格、气质的特殊内涵展示了梅花完全不同于其它花种的独特格调，诗句一改唐人轻松的赏玩语气而变为正襟危坐、严肃认真的品评语气，诗人表达对梅花形象的品评与见解，不管是描写还是评论，这些特别的美是梅花冷峭、清疏、悠闲、淡雅、高洁等神韵风采最常见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在北宋后期渐渐流行，梅花这种仙韵格调的审美特征被确立下来。 孤洁绝尘、冷峭寒素、高雅清疏成了文人对梅的审美共识。在写法上，文人们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美女来比拟梅花，有吸风饮露的渺姑射之神女，有月宫的孤寒嫦娥，有瑶池仙女，有深林中的美人，有幽谷中的佳人，这些美人们洗尽铅华，使得梅花别有“神韵”。例如：
素娥已自称佳丽，更作广寒宫里人。
（郑獬《雪中梅》）
姑射真人自少群，要亲高节许交君。
（米芾《咏梅二首》）
渭水冰消意始回，肌肤玉雪仙人材。
（徐充符《罗浮山观梅》）
姑射仙姿不畏寒，谢家风格鄙丹铅。
（张耒《梅花十首》）
詩人笔下的梅或孤往独来或高标少群，或清寒出世或睥睨凡尘，与以前梅的形象大不相同。
宋代文人园林中的植物景观更多的是竹子、梅等，松柏、桐、桧也多成林，很有一番蓊郁森然的氛围，梅在园林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艺梅赏梅之风的发展。曾慥提出的梅为“清友”的概念标志着文人艺梅赏梅之风发展到新阶段[5]。南宋时期，文人对梅花的态度渐渐变得严肃、尊重。文人园林的某个角落，几棵梅树在月华下摇曳生姿，暗香微微，可爱的影子映在窗子上让人观赏欲醉。宋人对此画者不足，吟看不足。杨无咎与胡铨曾自述自己与梅是莫逆之交。郭印《栽梅》有“独喜雪中梅”之句。我们发现，文人们对梅的欣赏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时尚的爱好，这种爱好促使文人们对梅蕴含的人格意义进行积极的思考与发掘[6]。
宋代文人善于画竹子，梅、竹更是宋代花鸟画的常见题材。且私家园林总是梅、竹间杂种植，这对梅、竹意象的组合确实起到了影响作用。且梅、竹都适合生长在温暖潮湿的江南，田野乃至庭院大都有生长旺盛的竹、梅。南宋年间，“岁寒三友”（松竹梅）之说正式确立并流行下来。“岁寒”源于《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友”源于《论语·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三友说”使梅的审美彻底登上一个新台阶，而与其它花卉进一步区分开来，梅的高风亮节被发掘出来，梅花成为宋代的国花，当之无愧：
梅竹仅留三亩宅，桑麻方见万枝孙。
（陈著《偶成》）
且辨新篘供一笑，竹君清绝对梅兄。
（孙应时《初抵海陵官舍元韵）
岁寒臭味松梅竹，乾象光芒日月星。
（方回《题三贤祠堂诗》）
陈诗借梅竹寄予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人格理想，孙诗则以竹来衬托梅的清高绝俗，方诗以三友之臭味相投皆耐苦寒来赞美三贤的品格万古长存。
宋代的理学家们在欣赏自然物态之美时，不再是沉迷于外在形态的感官享受，而是把咏物看成是君子修身养性的一种实施途径，因此梅之“比德”之意突显，甚至很多文人用“梅”字命名自己的名或号：曹良史号梅南，许棐号梅屋，史达祖号梅溪，王炎武号梅边……以“梅”字命名的山园、庭阁比比皆是，有梅亭、梅溪、梅屋、梅磵……
宋代梅花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梅的责任担当、君子之风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唐代及以前的梅花诗形成了鲜明对比。
参考文献：
[1]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M].北京：三秦出版社，1998.
[2]程章灿.刘克庄年谱[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3]谢枋得.曦发集·天地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曾慥.全宋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5]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麻飘飘（1989-），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