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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党内，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权腐败已成为根深蒂固和习以为常的痼疾，以致蜕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可以说，苏共垮台很大程度上是特权阶层的“自我蜕变”。
苏共特权阶层的“异化”
从历史上看，苏共的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由于种种原因，执政后，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爾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并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对党产生不满的重要根源之一，这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斯大林时期，干部任命制度化（“官员名册制”）和非制度性的党内斗争不断发生，为党内高级干部逐步围绕政治权力中心形成特权阶层提供了土壤。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国家机构中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误，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且羽翼已经丰满。
这个阶层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机关的重要领导岗位，享受名目繁多的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和特支权等，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的职能。
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原先体制内的官僚特权阶层，除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通过改组经济管理系统、银行系统、分配系统，把最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直接控制着巨额的财富，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
通过各种“合法”的私有化手段，官僚特权阶层将支配权置变为实际所有权，将隐形占有变成公开合法占有，形成了极少数人掌控的寡头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苏联的党政高级官员。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这些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
当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朝不保夕，他们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时，便不顾一切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苏共特权阶层最终毁灭了苏共和苏联。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共的垮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党内高层官僚特权“异化”和“自我蜕变”，而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特权腐败的政治危害
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和异化。
1.特权腐败削弱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
苏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是以“人民的选择”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作为党的旗帜的。
但在现实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的政党，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种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
2.特权腐败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加重了民众对党的信任危机。
苏共在执政中后期，随着特权腐败势力的不断发展蔓延，特别是苏共实行“民主化”、“公开性”以后，以往被认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了信任危机。
3.特权腐败破坏了党纪国法，潜规则盛行，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共产党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苏共党章明确规定，一切共产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必须遵守党纪和国法，都没有例外。然而特权阶层的存在却使这样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特权存在的情况下，正式的规则和规范可以不遵守，潜规则却大行其道。一方面，权力商品化，大搞权钱交易。另一方面，大肆卖官鬻爵。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区和部门提拔干部已不是按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了，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行贿受贿。
同时，潜规则的盛行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为了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行贿、找门路、拉关系，寻求那些有权有势人的庇护。在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伪造企业账目、贪污受贿，实际上已经成为群众性现象。
4.特权腐败阶层充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亲手葬送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官僚特权阶层，贪恋权势，贪图享受，化公为私，恣意妄为，客观上起着瓦解苏共组织、败坏苏共声誉、消解人们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从根本上动摇苏共执政的基础。
同时，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和反对任何有损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成为积聚社会矛盾、制造社会积怨和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以夺取权力为中心，结党营私，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一方面利用僵化的体制，拒绝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
可见，苏共的垮台，适应了既得利益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在这一场“自我蜕变”中，他们充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亲手埋葬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垮台给中国的警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苏共的教训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应该铭刻在心！既让人心痛，又促人警醒！我们党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95个年头，并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不断增强忧患意识。
1.要高度警惕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由于理想信念动摇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巨额利益而阻挠改革进程甚至走向类似苏共那样的“制度转型”。
苏共垮台的过程中伴随着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而真正导致苏共患上“软骨病”的根源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这个特权阶层丧失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已成为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抵制和批判一切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与此同时，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2.必须警惕把特权作为维护政治秩序的工具。
从苏共特权形成的历史教训上看，特权腐敗之所以能滋生蔓延并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一个主要动因就是苏共出于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将特权作为政治斗争和维护执政的需要。而特权一旦被作为巩固执政、拉拢人心的工具，就会迅速滋生蔓延并异化为各种特权腐败。
因此，我们必须把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为一项根本的政治任务，时刻警惕将特权作为维护执政秩序的工具，时刻警惕因为政治需要而将特权现象合理化，纵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滋生蔓延。
3.鉴于苏共监察制度的虚化所造成的特权腐败和异化，要加强和创新新时期党内监督体制机制的建设。
苏共特权和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必须有健全的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今后我党应继续以铁腕手段“打虎拍蝇”；应继续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扎紧反腐败制度的笼子；应继续加强领导干部党性教育，使党内真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等等。
4.要始终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反对特权斗争的立足点。
从苏共反特权历史教训来看，官僚特权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党群关系由亲而疏直至恶化破裂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反腐败斗争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既密切关注和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红旗文稿》2016年第11期）
苏共特权阶层的“异化”
从历史上看，苏共的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由于种种原因，执政后，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爾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并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对党产生不满的重要根源之一，这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斯大林时期，干部任命制度化（“官员名册制”）和非制度性的党内斗争不断发生，为党内高级干部逐步围绕政治权力中心形成特权阶层提供了土壤。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国家机构中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误，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且羽翼已经丰满。
这个阶层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机关的重要领导岗位，享受名目繁多的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和特支权等，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的职能。
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原先体制内的官僚特权阶层，除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通过改组经济管理系统、银行系统、分配系统，把最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直接控制着巨额的财富，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
通过各种“合法”的私有化手段，官僚特权阶层将支配权置变为实际所有权，将隐形占有变成公开合法占有，形成了极少数人掌控的寡头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苏联的党政高级官员。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这些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
当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朝不保夕，他们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时，便不顾一切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苏共特权阶层最终毁灭了苏共和苏联。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共的垮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党内高层官僚特权“异化”和“自我蜕变”，而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特权腐败的政治危害
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和异化。
1.特权腐败削弱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
苏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是以“人民的选择”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作为党的旗帜的。
但在现实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的政党，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种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
2.特权腐败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加重了民众对党的信任危机。
苏共在执政中后期，随着特权腐败势力的不断发展蔓延，特别是苏共实行“民主化”、“公开性”以后，以往被认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了信任危机。
3.特权腐败破坏了党纪国法，潜规则盛行，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共产党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苏共党章明确规定，一切共产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必须遵守党纪和国法，都没有例外。然而特权阶层的存在却使这样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特权存在的情况下，正式的规则和规范可以不遵守，潜规则却大行其道。一方面，权力商品化，大搞权钱交易。另一方面，大肆卖官鬻爵。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区和部门提拔干部已不是按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了，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行贿受贿。
同时，潜规则的盛行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为了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行贿、找门路、拉关系，寻求那些有权有势人的庇护。在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伪造企业账目、贪污受贿，实际上已经成为群众性现象。
4.特权腐败阶层充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亲手葬送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官僚特权阶层，贪恋权势，贪图享受，化公为私，恣意妄为，客观上起着瓦解苏共组织、败坏苏共声誉、消解人们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从根本上动摇苏共执政的基础。
同时，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和反对任何有损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成为积聚社会矛盾、制造社会积怨和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以夺取权力为中心，结党营私，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一方面利用僵化的体制，拒绝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
可见，苏共的垮台，适应了既得利益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在这一场“自我蜕变”中，他们充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亲手埋葬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垮台给中国的警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苏共的教训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应该铭刻在心！既让人心痛，又促人警醒！我们党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95个年头，并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不断增强忧患意识。
1.要高度警惕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由于理想信念动摇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巨额利益而阻挠改革进程甚至走向类似苏共那样的“制度转型”。
苏共垮台的过程中伴随着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而真正导致苏共患上“软骨病”的根源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这个特权阶层丧失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已成为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抵制和批判一切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与此同时，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2.必须警惕把特权作为维护政治秩序的工具。
从苏共特权形成的历史教训上看，特权腐敗之所以能滋生蔓延并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一个主要动因就是苏共出于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将特权作为政治斗争和维护执政的需要。而特权一旦被作为巩固执政、拉拢人心的工具，就会迅速滋生蔓延并异化为各种特权腐败。
因此，我们必须把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为一项根本的政治任务，时刻警惕将特权作为维护执政秩序的工具，时刻警惕因为政治需要而将特权现象合理化，纵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滋生蔓延。
3.鉴于苏共监察制度的虚化所造成的特权腐败和异化，要加强和创新新时期党内监督体制机制的建设。
苏共特权和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必须有健全的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今后我党应继续以铁腕手段“打虎拍蝇”；应继续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扎紧反腐败制度的笼子；应继续加强领导干部党性教育，使党内真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等等。
4.要始终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反对特权斗争的立足点。
从苏共反特权历史教训来看，官僚特权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党群关系由亲而疏直至恶化破裂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反腐败斗争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既密切关注和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红旗文稿》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