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最大的《圣经》印刷市场

来源 :小康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fang19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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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约有55000间教会在使用中国印刷的《圣经》。”
  
   采写、摄影/《小康》记者
  
  “中国工厂将提供世界1/4的圣经”
  
  


  今年5月2日,英国《卫报》报道,“中国工厂将提供世界1/4的圣经”,这让许多西方人瞪大了眼睛。而事实还远不止如此,就在此新闻刊发后的十几天,随着位于南京东山镇的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南京新厂区的落成,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使每分钟印刷23册、每年印刷1200万册《圣经》的理想成为可能。
  1986年,爱德基金会和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创建了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唯一合法大量印刷《圣经》的公司。“从1980年到现在,全国发行《圣经》超过4300万册,爱德印刷厂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以及最大的《圣经》供货商,年产量达到1200万册,同时印刷75种语言的《圣经》,出口60个国家。”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堂崇文门堂牧师季明对记者说。
  “世界上约有5万5千间教会在使用中国印刷的《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徐晓鸿告诉记者。在印刷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圣经》的语言种类与装帧形式也发生了更多变化。中英文对照的、盲文版本的,不一而足;滚金边的、皮制封面的,多种多样。由于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圣经》仍部分使用联合圣经公会所捐出的纸张,《圣经》的价格保持低廉,普通平装本7元、10几元不等。
  “虽然目前大部分的《圣经》,是应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需求而印刷,新华书店不能公开售卖,但教堂多设有对外开放的书店,就算没有,一些教堂也不定时地在门口售卖《圣经》。”在北京朝阳门堂,一位牧师手指刚刚买了《圣经》的女教徒告诉记者:“不仅很容易买到《圣经》,而且不受任何限制。”
  
  《圣经》进入中国
  
  “基督教自唐朝传入中国,时称“景教”。史载,当时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传入波斯、阿拉伯及埃及,后来阿罗本奉教来华。”著名宗教学者王治心和季明牧师等均持这种观点,且有碑为证。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波斯传教士景净在大秦寺立下了由吕秀岩书并题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用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记述了景教在唐代的流传情况。
   “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段传播历史。”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凡事‘盛极必衰’,到了唐武宗时的中唐,已非唐太宗海纳百川的盛唐,对外来文化早已没有了积极的文化心理,甚至最基本的宽容,经过200多年强势发展的景教,终于陡然改变了发展方向。”
  “当《圣经》和基督教第二次成规模传入中国,已经是属于蒙古人的十三世纪。”西什库教堂的一位神职人员告诉记者。
  称汗于1206年的铁木真,带领蒙古军队,南征北讨,灭花剌子模,雄震亚洲;他的子孙,灭金亡宋,并吞高丽,复侵入欧洲,进军俄罗斯、波兰、匈牙利……领士之广,前所未有。“在宗教方面,蒙古人原本崇奉的就是多神的萨满教,故对于景教、佛教等,来者不拒。凡属教徒,都可以不纳租赋,不完捐税,还免其他任何国民义务。”季明牧师告诉记者:“在沉寂400年之后,不仅景教借此漫无限制的机会复兴了,且流行于罗马被蒙古人称作‘也里可温教’的天主教,亦乘时东渐,此两派基督教,日渐繁盛。”
  基督教的再一次来华,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了,而这一次,却是异常地成功。
  到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发展教徒多达70多万人。传教士办报、办学、办医,中、西方的思想与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时代。
  始建于1870年的崇文门堂,又称亚斯立堂,早在接待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克林顿等之前,就已声名远播:冯玉祥就是在这里成为基督徒的。
  民国元年的一天,在北京驻防的冯玉祥,应朋友之约来到亚斯立堂听讲。不久,冯就由刘芳牧师施以洗礼,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于是,他部下的官兵一律入教,便有了5000余名官兵同时受洗的盛况,冯也成了“基督将军”。
  


  1923年,妻子病故的冯玉祥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李德全。到了谈婚论嫁前,李问冯:“你怎么会喜欢我?”冯说:“我看你天真率直。”冯反问:“你为何愿意嫁给我?”李笑答:“上帝怕你不为民做事,派我来监督你!”次年3月,他们按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证婚人还是刘芳牧师。
  “1949年之后,中国基督宗教走上全新之路。1950年,中国掀起了‘自治、自养、自传’的 ‘三自’爱国运动,并于1954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当然,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被禁,那绝对是一场噩梦,好在我们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国基督教协会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现有教牧传道人员18000余人,总数超过55000个教堂(或者聚会点),18所不同层次的神学院校。北京目前有20余所教堂,信徒超过5万人。”季明牧师告诉记者:“从崇文门堂的情况看,10年前,信徒以中老年妇女居多,现在已经超过半数为年轻人,并且大专以上学历的信徒人数逐年增加,男性信徒的比例也渐渐增加。”
  
  《圣经》与北京奥运
  
  “7月27日开始迎客的北京奥运村,专门设立了奥运村宗教中心,为5大宗教专门开辟了礼拜场所,为相关运动员提供了敬拜的条件;充足的《圣经》,完备的同声传译耳机等设备,在奥运期间,让信众没有任何宗教活动障碍。”始建于1922年的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的一位神职人员介绍说。
  2007年秋,某西方媒体称:2008年北京奥运时会有一系列物品因“保安理由”被禁止入境,包括《圣经》。面对所谓的“中国对宗教不宽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予以明确回击:纯属谣言。
  事实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满足对《圣经》的需求,《圣经》公会帮助中国基督教会两会,在爱德印刷厂印刷了5万1千7百30本中英文对照版《新约圣经》(四福音书),免费分发给了北京、青岛、上海、沈阳、天津、秦皇岛等6个主办奥运赛事的城市。运动员们极其方便地获得了《圣经》及福音单张。考虑到奥运版《圣经》的特殊意义和实际需要,全国基督教两会,再增印了5万奥运版本《圣经》,均为免费赠阅。
  “过去我始终认为,连《圣经》的出版和发行在中国都是非法的,怎么可能轻易买到《圣经》?”2008年8月10日,崇文门教堂前,32岁的美国人杰克,耸了耸肩,对记者说:“此次来中国看奥运会,我提前了1个月,转过之后才发现,不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教堂,甚至普及到了一些乡镇,多种版本的《圣经》都可买到,而且,无神论者与教徒们,融洽地保持着独立的信仰。”
  结束采访时,肃穆的崇文门教堂已沉浸在余晖之中。一群鸽子从胡同中升起,伴着悠扬的鸽哨在教堂上空盘旋。一位学者朋友的话萦绕在记者耳畔:“纵观基督教长达1000多年的4次在华大传播,尽管背景不尽相同,但与中华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独特历史意义,却几乎一致”,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观点更为透彻:“对宗教自由的尊重源于对中国客观事实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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