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要发展和繁荣就需要足量的经济活动，以雇佣数额巨大的劳动力，并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国内生产总值（GDP）多年前是作为一个测量手段被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它有很多不足之处，使其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一种并不完善的手段。决策者对于GDP的过度追求，可能会扭曲发展的动因，并导致难以预期的灾难性后果。
　　GDP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测量手段的首要问题是，很多公司都在多个国家运营，其所获利润不一定会算在一个国家之内。事实上，跨国公司的主要利润往往会流回原国家，所以，即使中国的消费者在国内进行了大量消费，很大一部分利润仍将会回流到国外而不是归于中国人。比如，耐克公司雇佣中国工人来生产鞋子，在中国建零售店进行销售，中国的消费者会购买这些鞋子。由于这家公司90%的经济活动是在中国发生的，因此这些经济活动的结果被算入了中国的GDP。然而，即使耐克公司在美国没有经济活动发生，它的主要利润仍然回流到了美国。因而，这种国家内的财富测量手段是扭曲的——看上去似乎是中国在变富，美国在变穷，而事实却恰好相反。
　　其次，GDP不能显示出收入分配的状况。经济活动产生的大部分利润是被极少数人所拥有的，在中国，收入分配极不均衡，因此，只关注GDP的发展将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会鼓励更多的生产活动，这样，少数的富人阶层收入更多，而他们是不会轻易让自己的雇员分一杯羹的。这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把GDP作为经济发展度量衡的另一问题是，GDP只将经济交易计算进去。比如，一对父母带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个活动可能被算入GDP，但如果父母带这个孩子去公园踢足球，就不被计入GDP了。然而，人们常常会争辩，去公园踢球比去看电影创造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好处很多：比如，父母能和孩子更直接地互动；孩子得到更多锻炼；全家人都呼吸了新鲜空气；他们可以交到更多朋友，等等。但如果只关注GDP增长，决策者们将会有更强的动力去建设电影院，而不是公园。于是，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最终可能反而降低了。
　　当然，为了整个社会维持生存，决策者们需要为就业率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创造条件。GDP的增长就可以作为一个粗略的测量标尺。毕竟，如果人们都喂不饱自己的孩子，公园再好又有什么用呢？电影业可以雇佣更多的人员——尤其是将电影的制作产业也算在内的话。这种争论当然是很有趣的，只可惜，它用的是二分法。决策者们不会只是在公园和电影院两者之间做简单的选择。如果不是一心只盯着GDP的增长，决策者们在促进就业和提高生活质量上其实会有无限的选择。比如，修建公园可以雇佣人员进行保洁；可以设置小吃部来卖零食；公园里可以有舞台供不同的群体进行表演，并收取入场费；漂亮的公园也可以吸引旅游者支付门票；甚至还可以提高附近办公楼和住宅的租金或房价。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好的效益，并提高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修建电影院相比，修建公园的GDP在短期内会受损，但收入流和就业增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则会开始显现出来。
　　只关注GDP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它可能反而会鼓励造成更坏的生活质量。污染可能引发癌症、引起食物中毒或先天畸形，但却也被算入GDP增长当中，因为当人们求医问药，为这些疾病买单的时候，GDP增长了。反之，如果人们保持健康，不去医院就诊，那么GDP就得不到增长。显然，拥有一个更健康、更洁净的社会是更好的，但对某些行业而言，那将与创造更高的GDP相悖。
　　总而言之，GDP可以被用作一个导向标，但它应与其他的因素和指标一起进行参考。这些衡量手段对于发展強大而繁荣的国家起着重要作用，应当更被重视。比如国民生产总值（GNP），它是依据一系列指标对生产进行分配，与GDP关注的焦点完全不同，它关注所有权；关注反映生活满意度的幸福指数；关注收入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关注空气质量指数、污染指数以及预期寿命。
　　GDP是被信赖的，因为人们很容易搜集数据来计算它，并方便在不同国家间进行简单的比较，但是它显然有很多缺点。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目前在技术上能够进一步计算出与健康社会相关的其他更为细致的经济指标，决策者应该使用更完善的方法来测算经济生活的状况，才能更快实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