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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准备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兹将朱瑞、罗荣桓二同志争论电二件转发你处。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的“为时已久”的争论发生在1940年至1942之间。产生这一争论的原因有二。
一方面，产生这一分歧和争论同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和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对山东用人的问题上意见尚未统一，尚需进一步磨合有重要关系。
要说明这一问题，还要回溯到1938年。这一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军事上，停止了正面的战略进攻，而集中力量对付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此相适应，国民党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摩擦。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由党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而组成的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既要抵抗日军的“扫荡”，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担子很重。派主力去山东已迫在眉睫。
11月25日，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第20天，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提出：“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343旅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晋西南地区暂留343旅之补充团并集中各游击队编成1团，交陈士榘指挥，尔后可从129师调1支队接防。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电报中所说“新老黄河”指的是两条河。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下令在河南郑州花园口炸毁黄河堤坝，让河水南流。于是，汹涌的河水就夺淮河从苏北入海。这便是新黄河。而原来那条经济南向东北流，在渤海入海的就叫老黄河。
11月28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拟让已到晋东南长治地区的685团先出动，并向115师下达了命令。12月，685团改称苏鲁豫支队，到达（微山）湖西地区，同由湖西人民武装起义组成的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
12月19日，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和686团从晋西交口县双池镇一带出发东进，于年底到达晋东南襄垣县夏店镇，靠近八路军总部驻地。
此时，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设想，343旅两个主力团，685团向东南，直奔湖西，再向新黄河一带发展；686团向东北，到达沂蒙山至老黄河一带，同已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合编，山东局面将大为改观。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1939年1月12日，朱、彭和左权参谋长致电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并报中央军委，指出：“蒋不允许我出山东、河南发展，因此目前不能派兵去山东。”1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等并告朱、彭：“我们必须坚持向鲁、皖及华中发展。但在目前摩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入华中。”毛泽东此时虽然同意暂缓入华中，但仍坚持115师入山东。
1月中下旬，日军“扫荡”晋东南辽县（今左权县）一带。129师此时正在冀南进行反“扫荡”，在晋东南只留下一个营，兵力空虚。集总（八路军总部）命令陈、罗率686团并指挥决死1纵队第3总队在辽县进行反“扫荡”。
2月初，反“扫荡”结束，115师继续东进。3月1日，进入山东。3日，首战樊坝，歼灭伪军一个团，扩大了八路军在鲁西群众中的影响。随后，从686团抽出第3营和教导队，加上师部的警卫连，组成东进支队第1团，由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留在运（河）西，建立根据地。由张仁初继任686团团长，刘西元任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于3月7日过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
部队进入泰西地区后便分兵发动群众，进行整训。3月28日，罗荣桓带了一个警卫排过津浦路，到沂蒙山区，向驻在那里的中共山东分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统一山东全党的思想。
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罗荣桓应当在去山东分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同分局和山东纵队领导商谈如何贯彻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于1938年11月25日关于“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东西、胶济南北在内”的设想，如何统一在山东的八路军的指挥问题。但是，在罗荣桓出发前4天，即3月24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朱瑞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毛泽东，提出：“陈、罗虽已去山东，但陈在军事上、罗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这就是说，当毛泽东就陈、罗率115师师部和343旅入鲁向集总征求意见时，彭德怀同意陈、罗率部入鲁，但后来集总又不同意由陈、罗形成领導中心。因此，罗荣桓在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后，又回到在泰西的115师师部。
集总和北方局在这封电报中建议由徐向前和朱瑞到山东来“形成中心领导”。对此，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均未提出异议。4月13日，集总和北方局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徐朱以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统一指挥张、黎，陈、罗，萧华及雪枫部。”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张、黎部指以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委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陈、罗部即115师师部和685、686团，萧华部即在冀鲁边地区活动的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雪枫部即在苏皖边活动的以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电报所列各部活动的地域看，除萧华部主要在老黄河口西北活动外，都在新老黄河间，同毛、王、滕所规定的115师活动地域大体一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发出通知：“组织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所有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萧华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以朱瑞为政治委员。”
朱瑞、罗荣桓产生分歧和争论主要在两个阶段：
在对1940年山东形势的估计上，朱瑞认为八路军同日伪军已经处于相持状态，同国民党军相比，则已取得初步优势。罗荣桓认为八路军对日伪军仍处于劣势，对国民党军也没有取得优势。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9月间，朱德、彭德怀命令115师和山东纵队“大肆破击津浦线、胶济线及陇海线东段，扩大战果”。罗荣桓认为，在山东发动百团大战条件不成熟。朱瑞认为，可以发动“百连大战”。115师和山东纵队都为铁路破袭战作了准备。但10月29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陈光、朱瑞、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十月初对津浦、胶济、陇海段之大破袭战需要充分准备。同时，陇海、津浦似正在运转兵力，故大破袭战应以推迟至十月底十一月间为宜。”此后，因情况变化，山东虽然也曾破袭铁路，但大破袭战未进行。
朱瑞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出发，从1940年7月26日至8月6日，在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界代表大会及山东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一时间，工作显得很有气势。罗荣桓认为，在敌后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深入群众，建设根据地，不必过于张扬。他未出席这些会议。
朱瑞此时对罗荣桓的表现不满。他认为应坚持集总和北方局原定方案，以统一山东的领导。9月8日，朱瑞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陈光、罗荣桓：“对外对统战均以1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此时，徐向前已返回延安。10日，朱瑞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杨尚昆：“我即去天宝山。”“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
9月底至10月中旬，罗荣桓在桃峪主持115师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朱瑞一面致电集总，反映115师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面在桃峪会议上发言，认为115师除卫生工作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据梁必业回忆，此时集总也来电，对115师领导提出严厉批评。但很快又来电报说：“前电作废。”10月13日，在攻克天宝山叛军廉德三部盘踞的南大顶后，出于对叛军杀害战友的义愤，个别干部枪杀俘虏，酿成“南大顶事件”。此事反映到会议上引起一片哗然。会议一时形成倒罗的气氛。
10月14日，罗荣桓致电集总并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一）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严重，集总、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实，已在检讨中。（二）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115师，建议以1纵徐、朱兼115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三）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政治上学习太落于人后，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同日，朱瑞致电中央军委、集总、北方局，报告桃峪会议情况，认为115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处处落后松懈，这是由于作风过左，缺乏安心长期打算、组织领导软弱所致。电报认为，彻底消除一部分支旅干部对领导失望的心情是115师思想教育的中心一环。他建议：（一）军政委员会与分局应集体领导；（二）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决定以军政委员会名义指挥；（三）115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四）陈、罗最好给予休养。
18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陈光、罗荣桓、萧华：“（一）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你们现已注意纠正，今后应注意检查。另一方面115师有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們均应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罗荣桓和朱瑞这一次分歧遂告一段落，但双方意见并没有统一。
1941年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总部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强调打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集中其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蚕食”“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山东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1月2日，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和1个旅团的主力加一部分伪军共5万人，对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大“扫荡”。4日，日军偷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机关。山纵机关分散突围转移至南墙峪，又遭日伪军合击，经激战，山纵机关转移至新泰西南的石莱一带。5日，日军从临沂、费县、大平邑、蒙阴、沂水、莒县出动2万余人，动用7架飞机、10辆坦克和数十门大炮，兵分11路，向青驼寺、孙祖、留田地区合围，并在沂河河阳、葛沟设伏，企图消灭山东八路军指挥机关。入夜，罗荣桓指挥115师师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工会机关共2000余人，不费一枪一弹，巧过日军3道封锁线，从日伪军重围的空隙钻了出去。
此时，在沂蒙山已经没有主力部队。日伪军“施行分区合围，‘抉剔清剿’的办法，到处搜索、捕杀抗日军政人员及八路军伤病员，所经之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片村庄被烧毁，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都成赤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捕掠殆尽，生活用具被破坏无遗，大批无辜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仅在大崮山周围即杀、伤、俘抗日军民数百人。日军还到处安炮楼、修公路，四处派出‘宣抚班’，把老百姓赶到一处，在枪口下开大会，组织伪政权”。朱瑞的夫人陈若克，被俘时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她在日军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于12月26日，连同怀抱的婴儿惨遭日军杀害。
由于村、乡基层群众工作没有认真开展，没有认真进行减租减息，群众没有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些乡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手中。在日伪军疯狂推行“三光”政策和建立伪政权的形势下，沂蒙山有变天的危险。 罗荣桓和朱瑞、陈光商量后，决定除将分局、师部和战工会部分干部转移到滨海区以外，罗荣桓、朱瑞、陈光率师指挥所和特务营、特务连重返沂蒙区，同当地人民一起坚持反“扫荡”斗争。
进入沂蒙区后，罗荣桓深感日伪破坏非常严重，19日致电中央军委并集总：“敌对沂蒙地区‘扫荡’一开始，即使我党政民工作表现涣散消沉，群众悲观，有部分部队走到失望。山纵指挥机关连遭合击，大部分人员失散，1旅各团指挥联络不上，电台掉了，不能立即恢复，党（组织）自区委、专署以下均找不到，所有地方武装不是损失，即是随山纵主力他转，或插枪消散，大批干部流离躲避……”
12月28日，历时50余天的沂蒙反“扫荡”结束。12月30日，罗荣桓和陈光向山东分局建议彻底改变作风。建议说：115师师部已全部于滨海区集结休整，此间工作表现松懈麻痹。当“扫荡”到来时，又呈慌乱现象。鲁南还醉迷于冗长重叠的会议，进行空泛的讨论，毫不具体解决问题。请由分局向山东全党提出最中心的任务是彻底改变作风，切实依靠群众展开民兵运动与敌伪工作，多给以具体方法，迅速实行精兵简政。
1942年1月22日，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致电集总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沂蒙山反“扫荡”的总结。罗荣桓等人的意见主要有：一、认为分局领导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够，对山东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山东是敌顽我三种势力三角斗争地区，想一下谁消灭谁都是不可能的。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存在和平麻痹思想。比如集合所有剧团在敌人炮火射程内举行一个多月公演。二、没有切实发动群众，着重抓减租减息，使群众得到实际利益，从而衷心拥护共产党。忽视建立和巩固人民武装，全部工作是有脫离武装斗争的现象，没有武装不去发动，有了武装不去掌握，没有基干群众武装，未发动基本群众，组织其进行斗争。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不接地气。表现为在反“扫荡”中“没有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干部去加强对群众武装和反‘扫荡’的掌握”，“在匆忙中派出的干部要群众放哨、送饭、探消息，不仅不领导群众，反而加重了群众的麻烦”。三、“机关庞大，周转不灵”，工作作风“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场面，形式主义”。首长脱离机关便不能工作，机关工作脱离战争。比如作一些冗长、无关现实斗争的报告和论文。对此次反“扫荡”受到的损失，有人强调客观原因，认为是敌情过于严重造成的。罗荣桓等人认为有些是不应有的损失。
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继2月4日致电刘少奇后，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的电报：“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必要材料。”
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致电刘少奇、朱瑞、115师和山东纵队。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领导干部之间意见分歧的主要内容。给朱瑞的电报中，在肯定朱在山东工作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其领导上的弱点，主要是对中央指示没有认真讨论，给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常常是空洞的一般的决定，反映不出具体情况”，“还存在粗枝大叶的作风”。电报中希望他以身作则地检查山东的全盘工作，以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一致去加强山东全党的团结一致。在给陈光、罗荣桓的电报中指出：“山东的军事统一指挥，是要你们来负责的。为了实现军事上的统一领导，提高你们自己的威信，团结115师与山纵，消灭山东领导方面的不团结现象，你们必须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首先检查自己、责备自己。”希望“站在大哥的地位去帮助和诱导山纵”。在给山纵的电报中，希望山纵领导“要有责己严责人宽的精神”，“深刻进行自我检讨”。
4月上旬，刘少奇来到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所在地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随即同朱瑞谈话三天三夜，同罗荣桓、陈光谈话一天一夜，同黎玉谈话一天，听取了主动向他反映情况的各部门干部的意见，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的文件以及山东分局的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与会者均发表了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对过去山东工作的批评及提出的今后任务。
刘少奇在报告中肯定了山东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成绩：建立和发展了十万人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给日伪以大的打击。在反顽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此使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使山东成为华北和华中两个战略区的枢纽。
刘少奇指出：“但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严重的缺点，就是我们在山东本来可能取得某种一般的优势，但没有取得，因而不能不使我今天处于劣势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地位。”其原因主要是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尤其是没有开展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在统战中过分强调中间力量。党内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自以为有优势、有领导权，对形势逆转的可能和困难估计不足，军事上没有统一、明确和坚定的战略方针与部署，多为被动应付。
刘少奇分析了当时山东各方力量的对比。他说：山东境内共有日军3.3万人，伪军8万余人，合计11万余人；国民党军约13万人，其中反共的就有8.5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11.1万人，其中主力部队5.5万人。但我方主力分布在一个狭长地带，中间还被日伪军的据点和公路多处隔断。整个山东的“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他严肃指出：“目前山东敌我友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也不能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濒于危险。”他还说，对于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如果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上四个字：“机会主义”。显然，这是为了促进山东改进工作的一种尖锐的说法。实际上，山东领导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朱瑞认真并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改正了缺点和错误。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曾明确指出：山东当时的错误不要说成是机会主义错误。
朱瑞、罗荣桓产生分歧和争论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的“为时已久”的争论发生在1940年至1942之间。产生这一争论的原因有二。
一方面，产生这一分歧和争论同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和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对山东用人的问题上意见尚未统一，尚需进一步磨合有重要关系。
要说明这一问题，还要回溯到1938年。这一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军事上，停止了正面的战略进攻，而集中力量对付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此相适应，国民党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摩擦。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由党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而组成的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既要抵抗日军的“扫荡”，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担子很重。派主力去山东已迫在眉睫。
11月25日，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第20天，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提出：“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343旅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晋西南地区暂留343旅之补充团并集中各游击队编成1团，交陈士榘指挥，尔后可从129师调1支队接防。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电报中所说“新老黄河”指的是两条河。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下令在河南郑州花园口炸毁黄河堤坝，让河水南流。于是，汹涌的河水就夺淮河从苏北入海。这便是新黄河。而原来那条经济南向东北流，在渤海入海的就叫老黄河。
11月28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拟让已到晋东南长治地区的685团先出动，并向115师下达了命令。12月，685团改称苏鲁豫支队，到达（微山）湖西地区，同由湖西人民武装起义组成的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
12月19日，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和686团从晋西交口县双池镇一带出发东进，于年底到达晋东南襄垣县夏店镇，靠近八路军总部驻地。
此时，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设想，343旅两个主力团，685团向东南，直奔湖西，再向新黄河一带发展；686团向东北，到达沂蒙山至老黄河一带，同已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合编，山东局面将大为改观。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1939年1月12日，朱、彭和左权参谋长致电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并报中央军委，指出：“蒋不允许我出山东、河南发展，因此目前不能派兵去山东。”1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等并告朱、彭：“我们必须坚持向鲁、皖及华中发展。但在目前摩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入华中。”毛泽东此时虽然同意暂缓入华中，但仍坚持115师入山东。
1月中下旬，日军“扫荡”晋东南辽县（今左权县）一带。129师此时正在冀南进行反“扫荡”，在晋东南只留下一个营，兵力空虚。集总（八路军总部）命令陈、罗率686团并指挥决死1纵队第3总队在辽县进行反“扫荡”。
2月初，反“扫荡”结束，115师继续东进。3月1日，进入山东。3日，首战樊坝，歼灭伪军一个团，扩大了八路军在鲁西群众中的影响。随后，从686团抽出第3营和教导队，加上师部的警卫连，组成东进支队第1团，由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留在运（河）西，建立根据地。由张仁初继任686团团长，刘西元任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于3月7日过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
部队进入泰西地区后便分兵发动群众，进行整训。3月28日，罗荣桓带了一个警卫排过津浦路，到沂蒙山区，向驻在那里的中共山东分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统一山东全党的思想。
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罗荣桓应当在去山东分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同分局和山东纵队领导商谈如何贯彻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于1938年11月25日关于“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东西、胶济南北在内”的设想，如何统一在山东的八路军的指挥问题。但是，在罗荣桓出发前4天，即3月24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朱瑞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毛泽东，提出：“陈、罗虽已去山东，但陈在军事上、罗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这就是说，当毛泽东就陈、罗率115师师部和343旅入鲁向集总征求意见时，彭德怀同意陈、罗率部入鲁，但后来集总又不同意由陈、罗形成领導中心。因此，罗荣桓在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后，又回到在泰西的115师师部。
集总和北方局在这封电报中建议由徐向前和朱瑞到山东来“形成中心领导”。对此，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均未提出异议。4月13日，集总和北方局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徐朱以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统一指挥张、黎，陈、罗，萧华及雪枫部。”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张、黎部指以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委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陈、罗部即115师师部和685、686团，萧华部即在冀鲁边地区活动的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雪枫部即在苏皖边活动的以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电报所列各部活动的地域看，除萧华部主要在老黄河口西北活动外，都在新老黄河间，同毛、王、滕所规定的115师活动地域大体一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发出通知：“组织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所有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萧华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以朱瑞为政治委员。”
朱瑞和罗荣桓分歧和争论的内容
朱瑞、罗荣桓产生分歧和争论主要在两个阶段：
1940年7月至10月
在对1940年山东形势的估计上，朱瑞认为八路军同日伪军已经处于相持状态，同国民党军相比，则已取得初步优势。罗荣桓认为八路军对日伪军仍处于劣势，对国民党军也没有取得优势。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9月间，朱德、彭德怀命令115师和山东纵队“大肆破击津浦线、胶济线及陇海线东段，扩大战果”。罗荣桓认为，在山东发动百团大战条件不成熟。朱瑞认为，可以发动“百连大战”。115师和山东纵队都为铁路破袭战作了准备。但10月29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陈光、朱瑞、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十月初对津浦、胶济、陇海段之大破袭战需要充分准备。同时，陇海、津浦似正在运转兵力，故大破袭战应以推迟至十月底十一月间为宜。”此后，因情况变化，山东虽然也曾破袭铁路，但大破袭战未进行。
朱瑞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出发，从1940年7月26日至8月6日，在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界代表大会及山东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一时间，工作显得很有气势。罗荣桓认为，在敌后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深入群众，建设根据地，不必过于张扬。他未出席这些会议。
朱瑞此时对罗荣桓的表现不满。他认为应坚持集总和北方局原定方案，以统一山东的领导。9月8日，朱瑞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陈光、罗荣桓：“对外对统战均以1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此时，徐向前已返回延安。10日，朱瑞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杨尚昆：“我即去天宝山。”“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
9月底至10月中旬，罗荣桓在桃峪主持115师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朱瑞一面致电集总，反映115师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面在桃峪会议上发言，认为115师除卫生工作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据梁必业回忆，此时集总也来电，对115师领导提出严厉批评。但很快又来电报说：“前电作废。”10月13日，在攻克天宝山叛军廉德三部盘踞的南大顶后，出于对叛军杀害战友的义愤，个别干部枪杀俘虏，酿成“南大顶事件”。此事反映到会议上引起一片哗然。会议一时形成倒罗的气氛。
10月14日，罗荣桓致电集总并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一）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严重，集总、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实，已在检讨中。（二）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115师，建议以1纵徐、朱兼115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三）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政治上学习太落于人后，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同日，朱瑞致电中央军委、集总、北方局，报告桃峪会议情况，认为115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处处落后松懈，这是由于作风过左，缺乏安心长期打算、组织领导软弱所致。电报认为，彻底消除一部分支旅干部对领导失望的心情是115师思想教育的中心一环。他建议：（一）军政委员会与分局应集体领导；（二）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决定以军政委员会名义指挥；（三）115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四）陈、罗最好给予休养。
18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陈光、罗荣桓、萧华：“（一）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你们现已注意纠正，今后应注意检查。另一方面115师有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們均应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罗荣桓和朱瑞这一次分歧遂告一段落，但双方意见并没有统一。
山东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941年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总部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强调打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集中其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蚕食”“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山东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1月2日，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和1个旅团的主力加一部分伪军共5万人，对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大“扫荡”。4日，日军偷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机关。山纵机关分散突围转移至南墙峪，又遭日伪军合击，经激战，山纵机关转移至新泰西南的石莱一带。5日，日军从临沂、费县、大平邑、蒙阴、沂水、莒县出动2万余人，动用7架飞机、10辆坦克和数十门大炮，兵分11路，向青驼寺、孙祖、留田地区合围，并在沂河河阳、葛沟设伏，企图消灭山东八路军指挥机关。入夜，罗荣桓指挥115师师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工会机关共2000余人，不费一枪一弹，巧过日军3道封锁线，从日伪军重围的空隙钻了出去。
此时，在沂蒙山已经没有主力部队。日伪军“施行分区合围，‘抉剔清剿’的办法，到处搜索、捕杀抗日军政人员及八路军伤病员，所经之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片村庄被烧毁，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都成赤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捕掠殆尽，生活用具被破坏无遗，大批无辜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仅在大崮山周围即杀、伤、俘抗日军民数百人。日军还到处安炮楼、修公路，四处派出‘宣抚班’，把老百姓赶到一处，在枪口下开大会，组织伪政权”。朱瑞的夫人陈若克，被俘时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她在日军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于12月26日，连同怀抱的婴儿惨遭日军杀害。
由于村、乡基层群众工作没有认真开展，没有认真进行减租减息，群众没有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些乡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手中。在日伪军疯狂推行“三光”政策和建立伪政权的形势下，沂蒙山有变天的危险。 罗荣桓和朱瑞、陈光商量后，决定除将分局、师部和战工会部分干部转移到滨海区以外，罗荣桓、朱瑞、陈光率师指挥所和特务营、特务连重返沂蒙区，同当地人民一起坚持反“扫荡”斗争。
进入沂蒙区后，罗荣桓深感日伪破坏非常严重，19日致电中央军委并集总：“敌对沂蒙地区‘扫荡’一开始，即使我党政民工作表现涣散消沉，群众悲观，有部分部队走到失望。山纵指挥机关连遭合击，大部分人员失散，1旅各团指挥联络不上，电台掉了，不能立即恢复，党（组织）自区委、专署以下均找不到，所有地方武装不是损失，即是随山纵主力他转，或插枪消散，大批干部流离躲避……”
12月28日，历时50余天的沂蒙反“扫荡”结束。12月30日，罗荣桓和陈光向山东分局建议彻底改变作风。建议说：115师师部已全部于滨海区集结休整，此间工作表现松懈麻痹。当“扫荡”到来时，又呈慌乱现象。鲁南还醉迷于冗长重叠的会议，进行空泛的讨论，毫不具体解决问题。请由分局向山东全党提出最中心的任务是彻底改变作风，切实依靠群众展开民兵运动与敌伪工作，多给以具体方法，迅速实行精兵简政。
1942年1月22日，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致电集总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沂蒙山反“扫荡”的总结。罗荣桓等人的意见主要有：一、认为分局领导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够，对山东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山东是敌顽我三种势力三角斗争地区，想一下谁消灭谁都是不可能的。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存在和平麻痹思想。比如集合所有剧团在敌人炮火射程内举行一个多月公演。二、没有切实发动群众，着重抓减租减息，使群众得到实际利益，从而衷心拥护共产党。忽视建立和巩固人民武装，全部工作是有脫离武装斗争的现象，没有武装不去发动，有了武装不去掌握，没有基干群众武装，未发动基本群众，组织其进行斗争。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不接地气。表现为在反“扫荡”中“没有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干部去加强对群众武装和反‘扫荡’的掌握”，“在匆忙中派出的干部要群众放哨、送饭、探消息，不仅不领导群众，反而加重了群众的麻烦”。三、“机关庞大，周转不灵”，工作作风“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场面，形式主义”。首长脱离机关便不能工作，机关工作脱离战争。比如作一些冗长、无关现实斗争的报告和论文。对此次反“扫荡”受到的损失，有人强调客观原因，认为是敌情过于严重造成的。罗荣桓等人认为有些是不应有的损失。
刘少奇到山东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继2月4日致电刘少奇后，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的电报：“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必要材料。”
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致电刘少奇、朱瑞、115师和山东纵队。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领导干部之间意见分歧的主要内容。给朱瑞的电报中，在肯定朱在山东工作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其领导上的弱点，主要是对中央指示没有认真讨论，给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常常是空洞的一般的决定，反映不出具体情况”，“还存在粗枝大叶的作风”。电报中希望他以身作则地检查山东的全盘工作，以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一致去加强山东全党的团结一致。在给陈光、罗荣桓的电报中指出：“山东的军事统一指挥，是要你们来负责的。为了实现军事上的统一领导，提高你们自己的威信，团结115师与山纵，消灭山东领导方面的不团结现象，你们必须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首先检查自己、责备自己。”希望“站在大哥的地位去帮助和诱导山纵”。在给山纵的电报中，希望山纵领导“要有责己严责人宽的精神”，“深刻进行自我检讨”。
刘少奇对山东过去工作的批评及提出的今后任务
4月上旬，刘少奇来到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所在地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随即同朱瑞谈话三天三夜，同罗荣桓、陈光谈话一天一夜，同黎玉谈话一天，听取了主动向他反映情况的各部门干部的意见，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的文件以及山东分局的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与会者均发表了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对过去山东工作的批评及提出的今后任务。
刘少奇在报告中肯定了山东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成绩：建立和发展了十万人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给日伪以大的打击。在反顽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此使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使山东成为华北和华中两个战略区的枢纽。
刘少奇指出：“但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严重的缺点，就是我们在山东本来可能取得某种一般的优势，但没有取得，因而不能不使我今天处于劣势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地位。”其原因主要是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尤其是没有开展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在统战中过分强调中间力量。党内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自以为有优势、有领导权，对形势逆转的可能和困难估计不足，军事上没有统一、明确和坚定的战略方针与部署，多为被动应付。
刘少奇分析了当时山东各方力量的对比。他说：山东境内共有日军3.3万人，伪军8万余人，合计11万余人；国民党军约13万人，其中反共的就有8.5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11.1万人，其中主力部队5.5万人。但我方主力分布在一个狭长地带，中间还被日伪军的据点和公路多处隔断。整个山东的“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他严肃指出：“目前山东敌我友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也不能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濒于危险。”他还说，对于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如果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上四个字：“机会主义”。显然，这是为了促进山东改进工作的一种尖锐的说法。实际上，山东领导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朱瑞认真并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改正了缺点和错误。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曾明确指出：山东当时的错误不要说成是机会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