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初崛起的唐帝国，是彼时世界上唯一的霸主，其地位与当今之美利坚帝国同。
　　今天的美国，并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本土的思想，美国的思想都是外来的，尤其以欧洲舶来者为主，而唐朝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钱穆对于唐代的思想和文化评价不高，主要就是因为唐朝的文化思想以佛教为主，而佛教乃是外来的。
　　唐代崇佛，始于王玄策伐天竺，这与其西方政策有关。《资治通鉴·唐纪十六》说：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
　　正因为一边独大，便造成了周边地区朝向帝国的移民潮，即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来此地“投奔自由”，而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也就是这样成为帝国盛衰之重大因素，无论对当年的唐帝国还是今天的美帝国来说，也都是如此。
　　武后以来，均田制连同府兵制一起败坏，结果就是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边疆宿卫的使命，便交到了少数民族手里，而一旦军权落在了哥舒翰、安禄山、高仙芝这样的节度使手里，他们不听调遣便只是早晚的事情。
　　今天的美军逐渐变成了一支以黑人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且美国海军更发动日本人乃至菲律宾人为之服役，所谓日美安保的实质，便在于此。把枪杆子交到了昔日的对手日本人手里，这并非是因为美国人忘记了珍珠港之变，而是因为美国白人不愿当兵送死，美国兵源匮乏，而战线又太长，美军最终变成雇佣军，就是不得不然，而这与汉、唐中后期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
　　玄宗时，并州（今山西太原）长史王晙上书说：由于唐帝国强大，故各国的人才都争相归化，其中尤以“失败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为最，这固然是唐吸纳人才的契机，但也为唐的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因这些前来投奔“自由世界”者中，绝大多数乃桀黠不驯之徒，其中自然不乏我们今天所谓“恐怖分子”。而把这些人安排在唐的龙兴之地并州，则是十分危险的。
　　此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并州长史王晙上言：“此属徒以其国丧乱，故相率来降;若彼安宁，多复叛归去。今置之河曲，此属桀黠，实难制御，往往不受军州约束，兴兵剽掠;闻其逃者已多与虏声问往来，通传委屈。乃是蓄养此属使为间谍，日月滋久，奸诈愈深，窥伺边隙，将成大患。”
　　而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归化为“唐人”者中，有一位名字起得很奇怪，唤作“高力士”——这人一听就是个归化的移民。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介绍说：“力士，潘州人也。”又注曰：“潘州，古西瓯、骆越地，汉属合浦郡界。”且补充道：“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曰金刚、曰力士， 中人高延福养为子， 故冒姓高。既壮，为宫闱丞。帝（玄宗）在藩，力士倾心附结。”
　　高力士这个“低贱”的移民奴隶，在玄宗捕杀太平公主党的宫廷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脱颖而出，官拜右监门将军，知内伺省事。唐制，本是强调对内廷特别是宦官需严加约束，但是，这个制度却由于高力士的跃升，自玄宗朝起得到了彻底改变。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说： “初，太宗定制，内伺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嬖兴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即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着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唐代宦官掌机要，就是自高力士的跃升始，而宦官制度的兴盛与节度使的坐大，则是唐帝国瓦解的两大重要因素，不过，这恰恰又是唐帝国繁荣昌盛、四夷来附的一个结果。一个外国人、一个奴隶，竟然通过艰苦打拼而进入最高决策层，掌握了兵权和内廷，这充分说明了唐帝国是多么的开放与自信。而高力士的故事，便是出身低微的移民乃至贱民，改变了一个帝国命运的范本。
　　对于今天那些迷恋“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们而言，昔日之盛唐，恐怕比今日之美国更值得研究，且高力士的传奇，比安禄山的故事更加具有典型意义。如果时髦学者们愿意，还可以把同性恋、无性恋都扯进来，即把高力士的“去菲勒斯中心化”，当作后现代主义的范本。
　　南宋叶适说：“秦、唐之失，在于强。”毛泽东也曾经对尼克松说：“大有大的难处。”盛极而衰，此可谓天下兴亡的辩证法。圣明英武的唐玄宗，在执政中期突然改变执政理念，大搞文化多元主義，以至于酿成安史之乱，这并非因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而恰恰是因为他必须顺应帝国扩张的潮流，即由于他不得不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