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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我们在心理上、身体上，又一次进行“转身”，从“家”出发，继续向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去。
这是在走向哪里呢？我们会—遭遇什么？
从认知上讲，这些问题让人好奇。但现在已没那么多好奇心可以激发了，有些“改变”的可能性已经被锁定，而曾经担心的一些东西，也许会渐次发生。我们关注这些问题，更多是一种心理上对自己已有和还没有的一切的关切。我们希望能够“保卫生活”，并探索它新的可能性。
经过这些年来社会心理的酝酿、嬗变，在一种疲惫的氛围中，退回“生活”里去找安慰、价值和意义，已经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2016年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一点。生活，是我们跟自己、跟世界关系的一个转向。
中国社会，将更加变成一个“生活世界”。这样的一个“生活世界”里，当然还是少不了会有“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但却跟“经济生活”、“娱乐生活”更紧密地融在一起。
我准备先讲一个故事。故事往往是一个隐喻，也能透露出蛛丝马迹。
主角是一位大学老师，张老师，70后。我和他认识6年了。
张老师教的不是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肯定是要对政治社会经济世界发表意见的学科，而是物理这样的纯理工学科。这是一门可以不和“人”的世界，而只和物理世界打交道的学科。理论上，他应该只在那个学科体系，在他所在的大学中存在，对公共领域不太关心和介入。
这有点类似，有的家庭妇女可以对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看新闻的意义上关注，但不会花时间精力去参与，去希望改变什么。“家”是她的生活重心，是意义的来源。
但在过去，张老师还是颇有人文情怀。他不会写文章对这个社会发表评论，但私下里，在和人聊天时，还是颇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在看新闻时，他也不仅仅是去“知道”一下最近天下又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是思考：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在我和他的一些交流中，本来我说的只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腰酸背疼腿抽筋，吃火锅时怀疑有地沟油，人在城市这个“生活圈”生活，身体肯定不如在乡村健康，但他比我还要“职业”，马上顺着这个逻辑说到了整个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对健康的影响，人们突破道德底线来减少经营成本（或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城市集中体现了“现代性”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负面影响，然后，脸上浮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表情。
我注意到，在2015年股市下跌，“国家队”救市，以及政府不时降息降准（救房地产）的那段时间里，张老师慢慢有了变化。他在广州。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出来喝一杯？然后一起看下电影？老婆出差了，有点孤单。”我有点吃惊，他何时有这样的生活情怀了？但答应了。
在一起时我看到他情绪低落。我想不是因为他炒股损失，他不沾这个。也许是对很多东西感觉到无力。而在这种无力中，也许只有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过一下小日子，才能抚慰他。这是我的直觉，但事后证明是准的。
2016年春节期间，我和张老师又聚了一下。这一次，我们仍然聊到生活问题，但他已经不是顺着逻辑往宏观上去挖，往影响到生活的“外面”的政治、社会、经济、道德、文化层面去挖，而是去往生活的内部去挖，往生活所具有的那些内容去挖。他说自己定期跑步，很注意哪儿有好吃的，很关注最近上映了什么电影，还关注广州玩无人机的技术达人，有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我的关注。我注意到，他已经退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我开了一个玩笑：“你现在不会是只注重个人小情调，而不关心国家大事了吧？”
“當然不是。我是社会精英，肯定要看你们《南风窗》，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他对我神秘地笑了一下。
我理解他的意思：关注，要知道，但不会在心理上和身体上介入。
张老师是编制内的大学老师，他的生活不会受到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换句话说，“编制内”提供了对他的生活的一种庇护。
他这样的人都退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其他人更是如此。事实上，生活问题一直占据了中国人的重点，只不过，在过去，可以影响到生活的那些问题，以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被调动起来超越在了生活之上，使得生活本身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忽略。张老师的退回生活，是一种集体选择的映射。
当然，占多数的人不像张老师那样，可以稳定有序地过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仍然受到生活之外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深刻影响。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曾经描述过几千年来哲学的一系列转向。
这个转向很清晰：形而上学→知识论→语言学→道德（政治）哲学。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路径？逻辑是这样子的：一开始，人们对这个世界很好奇，要追问“世界是什么”，于是，有了形而上学;当“世界”本身说不太清楚的时候，就有理由转向研究“关于世界”的知识;当知识问题的理解出现混乱，很多语言误用时，就必须清理“表达知识”的语言;以上都是要寻找“真理”，但当人们发现，“世界/知识/语言”这个系列终究没有触及最要命的生活问题，就会从关心“真理”转向关心“意见”。“意见世界就是政治世界，当然，同时也是伦理世界。”
中国社会开始转向“生活世界”，有点类似。当然，它远没有哲学那么抽象。
先做个测试吧，比如有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啊，应该怎么过才有意义呢？”
90后一定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直觉是，这是一个很老的，看上去很幼稚的问题。确实如此。它是20世纪80年代的话语方式，人面对这个世界时，他和自己，和世界想要建立怎样一种关系的最自然的发问，60后、70后最熟悉。那个时候是要在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但现在，生活如果舒服，本身就是意义。 讲现在的事情，还要扯过去，似乎意思不大。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还是要把目光拉长一些，从改革开放前开始吧。我发现，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社会在不断的转向中，有很清晰的关键词：革命→人生、理想→赚钱→生活。生活这个关键词，只是才开始去显示它的号召力。
如果问一句：为什么要革命？革命者们会这样回答：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自由幸福的、没有压迫剥削的美好生活。“生活”是我们干很多事情的依归。
改革开放前，“革命”是最重要的一句口号。那个时候人们过的是“政治生活”，它超越于个人的生活世界，是在吃饭穿衣、休闲玩乐的“生活”之上。主导性的思维定势是：只有“革命”才能保卫、拓展美好的生活。因此，很世俗的那种生活的意义，往往被遮蔽了。
20世纪80年代，人们从压抑中解脱出来了。他们发现，有些东西，不仅没有解决过好生活的问题，甚至会抽空生活的根基。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撤了。
但人们并不是一下子就回到生活。当那种生活发现没有意义后，他们的思维并不是生活本身就是意义，而是再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于是，从政治走到了文学、哲学那儿。“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没有意义的生活只不过是活着”之类表达引发人们的共鸣。那是一个把目光投向人类的精神领域，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时代，纯真的、美好的时代。
但这个时代很快就结束了。1992年后，另一个漫长的时代到来，那是“赚钱”的时代，它到现在仍没有结束。
逻辑是：人们发现，用文学和哲学之类去赋予生活以意义，还是太虚了，这种虚的生活不堪一击。生活还是实在点，“好生活”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是有钱。有钱了，才能享受，才能在心理竞争中形成对别人的心理优势。
但去赚钱的生活，仍然是把精力、关注放在了对世界的思考和行动上，仍然是在离开生活。于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困惑中，人们需要重新去思考，需要抚慰。而生活本身正是治疗疲惫的良药，也是意义的来源。
时代因此转向。人们需要停下来，看一看自己，再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有一个判断：随着我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跟生活有关的很多东西会获得更多关注和商业机会。比如休闲旅游，比如娱乐节目，比如电影，比如体育，比如医疗，比如心理咨询，比如社区、社群的新建构和营销。生活世界会慢慢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它所呈现出来的面貌。
就像水一样，不往这边流了，就往那边流，而可能发现，往这边也挺不错，在这个方向上，水还可以流得更远、更广。
生活世界的转向，大致在3个维度上展开。
第一个维度是生活世界的前提问题。要过好生活，得有一个好身体啊，心理不能痛苦啊，得有维持生活过得下去的经济能力啊，诸如此类。这个前提问题，背后对应着这个社会的焦虑，跟“有毒食品”，跟环境污染，跟心理问题，跟就业问题息息相关。
第二个维度，是内容。吃喝拉撒休闲娱乐如何？如何跟家人相处？去搞点什么兴趣爱好才高大上？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更能构成自我认同？这个维度，将获得更大的扩展空间，因为过去所说的生活的意义问题，已经变成现在的内容问题，享受既定的内容，扩展内容，就构成了意义。
回到生活世界的背后是一种疲惫，它需要放松。
第三个维度，是“保卫生活”、“提升生活”。哪些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会有哪些风险和机会？这个维度，跟社会宏观上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前面所说的张老师关注这些东西，跟我开玩笑表示肯定要看《南风窗》，去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是社会精英的基本意识和素养，但即使一个人不是社会精英，对这些东西的关切也是跟他的心理和利益相关的，因为他的生活跟这些东西是同构的。但是，从生活出发去关注，和让它们超越于生活之上，是两个概念。
我在文章开头说过，在我们转向的“生活世界”里，当然少不了会有“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但却跟“经济生活”、“娱乐生活”更紧密地融在一起。这个意思是，生活世界的关键词将由“人、钱、玩”构成。政治层面对生活的影响已经形成了既定的预期，不再具有不确定性。而在跟人、跟群体的关系中，一个人回到生活之后，会重新思考和自己、和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定位。在赚钱时代远没结束（事实上，生活的基础问题也永远不会结束）而且心理上的竞争、社会竞争都加剧的背景下，生活的经济基础越发重要，因此生活问题会跟工作、赚钱、商业融在一起。而回到生活世界的背后是一种疲惫，它需要放松，因此从社会心理上来说，注定了它的很多内容是娱乐。
从阶层上来看，经过那么多年來的利益重构，阶层的格局已大致定型。而在阶层的认同上，也已经完成自我认同了。过去，中产阶层们，小资们，土豪们，都会用一些物质性的手段来找自我认同和社会对其自我的认同，但现在，他们更注重的是保有手上的东西，并且，看能不能提升，并传递给二代。因此，在阶层的认同层面，营造自我的氛围，取代了对自我的建构。而这个氛围，恰恰是通过生活世界来呈现的。
2016年，中国社会转向“生活世界”，它只是一个开始。赵汀阳曾经在伦理学上探讨过“可能生活”的问题，而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可能性去回应生活世界的问题，正需要去回答。
这是在走向哪里呢？我们会—遭遇什么？
从认知上讲，这些问题让人好奇。但现在已没那么多好奇心可以激发了，有些“改变”的可能性已经被锁定，而曾经担心的一些东西，也许会渐次发生。我们关注这些问题，更多是一种心理上对自己已有和还没有的一切的关切。我们希望能够“保卫生活”，并探索它新的可能性。
经过这些年来社会心理的酝酿、嬗变，在一种疲惫的氛围中，退回“生活”里去找安慰、价值和意义，已经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2016年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一点。生活，是我们跟自己、跟世界关系的一个转向。
中国社会，将更加变成一个“生活世界”。这样的一个“生活世界”里，当然还是少不了会有“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但却跟“经济生活”、“娱乐生活”更紧密地融在一起。
回到生活那儿
我准备先讲一个故事。故事往往是一个隐喻，也能透露出蛛丝马迹。
主角是一位大学老师，张老师，70后。我和他认识6年了。
张老师教的不是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肯定是要对政治社会经济世界发表意见的学科，而是物理这样的纯理工学科。这是一门可以不和“人”的世界，而只和物理世界打交道的学科。理论上，他应该只在那个学科体系，在他所在的大学中存在，对公共领域不太关心和介入。
这有点类似，有的家庭妇女可以对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看新闻的意义上关注，但不会花时间精力去参与，去希望改变什么。“家”是她的生活重心，是意义的来源。
但在过去，张老师还是颇有人文情怀。他不会写文章对这个社会发表评论，但私下里，在和人聊天时，还是颇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在看新闻时，他也不仅仅是去“知道”一下最近天下又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是思考：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在我和他的一些交流中，本来我说的只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腰酸背疼腿抽筋，吃火锅时怀疑有地沟油，人在城市这个“生活圈”生活，身体肯定不如在乡村健康，但他比我还要“职业”，马上顺着这个逻辑说到了整个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对健康的影响，人们突破道德底线来减少经营成本（或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城市集中体现了“现代性”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负面影响，然后，脸上浮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表情。
我注意到，在2015年股市下跌，“国家队”救市，以及政府不时降息降准（救房地产）的那段时间里，张老师慢慢有了变化。他在广州。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出来喝一杯？然后一起看下电影？老婆出差了，有点孤单。”我有点吃惊，他何时有这样的生活情怀了？但答应了。
在一起时我看到他情绪低落。我想不是因为他炒股损失，他不沾这个。也许是对很多东西感觉到无力。而在这种无力中，也许只有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过一下小日子，才能抚慰他。这是我的直觉，但事后证明是准的。
2016年春节期间，我和张老师又聚了一下。这一次，我们仍然聊到生活问题，但他已经不是顺着逻辑往宏观上去挖，往影响到生活的“外面”的政治、社会、经济、道德、文化层面去挖，而是去往生活的内部去挖，往生活所具有的那些内容去挖。他说自己定期跑步，很注意哪儿有好吃的，很关注最近上映了什么电影，还关注广州玩无人机的技术达人，有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我的关注。我注意到，他已经退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我开了一个玩笑：“你现在不会是只注重个人小情调，而不关心国家大事了吧？”
“當然不是。我是社会精英，肯定要看你们《南风窗》，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他对我神秘地笑了一下。
我理解他的意思：关注，要知道，但不会在心理上和身体上介入。
张老师是编制内的大学老师，他的生活不会受到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换句话说，“编制内”提供了对他的生活的一种庇护。
他这样的人都退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其他人更是如此。事实上，生活问题一直占据了中国人的重点，只不过，在过去，可以影响到生活的那些问题，以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被调动起来超越在了生活之上，使得生活本身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忽略。张老师的退回生活，是一种集体选择的映射。
当然，占多数的人不像张老师那样，可以稳定有序地过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仍然受到生活之外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深刻影响。
变化还是可以捕捉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曾经描述过几千年来哲学的一系列转向。
这个转向很清晰：形而上学→知识论→语言学→道德（政治）哲学。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路径？逻辑是这样子的：一开始，人们对这个世界很好奇，要追问“世界是什么”，于是，有了形而上学;当“世界”本身说不太清楚的时候，就有理由转向研究“关于世界”的知识;当知识问题的理解出现混乱，很多语言误用时，就必须清理“表达知识”的语言;以上都是要寻找“真理”，但当人们发现，“世界/知识/语言”这个系列终究没有触及最要命的生活问题，就会从关心“真理”转向关心“意见”。“意见世界就是政治世界，当然，同时也是伦理世界。”
中国社会开始转向“生活世界”，有点类似。当然，它远没有哲学那么抽象。
先做个测试吧，比如有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啊，应该怎么过才有意义呢？”
90后一定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直觉是，这是一个很老的，看上去很幼稚的问题。确实如此。它是20世纪80年代的话语方式，人面对这个世界时，他和自己，和世界想要建立怎样一种关系的最自然的发问，60后、70后最熟悉。那个时候是要在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但现在，生活如果舒服，本身就是意义。 讲现在的事情，还要扯过去，似乎意思不大。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还是要把目光拉长一些，从改革开放前开始吧。我发现，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社会在不断的转向中，有很清晰的关键词：革命→人生、理想→赚钱→生活。生活这个关键词，只是才开始去显示它的号召力。
如果问一句：为什么要革命？革命者们会这样回答：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自由幸福的、没有压迫剥削的美好生活。“生活”是我们干很多事情的依归。
改革开放前，“革命”是最重要的一句口号。那个时候人们过的是“政治生活”，它超越于个人的生活世界，是在吃饭穿衣、休闲玩乐的“生活”之上。主导性的思维定势是：只有“革命”才能保卫、拓展美好的生活。因此，很世俗的那种生活的意义，往往被遮蔽了。
20世纪80年代，人们从压抑中解脱出来了。他们发现，有些东西，不仅没有解决过好生活的问题，甚至会抽空生活的根基。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撤了。
但人们并不是一下子就回到生活。当那种生活发现没有意义后，他们的思维并不是生活本身就是意义，而是再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于是，从政治走到了文学、哲学那儿。“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没有意义的生活只不过是活着”之类表达引发人们的共鸣。那是一个把目光投向人类的精神领域，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时代，纯真的、美好的时代。
但这个时代很快就结束了。1992年后，另一个漫长的时代到来，那是“赚钱”的时代，它到现在仍没有结束。
逻辑是：人们发现，用文学和哲学之类去赋予生活以意义，还是太虚了，这种虚的生活不堪一击。生活还是实在点，“好生活”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是有钱。有钱了，才能享受，才能在心理竞争中形成对别人的心理优势。
但去赚钱的生活，仍然是把精力、关注放在了对世界的思考和行动上，仍然是在离开生活。于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困惑中，人们需要重新去思考，需要抚慰。而生活本身正是治疗疲惫的良药，也是意义的来源。
时代因此转向。人们需要停下来，看一看自己，再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生活世界的可能性
我有一个判断：随着我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跟生活有关的很多东西会获得更多关注和商业机会。比如休闲旅游，比如娱乐节目，比如电影，比如体育，比如医疗，比如心理咨询，比如社区、社群的新建构和营销。生活世界会慢慢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它所呈现出来的面貌。
就像水一样，不往这边流了，就往那边流，而可能发现，往这边也挺不错，在这个方向上，水还可以流得更远、更广。
生活世界的转向，大致在3个维度上展开。
第一个维度是生活世界的前提问题。要过好生活，得有一个好身体啊，心理不能痛苦啊，得有维持生活过得下去的经济能力啊，诸如此类。这个前提问题，背后对应着这个社会的焦虑，跟“有毒食品”，跟环境污染，跟心理问题，跟就业问题息息相关。
第二个维度，是内容。吃喝拉撒休闲娱乐如何？如何跟家人相处？去搞点什么兴趣爱好才高大上？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更能构成自我认同？这个维度，将获得更大的扩展空间，因为过去所说的生活的意义问题，已经变成现在的内容问题，享受既定的内容，扩展内容，就构成了意义。
第三个维度，是“保卫生活”、“提升生活”。哪些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会有哪些风险和机会？这个维度，跟社会宏观上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前面所说的张老师关注这些东西，跟我开玩笑表示肯定要看《南风窗》，去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是社会精英的基本意识和素养，但即使一个人不是社会精英，对这些东西的关切也是跟他的心理和利益相关的，因为他的生活跟这些东西是同构的。但是，从生活出发去关注，和让它们超越于生活之上，是两个概念。
我在文章开头说过，在我们转向的“生活世界”里，当然少不了会有“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但却跟“经济生活”、“娱乐生活”更紧密地融在一起。这个意思是，生活世界的关键词将由“人、钱、玩”构成。政治层面对生活的影响已经形成了既定的预期，不再具有不确定性。而在跟人、跟群体的关系中，一个人回到生活之后，会重新思考和自己、和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定位。在赚钱时代远没结束（事实上，生活的基础问题也永远不会结束）而且心理上的竞争、社会竞争都加剧的背景下，生活的经济基础越发重要，因此生活问题会跟工作、赚钱、商业融在一起。而回到生活世界的背后是一种疲惫，它需要放松，因此从社会心理上来说，注定了它的很多内容是娱乐。
从阶层上来看，经过那么多年來的利益重构，阶层的格局已大致定型。而在阶层的认同上，也已经完成自我认同了。过去，中产阶层们，小资们，土豪们，都会用一些物质性的手段来找自我认同和社会对其自我的认同，但现在，他们更注重的是保有手上的东西，并且，看能不能提升，并传递给二代。因此，在阶层的认同层面，营造自我的氛围，取代了对自我的建构。而这个氛围，恰恰是通过生活世界来呈现的。
2016年，中国社会转向“生活世界”，它只是一个开始。赵汀阳曾经在伦理学上探讨过“可能生活”的问题，而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可能性去回应生活世界的问题，正需要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