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王尧的学生,我对他的了解却并不比其他同行多,因此,他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替代的一本书。王尧推重金岳霖的一句话:应该从一个人的学术文章中看见他的传记。对于自己的老师,我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的确从《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正体现了他的散文主张:“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散文研究者是在字里行间和散文家的心灵对话。”但我不是以一个散文研究者的心态介入这本书,而是以学生对老师的心态。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从边缘化的个人经验入手,写了乡村、城市和大学中的“我”。对于自身存在的“边缘化”,年轻的王尧曾经如芒在背、遗憾又遗憾,然而,今天看来,成就本书写作的,正是这种“边缘化”。我常常觉得,所谓“宏大叙事”,遮蔽的往往比彰显的更多,因为它的姿态太高了,极容易造成“灯下黑”。而边缘叙事的价值所在,正是使“灯下黑”成为“显学”。《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的宗旨,就是追记被八十年代宏大叙事挤压掉的个人经验。
　　
　　一
　　
　　看《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师有那么深厚的乡村生活体验。他十五岁高中毕业,成为所谓回乡知青,辗转于各村担任代课老师,然后,又由乡村走向大学。这种乡村经历是典型的高加林式的,但是,与高加林对于乡村的抵触甚至仇恨不同,王尧对于乡村的感情基本上是和谐的。这里有他年少时的激情:“只有炎热的夏天,瓜果才会熟得发甜,只有夏天,才有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而且我希望我就是它们。”这里有他田间劳作的快乐,他写插秧和收割,都是那么令人信服地快乐。我几乎无法想象田间劳作的快乐,尤其出现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回忆中。然而,他的确历历在目地写出来了。可见他对乡土的感情之真。他甚至写道:“因为少年时代与田野的亲密关系,后来对所有作品中关于农事的叙述和描写都有特别的好感。”
　　更重要的是,他在乡村受尊重。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于是,村里所有的对联几乎都是他写的(博士面试时,他看着我手写的简表,颇为严肃地说,你的字该好好练练。我诚恳地点头称是,我的字的确很烂,我几乎没见过比我更烂的字了。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书法是有品的)。他的文笔又好,村里写材料办墙报之类的重任也都当然地落到他身上了。小小年纪,他就是村里的“大先生”了。在文化上,他是早熟的。“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春节,我差不多给大半个村庄的人家写了对联,除了行书,还有魏碑。我有时会在庄上的小巷里漫步,欣赏那些门框上贴着的我的作品。”看到这里,我几乎跟他一样踌躇得意了。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人的社会尊重需要是列在金字塔的第二高层的,由此可以理解他的乡村感受为什么不像高加林那么差了。
　　王尧曾言:“农业文明、乡村政治、革命的日常生活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等塑造了我的青少年时期。”“重忠孝仁义礼智信,本质上还是个传统的人。”“我性格中的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这影响到我的研究和写作,思想表述有时过于温和、迂回和宽容,与这一点有关。”此乃信言。尽管有时仍然被认为不够中庸,但本质上,他的确是一位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文化的根系在乡村,传统的乡村文化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坐标。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基本上是成年后走出村庄的,故乡不是背影,而是我不时遭遇到的一个‘对象’,我今天对许多中国问题的困惑,与我对故乡的认识有关。”如果没有走出乡村,我猜想,他也会成为一位乡村精神领袖,一位为尊一方的开明绅士,一位耕读传家的白嘉轩(《白鹿原》)式的人物。在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这一点是比较少见的。
　　对于故乡的事情,至今他还有一种贴己的关怀,比如,他请当地领导好好保护镇上的一条古老的石板街;再比如,村里的小学被撤,他在意到失落的程度。他曾经推却不过,为小学的母校题写了校名,可是,这所小学现在已经空了。“一个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缺少了灵魂什么的。我的那几个字挂在校门的墙上,孤孤单单。它们仿佛如我站在那儿,追忆着往昔的韶光。”看他笔下的乡村,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拿自己的乡村记忆来作对比,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我没有他那样的感情。他的乡村生活虽然贫穷,但丰富充实,有滋有味,受人尊敬,而我在乡村的生活史是空虚苍白的。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我在老家度过的时日都是荒芜而不知所之的。它们给予我的,就是惘惘的威胁,就是假如一辈子困在这里的可怕,以至于离开之后依然后怕,不愿去回想。在张爱玲新出土的《小团圆》中有一句话,“要个没有回忆的颜色,回忆总有点悲哀。”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一点留恋都没有,宁愿这段记忆是一片空白。然而我知道,它已经成为我永远无声的生命底色,如同我感觉不到自己血液的存在,但它依然在我的身体里流淌。这种惘惘的威胁,还是我永远前行的动力。有一句话说,如果有条狗在后面追着你,你比谁都跑得快。在我的自我奋斗的青年时代,乡村记忆就是这条狗。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在某篇小说中读到一位姐姐对妹妹说,我恨我有一个捡煤核的过去。那时候我就理解了这句话,而且知道,我将有同样的感受。故乡,我的心和我的眼永远不打算为它湿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还不够苍老或落魄的缘故。萧红在香港写《呼兰河传》时,不就浸润着温情了吗?因为她那时的处境比故乡更寒凉。
　　故乡没有亏待我,但我就是不愿回忆,因为我认定那是没有生之尊严和价值的生活。所以,读到我的老师对于故乡的深情回忆,我曾经感到匪夷所思,但最终,我被感化了,并开始为自己不具备这样一种情感而遗憾。
　　提到故乡,我往往是用老家或农村这样的措辞,而从来不愿用乡土、乡村之类的词,更不会说故土、热土。乡土、乡村这样的词,似乎就是为知识分子准备的,正如故土、热土是为游子准备的。王尧常用的是“乡村”。与城市所对照的“乡村”,按说比较中性,但若加在我的“故乡”的头顶,我仍然会排斥其中的某种意味。我抵制任何可能美化、精神化、抒情化我的农村记忆的称谓或命名。当然,关于故乡以及故乡的贫穷,王尧也用了“如芒在背”这个词。实际上,对于乡村,王尧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的叙写使他的乡村更像乡村,值得留恋;另一方面,他追寻的箭头又执著地指向外面的世界,他的人生选择足以构成对乡村的否定。
　　“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还乡一直是一个悖论,是客观上离乡与主观上还乡的交互,出走始终是回归的前提,那常含泪水的爱得深沉的土地,往往是精神上的而非现实中的存在。他说,“思念是真实的,但也只是在思念之中。夸大了这样的思念,其实是虚伪的。”因为,“清楚地知道,我想离开它。”所谓跑到国外去,隔着安全的距离爱国,我认为并非讽刺。这个安全距离,就是知识分子对于故乡的审美空间和抒情空间。是知识分子虚伪矫情吗?不是,文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生活的水月镜花,这是文艺与美的宿命之一。对此,王尧是清醒的。对于心中的乡村情感,在不自觉地陷入的同时,他还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他知道,现代人由对现实的恐惧与回避而返回乡村,其实只是回到了关于乡村的记忆,而不是回到了记忆中的乡村,更不是回到了现实中的乡村。张爱玲的《半生缘》中有一句话:“我们回不去了。”是的,正是这句。他说,“缅怀其实只是在抒发自己”,“那些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倾诉对乡村热爱的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夸张。”因此,他期待读者对他的乡村叙述保持警惕。这充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省——哪怕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
　　我想,当我有能力去缔造一种陶渊明那样的士大夫式的乡村生活时,乡村也许就可爱起来了。当乡村成为一种自由选择而不是一种被迫时,感觉当然就不一样了。写到这里,我惊异地发现,为了孩子,我非常乐意以旅游之类的方式去亲近乡村。这说明,我是多么希望孩子的生命背景中有乡村呀。我极力抛弃的东西,却唯恐孩子没有。这是多么矛盾!
　　关于我的老师的村子,我还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它居然有电影院和路灯,那可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村子啊!可见,那的确是一个可以滋生优越感的“大村”,如同当今美国这样的“大国”。尽管村子所处的“苏北”这一地理位置兼经济位置对王尧形成某种心理上的压迫,但我仍然觉得,他的苏北并不贫穷,因为我的北方的村子尽管当时也是“富甲一方”,却远远落后于他这个苏北的村子。关于南方北方,我们有太多错位的解读。我一直把他视为“南方人”,却从来没有想到,“南方人”也在向往着“南方”。在王尧的意识中,北方代表着贫穷,这也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我从来没有向往过南方,我们老家管南方人叫南蛮子,我们意识中的南方就是异族异类,就是蛮夷之地,就是潮湿混乱,就是光怪陆离,就是热带丛林,就是花蚊子——大人们总是说,北方的花蚊子是从南方来的,藏在运到北方的竹子里。我们一直有着堂堂北方大家正统的泰然,南方即便富裕,在我们看来也富裕得不亮堂,幸福感都给恶劣的人文环境抵消掉了。甚至直到现在,我潜意识中还残存着这样的认知——我居然无视了北方流向南方的打工潮。至于文学中的南方意象或南方诗学中的南方,在我看来又是另一回事,完全与现实无关的。我从未想到,在一个南方人的意识里,还存在着南方中的北方的委屈。这使我迷惑:究竟江浙算南方,还是东南沿海算南方呢?
　　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王尧还写到了小镇。“对我这样的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小镇就是我的文明背景。”“在我们这些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小镇刺激了我们所有的欲望,包括繁华、权力、身份和女人。”“一粒麦子那样大的小镇,它可以彻底摧毁你的内心,让你在十里之外面对它时,产生自卑和耻辱。”“小镇之于我,如芒在背。”对此,我也有深切的感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小镇人的优越感,也曾经给我造成深重的压抑。小镇对周围村里所有的人都构成了压抑,它放大了自身的荣耀,使它的一条小街比长安大街还要堂皇伟大,使它比真正的城市都傲慢。在中国的文化中,小镇是一道非常值得研究的景观。它优越堂皇傲慢的原因在哪里呢?一方面,可能是与农村比邻太近,由此形成的直接对比强烈刺激了小镇人的优越感,而真正的城市中的大部分是不与农村接壤的,反而不会形成直接的对比性刺激。另一方面,小镇更符合夜郎自大的条件,优越感容易沉积,而大城市八面来风见多识广,优越感反而容易被冲走。
　　对于农村,对于小镇,王尧也有着高加林式的悲伤,但他的不平之气是克制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和的,他就是那种能够把不平之气都倾吐得较为平和的人。
　　王尧写自己的一次返乡:“这是仲秋的季节,村庄清晰地卧在纯净的天空下,稻子快要收割上场了。还有小镇上喧闹的石板街,我初恋的同学又突然出现在街上,我们擦肩而过。”这几乎是一个可以拍成文学电视的画面,象征着他与乡村的关系。
　　
　　二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与乡村对举的城市是苏州。现在的苏州,已经富庶得当仁不让,记得我刚到苏大读博士时,哪怕在一个小店里说一句“有点贵”之类的话,店员都会马上来一句:这是在苏州哎!在这些人的口气中,苏州之“贵”,是任何地方都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你必须毫无疑义的。但在我的老师1981年来到苏州时,它还没有“这是在苏州哎”的良好感觉,他只觉得那是许多相连的镇的总和。
　　苏州城里没有他的根,但他依然对苏州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文化上的细密观照与深邃思考,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敏感与了悟。“如果在自我把玩之外有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闲适恬淡之中蕴藉更多乌托邦的激情,苏州或许会有另外的精神。”我把这句话视为他对苏州的结论。我的敏感是感性和女性的,缺乏他那种文化的、可以上升为理性的敏感。苏州我也来来回回多次了,但看到的只是平面,而他看到的是纵深、立体。另外,对于外部世界,我有一种唯恐“何处惹尘埃”的拒绝,我仿佛准备跟世界上的任何一处都无关似的,一种近似本能的“无关”态度,而他则是处处有关,万水千山总关情。不过,读他这本书,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反思到自己,这倒是一种“有关”的态度。
　　曾经,我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到他的《一个人的苏州》,是一篇随笔,写得真好,其中有一句,说自己是个旧式文人,只是不风流。我读到那里就笑,发短信问他:干吗要注明自己不风流呢?还顺带开了句玩笑:多令女人们失望啊。他回复:事实如此。他跟自己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基本上是不开玩笑的。他说的是事实,我却不免遗憾地想到,他怎么没有一点绯闻呢?那可只能算是一个非典型性才子了。他是能写才子文章的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格非说读到别人的好东西感觉是自己写的,自己的文章不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并非如此,我读他的好文章,就有一种对于“吾师”的自豪感,同时讶然:这么好,怎么写出来的呀?《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给我的这种感觉最为突出。我喜欢他的思想与才情完美结合的文字,而且,他的才情是偏于温情的,体现出男性的醇厚与宽仁,即便批判,也从不刻薄。以学者身份立世而又能写出上乘散文随笔的人并不多,他算是一个。带给我更大惊讶的,则是他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挑战一种有难度的写作。
　　他是才子,但他不是苏州才子,他的才情并不“苏州”。他喜欢雨天去书店,他在书中写道:“站在书店门口,我感到初入深秋的冷意和一个人在书店买书的孤单。雨愈来愈大,零落在马路上的梧桐树叶被种种车轮碾过,随即被雨水冲去上面的污迹,车轮又滚过来了。秋天,就这样随着雨水在马路边淌走了。”这是他之于苏州留给我的最深印象,一种苦寂清冷的况味,一种并不“苏州”的格调。
　　王尧的苏州的重心就是苏州大学,在他进入这所大学的时候,它还叫江苏师范学院,他是怀着怨意“沦落”到这所学校的。在他就读一年后,这所大学改成了苏州大学——一个体面得多的名字,名分也不一样了。但是,苏州大学的称谓仍然不能挽回它昔日的辉煌,这所大学的人们最终期望的是回复东吴大学的校名,同时勾连起那个时代的盛名,完成某种历史的接续。不知道是不是台湾存在东吴大学的缘故,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唯一可以安慰的是,苏州大学的英文名字用的是东吴大学。这都是我从《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了解到的。我和我的老师有相同的母校,所以,我不仅是在了解他的母校,而且也是在了解我的母校。只不过,与他相比,我的苏大情结不是小得多了,而是基本没有。——我是指读这本书之前。
　　苏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似乎什么也不意味,或者只是一个学位。读博士本身就很宽松,我的老师又对我更宽松,这样我就去得较少。以前我曾为此而庆幸,读此书时,我才意识到,那其实也是一个遗憾。因为去得少了,就没有母校的感觉。文学院又是在新校区,美则美矣,但太雷同,结果就是跟所有的新校一样美。苏大新校就在湖边,美得让人想再谈一次恋爱,因为处处可见适合恋人们的去处,你甚至可以想象出此间的恋爱场景,只要把虚拟的恋人们放进去就行了。可是,如果孤零零一个人,那个环境就太空旷了,空旷得令人无所适从。这种一无所依,可能也是我从来没有把苏大的历史放置其间的缘故吧。也许就是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那种没有历史感的轻浮与虚无的可怕。《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对于我的意义之一就是使我获得了一种关于苏州关于苏大的历史感,再一次去那里,我将以这本书为指南,按图索骥地去重新认识苏州和苏大。那时候,我将感到苏大的那些历史建筑,尤其东吴大学留下来的标志性的钟楼,都与我有关;苏大的那些人,比如苏大的骄傲——费孝通、钱仲联,比如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的成员杨绛,都与我有关;即便是在没有任何历史提示的新校区,我的意识中也将沉淀着这样的历史感。从此,走在那里,我的感觉将不一样了。他把他的苏大情结传给了我。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的阅读使我梳理了内心的许多东西,并串连起了一些颇具提示意义的信息,我到网上去查了钱仲联与钱钟书的关系,查了蛇口风波,查了徐迟自杀,查了刘小枫的《记恋冬尼娅》,查了何兆武的《上学记》以及《<上学记>之后》……在他的语境中进行的这一系列探寻,仿佛使我在文化上“老”了一代。我喜欢这种“老”。
　　“当雨天从这些院子走过时,我的一个奇怪的念头是,走到人家的房间里去,打开他家的箱子,我想闻闻箱子里的味道。千年以前,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文人对一座城市的探寻,同时也象征了这个文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三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写大学其实就是写知识分子,王尧本身在大学中,近几年又一直在做知识分子研究,对于大学以及知识分子问题有切肤感受和深入思考。而我现在又是把他当作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个例在解读。
　　王尧进入大学时就已经比较成熟了,他的阅历与品德使他成为学生干部的首选,沿着班长、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主席、市学联主席的路子一直往上走,他几乎成为职业学生活动家,还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书中写道,有一段时间,地震的恐慌笼罩全校,有一次,他去女生宿舍楼维持秩序,遇上一次轻震,人群顿时慌乱。他爬到宿舍前的砖头堆上,大声喊道:“不要慌张,我是学生会主席,听我指挥。”大家马上镇静下来。这个声音在多年之后还令当年并不认识的苏大女校友记忆犹新。作为他的学生,我真为那一刻的他而自豪!同时也平添许多安全感。
　　王尧说,八十年代的校园依然充满政治热情。我相信,当年鼓舞这位学生干部的就是这种单纯的热情。革命性和青春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的青春似乎既热情又老成,而现在,在越来越老成的同时,他似乎又保留着某种青春性,比如他喜欢粉红色的衬衣,——这一发现曾经令我匪夷所思。
　　毕业时,经省教育厅特批,王尧留校了。学校留他的目的就是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辅导员,被他“辅导”的学生是幸运的。他曾经尽量保护了一名原本品学兼优的怀孕女生,使她的前途不至于被断送。那可是在1986年的大学呀,我不知道这名女生如果落在另外一种风格的辅导员手里会是什么下场。女生后来与使她怀孕的男生结了婚,有了孩子,再见面时,她让孩子喊王尧“爷爷”——他其实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看到这个地方我眼睛发热了,为年轻的他能够赢得学生如此心意诚笃的敬爱,还为某种沧桑感。
　　塑造学生,其实就是在塑造社会的未来,王尧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非常重。八十年代,学生的个性已经觉醒,文化的多元选择已见端倪,但在学生工作中,传统价值观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便凸显出来。“大学德育观念存在问题,无法在革命史和现代化进程之间找到一个衔接点。”年轻的王尧为此而苦恼和沉重。他从不强硬地以传统的尺度来要求学生,而是尽量在符合辅导员身份的前提下理解、体谅、宽容学生的某些逆反和异端。这原本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使然,却使他在政工系统中被视为异端。他说,“将近二十年后,我意识到,我当时的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
　　王尧做学生工作,是怀着一种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一种纯正的政治热情去做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学生工作者。他让我想起年轻时的格瓦拉。这一发现和联想令我激动,如同他写完这本书后的感受——为自己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激动。他说,“即便在今天,我自己的许多想法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我仍然谨慎地对待理想主义,而且总觉得自己的血液在澎湃。我有时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对曾经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怀有理解和敬意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这是肺腑之言,他对于红色经典迄今有着特殊的感情,便是一个证明。这与左倾僵化无关,他的兼容并包是公认的,而且,他并不仅仅青睐红色经典,对于先锋文学,他也是同样担待和接受的。因为政策问题,他的留校曾经出现波折,父亲来信,告诫他不要给系领导添麻烦,回老家也是一样工作,如果确定不能留校,一定要以好的表现和心情离开学校。“父亲的这封信让我觉得一个普通人的伟大,我一直把这封信保留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五十年代的大学生。”这让我想起王蒙的《青春万岁》,王尧的确有着五十年代的纯正胸怀。
　　王尧说,“政治理想与入世情怀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我对道路的选择。”在他的语境中,我看到“政治”这两个字居然散发着新鲜水果般的光泽,实在太罕见了。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政治”其实常常是“政治生活”的代名词,很难摆脱肮脏的面目,而他所谓的政治,是政治理想,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以及政治热情。
　　占据王尧精神体系之核心的,就是一个“儒”字。他的重视农业和乡土,都是儒的体现。他的淳厚也属于儒家的修养。儒家的传统情怀就是入世情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由此可以理解他在学生工作中所倾注的热情了,他是实实在在地当作一种事业去做。我当过学生,也当过老师,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两种身份,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谁是以这样的情怀去做学生工作的。从屈原到李白到“五四”精英们,兼济天下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想,但实现的几率却很低。虽然不能兼济天下,至少对于“闰土”们的后代,王尧是尽了极大心力的。同学中只有他一个读了大学,同学们是从他身上看到孩子的未来的,所以,他要尽其所能义无反顾地帮助这些孩子出来上学。“这些孩子从家里回校时,会带些农副产品给我,说是爸爸妈妈让他们带的,都是自己家田里种的,不要钱买。这样的时候,常常是我最快乐也最伤感的时候。”我理解他此时的快乐和伤感。
　　王尧所拥有的,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士”的理想,应该说,他是一位接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士大夫式的文人。在中国的国情下,完全现代的知识分子是不足为训的,他们可能有瑰丽的理想,却什么都做不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许更为合宜。中国的传统文人首先追求的是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统一,当兼济天下的愿望不能实现时,他们会退而守住独善其身的底线。王尧遗憾,“八十年代多少都曾拥有的政治热情,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质。”他不要已经变质的政治热情,转而把热情倾注到学术。其实,学术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的追求,虽然他的经历使他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当然和最佳人选,但他同时也一直在治学,做辅导员期间便致力于一本散文史的写作,这也是他当时与同行格格不入的原因。即便后来作为学生工作者的典范被推到更高的行政岗位上去,他也一直尽力兼顾学术。他现在的想法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应该内在于他的学术。”我明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勃拉姆斯的三部曲:自由——然而——孤独,其实构成了一句格言。创作了自杀圣曲《忧郁星期天》的尼克•巴科夫自杀时却留下遗言:自由不要然而。他想要一种没有“然而”的自由,一种纯粹的自由。现实中,知识分子的处境却往往是“自由——然而”,“然而”是无法拒绝的,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如何对待“然而”,更加考量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宽度和厚度,我所佩服的正是王尧在这种“自由——然而”中的平静和不消极,这样得来的“自由”是不容易被折断的。
　　学术的王尧也一直没有忘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时感世的情怀一脉相承。他为乡村“人文”结构和根基的流失溃败而担忧,为大学的行政化而担忧,为文学价值的边缘化而担忧,为思想力和个人品格从文学作品中消失而担忧,他还不无担忧地指出了学院派重视文学史研究而忽略当下创作的局限。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数次停下来,沉默或叹息,文字中的沧桑和伤感,还有那些留白处的无声的叹息,如深谷大雾,聚拢且弥散,其忧思嗟叹却又哀而不伤的行文尺度令我心折。
　　王尧是一位具有古君子之风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情练达而又不失内心的庄严淳厚,批判但尽量以柔克刚不露锋芒,偶尔的书生意气仗义执言,是由于文化上的愤激和忧患。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偏离文化的方向和内心的追求,而且努力尝试将思想与现实的陆地接壤,这是知识分子行动力的体现,是将坐而论道过渡为启蒙和引领的切切实实的社会担当。
　　以“沉潜”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是知识分子长期不变的选择。王尧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阅读《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就是阅读王尧的精神世界,乡村、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感伤,是理解这本书也是理解王尧的关键词。我对学术的王尧是钦佩,对散文随笔的王尧则是喜欢。王尧自己对散文随笔的钟情似乎也大于学术。他说,“长期以来,在做学术的同时,我一直心仪博大、悠久、浑厚、美丽的中国散文传统,迷恋文章。相比之下,我写文章的兴趣远高过做学术论文。”他的学术论文和散文随笔,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互文,而又以后者更见性情,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学术以外的一些文字,和我的性格特别吻合。”学者写作往往不是袒露而是遮蔽自己的灵魂,进入到一个学者灵魂的那种震颤、惊悚、热烈、沉重或真挚的体验是难得一遇的,对于学者写作的阅读因此成为一种没有冒险的旅程。王尧不是这样,他说,“我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这个自由如同我在村庄前的河流中舒展身体。我和许多已经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一样,这些年来包裹得太紧了。我想裸露自己。”这么多年的学术操练丝毫没有磨灭他的感性和才情,这简直是一桩接近圆满的功德了。
　　看完这本书,我基本可以肯定,我的老师王尧,他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对自己却始终没有肯定。活了四十年,好像还在跟自己绕,仿佛永远在等待,却又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我羡慕能够这样写文章的人,它需要很多条件,阅历、思想、才情,还有胸襟。希望某一天我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