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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这句话用来总结说明一个企业家骨子里应该散发什么样的气质最为恰当
一个时代的企业家群体，往往有着他们独特的人生态度和时代使命。中国近代企业家们强烈的本土传统和时代属性，造就了他们：一方面，能根据时代精神和现代工商业的要求，用科学管理对传统经营作出改造和修正；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在为人之道上，继承和发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
毫无疑问，他们从冒险创新、实业救国到服务社会所表现出的坚韧、牺牲精神和“以义制利”的理念，都是中国本土商业精神的一代楷模。
兼济天下胸怀阔
古往今来，创新在任何时代都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人的精神本质，对企业家而言尤为如此。民国年间，中国航运业的先驱、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就以改革创新精神废除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旧管理制度，创立了新型现代管理制度。他积极探索，亲身实验，并多次出国考察和订购轮船，不断追踪国际先进水平，进而提高了运能和效率，实现了更丰厚的效益。如果拿今天的语言来描述他的创业过程，那可以用“输出管理”和“制度创新”来概括。
在民生，他制定的完整规章制度，仅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之多，即便对茶房如何敬茶、添饭都有着严格规定。为贯彻这些细节，他还专门成立了很多培训班来落实。那时候在航运轮船公司是船老大说了算，人、财、物一把抓，而卢作孚在严密精细的管理制度下建立了“四统制”——轮船的人员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按照规章统一由公司发送；驾驶归船长统一指挥。这些细节今天看来都极为符合现代管理制度的要求。
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达18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接下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不过，在卢作孚眼中，“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1938年，长江三峡湖北宜昌，由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这和二战中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颇为相似。不同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依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则是靠一个公司的力量，由一个“总经理”指挥完成的。这在中国商业史上绝无仅有。
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以“状元”身份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亦有如此胸怀。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以爱国爱民作为企业文化之灵魂，并在企业产权关系明晰、靠股份公司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公开严明而又人性化的企业管理及劳动制度、重视市场营销，实行“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经过张謇呕心沥血、披荆斩棘，逐渐营造了一个“以工业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工农商相结合”的协调发展的实业基地大生集团。相应的，大生纱厂的产品也出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和卢作孚一样，张謇也认为创办企业最终的目标是帮助社会。他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这种有担当的仁爱胸怀使得他更加悉心国民教育，在南通有计划地创办小学22所，兴办农、纺、商、医、蚕桑、女工、伶工等专门学校以及盲哑等特殊教育学校十余所，使南通出现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种类型的学校370多所，形成了既遵循教育规律，又与社会需要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儒道笃行义为先
1911年《科学管理理论》第一次把管理上升到了科学的高度，这是美国管理学权威泰勒的名著，然而在百年前人们对“管理学”还普遍茫然无知。但当时身在美国的穆藕初则敏锐地发现了其重要性，回国后，他便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这位海归的意思很明确：要救国就要办实业，要办实业就要学习外国。
穆藕初以泰勒的科学管理制度为蓝本，开始在自己创办的德大纱厂实践新机制。他服膺科学管理，但不迷信教条。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中国国情，对纱厂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工作效率；进行管理改革，废工头制为工程师管理；进行财务改革，改中国传统的流水账为复式结账法，一本账变成了两本帐，实现监督性和效益一目了然。科学规范的经营，使得穆藕初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办了三家纺织厂、一家纱布交易所、一家银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气质里，似乎命中注定一个“儒商”的价值标准与基本准则应该是什么。不用说，穆藕初自然深知其中之道，生活简朴的他把万贯家财大都用来扩大企业和资助教育。此外，正是穆藕初的慷慨解囊，无私资助，才使得中国古老的高雅艺术——昆曲得以一缕香火不绝。
良好的品德是成大事的根基，良好的声誉更是名垂青史的品牌，这是穆藕初最为宝贵的资产之一。恪守儒商之道的朱葆三亦是如此。“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作为现代商业意识开拓者“宁波帮”的早期领袖朱葆三一生介入沪上社会，奔走于沪浙两地，出入华洋，中外驰名。他堪称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拓者之一。“宁波帮”在上海创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38个第一，如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等，均为朱葆三或朱葆三参与所创。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他开放的人生态度、非凡的社交专长、信义的品德魅力以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晚年的朱葆三更是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等。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等教育事业。当然，他还有许多令人称道的品性和才干，如尊贤重士、提携后生、敦厚乡谊、图谋公益等等，不胜枚举。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这句话用来总结说明一个企业家骨子里应该散发什么样的气质最为恰当。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义，利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商业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位参与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代，义利合一，以义为先，仁智合一，以仁统智、德才合一，以德统才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资源，它理应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一个时代的企业家群体，往往有着他们独特的人生态度和时代使命。中国近代企业家们强烈的本土传统和时代属性，造就了他们：一方面，能根据时代精神和现代工商业的要求，用科学管理对传统经营作出改造和修正；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在为人之道上，继承和发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
毫无疑问，他们从冒险创新、实业救国到服务社会所表现出的坚韧、牺牲精神和“以义制利”的理念，都是中国本土商业精神的一代楷模。
兼济天下胸怀阔
古往今来，创新在任何时代都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人的精神本质，对企业家而言尤为如此。民国年间，中国航运业的先驱、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就以改革创新精神废除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旧管理制度，创立了新型现代管理制度。他积极探索，亲身实验，并多次出国考察和订购轮船，不断追踪国际先进水平，进而提高了运能和效率，实现了更丰厚的效益。如果拿今天的语言来描述他的创业过程，那可以用“输出管理”和“制度创新”来概括。
在民生，他制定的完整规章制度，仅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之多，即便对茶房如何敬茶、添饭都有着严格规定。为贯彻这些细节，他还专门成立了很多培训班来落实。那时候在航运轮船公司是船老大说了算，人、财、物一把抓，而卢作孚在严密精细的管理制度下建立了“四统制”——轮船的人员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按照规章统一由公司发送；驾驶归船长统一指挥。这些细节今天看来都极为符合现代管理制度的要求。
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达18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接下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不过，在卢作孚眼中，“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1938年，长江三峡湖北宜昌，由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这和二战中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颇为相似。不同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依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则是靠一个公司的力量，由一个“总经理”指挥完成的。这在中国商业史上绝无仅有。
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以“状元”身份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亦有如此胸怀。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以爱国爱民作为企业文化之灵魂，并在企业产权关系明晰、靠股份公司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公开严明而又人性化的企业管理及劳动制度、重视市场营销，实行“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经过张謇呕心沥血、披荆斩棘，逐渐营造了一个“以工业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工农商相结合”的协调发展的实业基地大生集团。相应的，大生纱厂的产品也出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和卢作孚一样，张謇也认为创办企业最终的目标是帮助社会。他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这种有担当的仁爱胸怀使得他更加悉心国民教育，在南通有计划地创办小学22所，兴办农、纺、商、医、蚕桑、女工、伶工等专门学校以及盲哑等特殊教育学校十余所，使南通出现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种类型的学校370多所，形成了既遵循教育规律，又与社会需要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儒道笃行义为先
1911年《科学管理理论》第一次把管理上升到了科学的高度，这是美国管理学权威泰勒的名著，然而在百年前人们对“管理学”还普遍茫然无知。但当时身在美国的穆藕初则敏锐地发现了其重要性，回国后，他便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这位海归的意思很明确：要救国就要办实业，要办实业就要学习外国。
穆藕初以泰勒的科学管理制度为蓝本，开始在自己创办的德大纱厂实践新机制。他服膺科学管理，但不迷信教条。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中国国情，对纱厂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工作效率；进行管理改革，废工头制为工程师管理；进行财务改革，改中国传统的流水账为复式结账法，一本账变成了两本帐，实现监督性和效益一目了然。科学规范的经营，使得穆藕初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办了三家纺织厂、一家纱布交易所、一家银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气质里，似乎命中注定一个“儒商”的价值标准与基本准则应该是什么。不用说，穆藕初自然深知其中之道，生活简朴的他把万贯家财大都用来扩大企业和资助教育。此外，正是穆藕初的慷慨解囊，无私资助，才使得中国古老的高雅艺术——昆曲得以一缕香火不绝。
良好的品德是成大事的根基，良好的声誉更是名垂青史的品牌，这是穆藕初最为宝贵的资产之一。恪守儒商之道的朱葆三亦是如此。“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作为现代商业意识开拓者“宁波帮”的早期领袖朱葆三一生介入沪上社会，奔走于沪浙两地，出入华洋，中外驰名。他堪称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拓者之一。“宁波帮”在上海创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38个第一，如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等，均为朱葆三或朱葆三参与所创。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他开放的人生态度、非凡的社交专长、信义的品德魅力以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晚年的朱葆三更是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等。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等教育事业。当然，他还有许多令人称道的品性和才干，如尊贤重士、提携后生、敦厚乡谊、图谋公益等等，不胜枚举。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这句话用来总结说明一个企业家骨子里应该散发什么样的气质最为恰当。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义，利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商业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位参与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代，义利合一，以义为先，仁智合一，以仁统智、德才合一，以德统才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资源，它理应成为时代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