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托出依法治国“升级版”，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市场经济的最高信仰。健全的法律制度、科学的法治理念，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内核，更是市场良好运作的前提。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为经济改革的根本目标。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初步建立起以宪法为统领，包括《物权法》、《合同法》、《反垄断法》等在内的保护产权、规范市场主体和交易行为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但是，中国经济的法治基础依然相对薄弱，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在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均有不同程度的缺失。经济发展和法治秩序之间尚未形成和谐的共生状态，法治还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高规则和最高信仰，当然更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人治”思维带来“人治”经济，产权安全和交易秩序等经济环境缺乏保障，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效率。
　　“人治”经济危害深重，拍脑袋决策，靠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让权力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并成为交易对象，导致本该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发生倾斜，以权力为依托的市场垄断、欺诈等不当竞争行为和怪象丛生，朝令夕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等久为诟病。而法治经济，就是要用法律来限制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禁止滥用行政权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障经济顺畅运行。
　　结合中国当下的实际，尤为首要的是换思路，把“规律”转换为“法律”，把“意志”转换为“法治”。这也就是说，从传统的经济是政治的附庸和经济管理是执行长官“意志”，转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并使“规律”具体化为“法律”；同时通过法治对经济运行和发展予以规范和引导，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乃至避免“意志”造成经济发展的损失和低效，真正形成经济法治之维。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权力边界必须清晰。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运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对权力予以控制，对权利予以保障和救济，协调好党、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不同的市场主体各司其责，确保市场竞争有序进行。
　　为此，当务之急不妨搭建四个“体系”。一是通过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全方位、多层面地依法管理经济，依宪治理经济。二是建立高效的经济法治实施体系，从决策到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于法有据、依法办事，推行政府权力清单，确保经济法治的权威。三是构建严密的经济法治监督体系。经济法治的有效性需严密的监督来保证，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问责机制和立体监督模式。四是建立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破除经济法治中的短期化、行政化、利益化，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规则公平、机会公平、起点公平。
　　当然，破题一招，还有落实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运用“法治GDP”考核、评价领导干部的经济治理，切实保障经济发展的绿色、低碳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