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著名科幻作家
　　科幻史学界曾经认为，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有赖于鲁迅的工作。1903年10月，正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的周树人（鲁迅）将日文版的儒勒·凡尔纳作品《月界旅行》（《从地球到月球》），翻译成章回体的中文小说。
　　在这部译著的序言里，他表达了自己对“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认识，那就是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传播科技知识，让公众了解西方的现代科技成就，成为新时代的精神食粮。
　　但很少有人知道，同样是在20世纪初，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也曾将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引入中国。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变革有赖于小说的变革，而“哲理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意义，在于颠覆旧的文化体系，引导中国社会思潮的变革。
　　抱着这样的想法，1902年11月，梁启超翻译了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同一年创作了章回体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将大量的演讲、辩论等内容加入情节之中，来阐述维新变法的观点。
　　梁启超与鲁迅对科幻小说的不同理解，使中国现代科幻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初直到今天，致力于传播科技知识的“鲁式科幻”一直颇为兴盛。在清末、军阀混战时期和抗日战争中，都有不少以“凭借科技救亡图存”为主题的科幻作品出现。
　　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使科幻作品的描写范围几乎遍及所有科技领域。这些科幻小说通常包含一些已经实际存在的科技成就，更多地显现出科普作品的性质，而且科技在其中成为强国富民的决定性力量。
　　相比之下，“梁式科幻”则为数寥寥。1932年，著名作家老舍有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亡的现实，写下了他唯一的科幻小说《猫城记》。这部作品以丑恶现象众多的“火星猫国”最终亡国灭种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当时中国土地上洋人横行、毒品泛滥、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等令人不安的事实，以及人们习惯于盲从，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性的心理状态。但这部深刻剖析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科幻力作，却在首次发表后便不断遭到批判。
　　20世纪80年代，金涛的《月光岛》等“梁式科幻”，则是随着“文革”结束后直面动乱创伤的“伤痕文学”和反思动乱根源的“反思文学”这两种思潮而诞生。经历了忽视科学、盲目蛮干的动乱时代，人们重新开始重视科技和科技人才的价值。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反映到科幻作品之中。
　　当时间进入新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日趋多元化，不仅“鲁式科幻”依旧兴盛，《三体》等作品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科幻热潮，“梁式科幻”作品也逐渐拥有了发展的空间。韩松的代表作《红色海洋》，描写了未来核战之后，残存的人类由于环境恶化，不得不改造自身迁居海洋的情景。
　　在这个看起来颇为“高科技”的背景下，却是文明退化、愚昧无知的人类上演的一幕幕悲剧。而导致人类落到如此境地的，其实正是人类自己。相比于单纯介绍科技知识，甚至是对科技成就进行反思的作品，今天的“梁式科幻”更多地展现出对“科技影响人”的思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衰退的第一块骨牌，正是科学精神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