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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的启蒙是“勇气”式的启蒙，而福柯的“启蒙”的新问题是启蒙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两者康德使我们理想的建立者，而福柯是毁灭者，是理想的暴徒。也许我们直到现在从未实现“启蒙”，但是我们可以审慎我们以前的启蒙运动，而不应否定“启蒙”到来的可能性。
关键词:启蒙运动 理性 知识 自由
“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个问题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于1784年在刊登于《柏林月刊》（1784年第4卷第12期，第481-194页）提出并回答的了。同样稍早的时候，即1784年第4卷第9期刊载了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1729-1786）的《论“什么叫做启蒙运动”这个问题》。200年以来,西方哲学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启蒙问题,甚至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断言:“这或许只是篇小文章。但是，在我看来，它标志着悄然切入某个问题的思想史。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哲学既没有能力做出回答，可也从未成功地予以摆脱。就是这个问题，迄今两百年来一直被以多种不同的形式重复着。”[1]
康德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断语式的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可见，康德对启蒙的理解基于他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定位和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强烈冲动。即康德认定人类普遍处于“不成熟状态”，并期待着“人们敢于运用自我的理性”以启蒙的形式达到成熟的状态。
人类普遍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原因是懒惰和怯懦，它是“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 [3]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了，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可能我们早已成熟只是我们自己甘心蒙昧罢了。这样好像我们缺乏的不是理智，而是运用理智的勇气。即我们并不缺乏“理性”而是缺乏运用理智的“勇气”。可见，康德的“启蒙”，应该是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只提倡“科学”和“理性”的“初级阶段的启蒙运动”。康德从个人和群体两个方面考察了人的启蒙的可能性。对于个人来说，“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4]；对于人类的群体来说“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5]这是一个群体间的信息传播学的模型，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只要这“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自觉的抱团式的贵族化，这一理想模式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康德把这样的精英带领群氓的计划的重点放在了“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身上了。
总之在康德看来，启蒙的动力和对象是“勇气”，而勇气的实施对象时他那个时代倡导的理性。康德断言我们生活启蒙运动的时代而不是启蒙的时代，也正是这个道理吧。这样康德对启蒙运动以自己的“勇气”式启蒙对起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做了首次的反省与重塑。福柯于1984年4月，在总期为207期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何为启蒙》一文，针对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提出了“新问题”。他的策略就是通过对启蒙的重新理解,再度建构启蒙的内在意蕴,将启蒙变成现代性问题,从而使康德提出的启蒙拥有当代的在场意义。康德和福柯的分歧点是在“启蒙”是否可可以使人们走向成熟。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福柯对康德的文本好像是基于“理性”的批判，更直接的说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的批判而非对康德文本中的“勇气”的批判。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诠释和反驳，然而文本中“‘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6]的表述好像又是针对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欧洲思想史上不可忽略有备受争议的文化运动。我们理应沿着这样的方向去认真的探求什么是如何实现启蒙，即使启蒙现实化。
注释：
[1]杜小真，编选.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82页。
[2]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页。
[3]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页。
[4]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页。
[5]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页。
[6]杜小真，编选.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第5页。
关键词:启蒙运动 理性 知识 自由
“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个问题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于1784年在刊登于《柏林月刊》（1784年第4卷第12期，第481-194页）提出并回答的了。同样稍早的时候，即1784年第4卷第9期刊载了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1729-1786）的《论“什么叫做启蒙运动”这个问题》。200年以来,西方哲学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启蒙问题,甚至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断言:“这或许只是篇小文章。但是，在我看来，它标志着悄然切入某个问题的思想史。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哲学既没有能力做出回答，可也从未成功地予以摆脱。就是这个问题，迄今两百年来一直被以多种不同的形式重复着。”[1]
康德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断语式的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可见，康德对启蒙的理解基于他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定位和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强烈冲动。即康德认定人类普遍处于“不成熟状态”，并期待着“人们敢于运用自我的理性”以启蒙的形式达到成熟的状态。
人类普遍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原因是懒惰和怯懦，它是“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 [3]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了，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可能我们早已成熟只是我们自己甘心蒙昧罢了。这样好像我们缺乏的不是理智，而是运用理智的勇气。即我们并不缺乏“理性”而是缺乏运用理智的“勇气”。可见，康德的“启蒙”，应该是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只提倡“科学”和“理性”的“初级阶段的启蒙运动”。康德从个人和群体两个方面考察了人的启蒙的可能性。对于个人来说，“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4]；对于人类的群体来说“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5]这是一个群体间的信息传播学的模型，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只要这“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自觉的抱团式的贵族化，这一理想模式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康德把这样的精英带领群氓的计划的重点放在了“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身上了。
总之在康德看来，启蒙的动力和对象是“勇气”，而勇气的实施对象时他那个时代倡导的理性。康德断言我们生活启蒙运动的时代而不是启蒙的时代，也正是这个道理吧。这样康德对启蒙运动以自己的“勇气”式启蒙对起端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做了首次的反省与重塑。福柯于1984年4月，在总期为207期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何为启蒙》一文，针对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提出了“新问题”。他的策略就是通过对启蒙的重新理解,再度建构启蒙的内在意蕴,将启蒙变成现代性问题,从而使康德提出的启蒙拥有当代的在场意义。康德和福柯的分歧点是在“启蒙”是否可可以使人们走向成熟。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福柯对康德的文本好像是基于“理性”的批判，更直接的说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的批判而非对康德文本中的“勇气”的批判。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诠释和反驳，然而文本中“‘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6]的表述好像又是针对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欧洲思想史上不可忽略有备受争议的文化运动。我们理应沿着这样的方向去认真的探求什么是如何实现启蒙，即使启蒙现实化。
注释：
[1]杜小真，编选.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82页。
[2]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页。
[3]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页。
[4]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页。
[5]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页。
[6]杜小真，编选.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