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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927—1932）,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却又不免＂恐共＂的心理,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常常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九一八事件后,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改变,他们的政治心态也不得不加以调整：对于国民党,由不满趋向公开合作;对于共产党,则由＂恐共＂趋向＂挺共＂,即主张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化。这种调整,过去多被斥为投靠国民党反动政权。时至今日,这个评论有失简单化。平心而论,这些人走向＂挺共＂,既是民族大义感召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们虽舍弃了原有的浪漫,但在相当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