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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白薇在致刘海尼的信中，感慨地说：“抗战以来，奔流了两年，埋没四川乡下六年。”刘海尼在《记白薇》中亦说：“抗战初期的两年间，白薇是在各处奔流着的，到重庆的她大部的时间都埋没在乡间。”具体说来，白薇是在1939年冬，从桂林出发，经贵州到达重庆。对于途中见闻，白薇作有《陆司机》和《钓丝岩上的石工歌》两诗，以记其事。
初到“战时的新都重庆”，白薇“带着滚滚的热血”，四处寻找工作。她找过史良，但史良认为，抗战时期，“什么人都应该站在他本来的岗位”，“写文章的”，“就写你的去吧，何必找职业呢”？并表示“严重的沉默”。几经碰壁，白薇过着“没住处，少饮食，受寒冷的生活”。1939年12月28日午，白薇晕倒在较场口街旁，抬归，“脉要断，心停跳”，连医生都不愿施救。直到新年元旦一早，才“从晕梦中醒来”。后搬到乡下将养一月，才逐步恢复（《作家书简：白薇致谢冰莹》）。此处的“乡下”，应指南温泉，时有商家投资所建的简易竹屋，可租住。
此后，《蜀道》上不时可见白薇的零星信息。《蜀道》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新蜀报》所辟副刊，先后由姚蓬子、梅林、王亚平主编。1938年6月，白薇经田汉、洪深、阳翰笙等人介绍加入文协。到重庆后，曾在“风雪寒天”架竹板在文协客厅住了几夜，早上五点半即拆去。因为无钱“和大家共伙食”，也“只吃红薯和阳春面”。1940年6月10日，《蜀道》的《文艺简讯》云：“沙汀已来渝，住南温泉文协宿舍，白薇亦于昨日移去。”所谓“移去”，当指从租屋移到文协宿舍。至1941年2月13日，《文艺简讯》又云：“白薇近自南温泉迁住重庆。”由此可见，白薇居南温泉，至少有一年时间。关于其居住环境，白薇在《地之弃子——寄冰莹》有过描述：“我住的房间很小，又是当西晒，临厨房的火坑，邻居是穿着破烂的老百姓，也嘈杂得令人头痛心烦，不能写作。警报也天天照例响，要到十几里远的山中去躲。”1941年8月底，白薇再度“卧病南泉”，至9月底方痊愈。对南温泉的生活，白薇一直充满美好的忆念，曾写作诗歌两首：一是《孩子麦登》，“记南温泉一孤儿”;二是《邵承基》，“记南温泉的一个小朋友”。
后来，阳翰笙为白薇“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特约编导”，“工作是开会讨论剧本”，月薪五十。1940年3月2日，《蜀道》有简讯云：“白薇近参加中国制片厂及中国万岁剧团编导工作。”至9月25日，又有简讯说：“阳翰笙离政治部第三厅后，将致力于中国制片厂及中国万岁剧团之编导工作。”正是因为工作上的交集，阳翰笙的日记便不时出现白薇的名字。1942年1月1日午后二时，阳翰笙“参加文协所主持之茶会，席间与白薇、海尼闲谈”。谈到《天国春秋》，海尼问：“你写女人写得那样的好，是不是受了你太太的影响？”阳翰笙笑答：“也许是的吧。”1月12日晚，白薇去见阳翰笙，托他找工作，说“想做导演”。4月4日，文化工作委员会会计程泽民自赖家桥来，阳翰笙就“会内人事调整问题”商谈甚久，转商之于郭沫若，“郭也很同意”，“从此白薇工作可望得一解决”。据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4册），1942年，白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组员。第二组主要从事文艺研究，组长田汉，与白薇素有师生之谊。东京时期，白薇曾以易漱瑜之介认识田汉，得其指导，阅读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田汉到桂林工作后，则由石凌鹤代理组长。
白薇在文委会，地位“不及一个准尉司书，和孩子剧团的小女孩”，与“不大识字的太太是一样的待遇”，甚至不及上士勤务兵的待遇。除自己烧饭、洗衣、缝针、挑水之外，还不得不开荒种地，收获蔬菜杂粮来补助生活。其困居乡下，“过着像鲁滨逊漂流荒岛那样的孤独生活”，常常临江面水，“信口胡唱”。与之同病相怜的，则是一个在多家打杂的下江老太太。谢冰莹后来有一篇《黄白薇》，谈及此时白薇的生活境遇：“她住在赖家桥的乡下，过着自己挑水，自己种菜，自己做饭，上班下班的生活，如果有事进城，就得像一个行脚僧似的，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到那里，谁留她住下，她就随便在地板上或者凳子上、桌子上躺下来。”有一次，谢冰莹和白薇在重庆天官府文委会的办事处楼上的地板，“和几个勤务兵混在一道”过了一夜。而“郭沫若、冯乃超就住在隔壁”，“房间里摆着舒适的沙发、衣柜、梳妆台”。至于“可怜的白薇”，“冬天却穿着十几层单衣，连一件旧棉袍都没有”。不过，白薇对郭沫若却充满敬意，在《屈原》上演之后，还写下《致我最敬爱的诗人》，歌颂郭沫若。对冯乃超，白薇认为其“道德有余，而明察不足”，以致文委会“弊端奇出”，曾写信痛责，但冯乃超却欢喜道好。
1945年1月10日晚，阳翰笙收到白薇来信，“内容牢骚很多”。因此，陽翰笙决意“这次进城”，就“她的工作问题”，与郭沫若、冯乃超“再作一次彻底的研究和决定”。不意3月30日，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白薇再次失业，病居重庆。7月26日晨，白薇回到赖家桥，病上加劳，阿米巴痢疾复发。从8月4日晨至9日，才勉力支撑，写信给“荪荃、海尼、清君、晓梅、子妥、叔珂、剑冰、君慧、会悟、德君、雯卿、荃鸿、声韵、沈慧及所有关心我的姐妹们”，算是“生活的告白”。
白薇原本诸病缠身，重庆时期更见反复，相关记载处处可见：
1941年8月29日，《蜀道》的《文艺简讯》云：“白薇近患猩红热症，卧病南泉，颇为沉重。在渝友人均甚挂念。”
1941年9月7日，《蜀道》云：“白薇病状转佳，闻猩红热已至结痂时期，不久当可恢复健康。”
1941年9月26日，《蜀道》云：“白薇病已大愈，重庆友人闻讯后至为快慰。”
1942年1月22日，梅林日记云：“夜深了，白薇还在邻室走来走去，不断咳嗽着，有时似乎在开热水瓶，有时似乎在磨墨，而有时似乎走到厨房下去煎药。夜是深沉的，冷寂的，她的每一动作的声音都似乎带有凄凉味。一个女作家，从封建的幽灵塔中走出来，在广垠的人生底旅途上，她曾经在凄风苦雨的黑夜里独行，她曾经在惑人的阳光下振臂向天宇高歌，她曾经在万花怒放的春天欢笑舞蹈，她曾经为了‘正义感’，为了‘利他主义’，献出她的鲜血和皱纹;而现在，在众人熟睡的深夜，她咳嗽着走进厨房煎药……” 1942年3月13日，《蜀道》云：“白薇病已愈，将移赖家桥乡间休息。”
1942年6月4日，《蜀道》云：“白薇最近又在乡间患病。”
1943年4月14日，《蜀道》云：“白薇近又患病，正诊治中。”
1943年6月10日，阳翰笙日记云：“白薇又病，大家很关心，决定送伍佰元给她做医药费。”
1943年8月3日，梅林日记云：“收到白薇的一首长诗《陆司机》和信。她又生病了。斑疹伤寒，刚从医院出来，现在住在乡下休养。”
1945年8月12日，白薇在致梅林的信中说：“我廿六下乡，当夜热病极重，倒床多天，热减而阿米巴痢疾复发，明天不能到会，恭祝胜利。”
1945年12月16日，白薇在写给五妹黄碧遥（九如）的信中，谈到在多雾的重庆居住日久，也就得了“重庆病”，即风湿症，是夏曾花费六万多元，也未医好，并且“雾季总是猛咳数月，脸腿都肿”。
对于白薇的贫与病，文协及各界友人均不断施以援手。1944年4月16日下午二时，文协在文运会（曹家巷文化会堂）召开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大公报馆赠款一万元，老舍现场决定以此款分赠贫病同人：张天翼、王鲁彦各三千元，卢鸿基、白薇各二千元。同年7月15日，文协总会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在收到多起捐款之后，文协于7月30日开会，决定将第一批基金“立即分配”：王鲁彦一万五千元，艾芜一万元，张天翼一万元，白薇五千元。不过，据李长钦《白薇年谱》，“文协将捐款五千元送给她，当即退还”;“后来病倒在床，文协要送她一万元”，也被婉谢。安娥也曾回忆说：“有一次文协帮助她大约是五十万吧？她却除了自己用了极少数外，第二天听说翦伯赞穷且病，便把钱全部送给了他，弄得翦伯赞先生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所谓“五十万”，恐是误记。1945年8月12日，白薇在致梅林的信中曾说：“蒙给我拾万元巨款，真是衷心感激！请将全款交给任钧，由他给我买药并带来。”
白薇退捐的消息不胫而走，且距离事实渐行渐远，至1946年3月29日上海出版的《大观园》第15期，已变身为另一版本：“著名女作家白薇，卧病北碚数年，某会亦给予补助，函白亲领，白惑于宣传，以为有大宗津贴可领，乃欣然扶病入城，无何，所得者五千元支票一纸耳，白大忿，掷诸地，跄踉至碚，而病乃益重。”实际上，当白薇“为着病为着穷”，不得不领受“细微的接济”时，常向刘海尼悲苦地诉说：“这是可耻的！我是不能接受这些钱的，怎么能让我写点东西出来？我就可以不饿死。我不愿接受别人的钱，然而我又不能不接受，你理解吗？我是多么的难受呀！”白薇还将这些想法，以泪和血，凝铸成《救济贫病作家给我的感想》（一名《对救济贫病作家有感》）。
也正是在重庆，白薇与刘海尼成为莫逆之交。刘海尼（一作刘海妮），浙江温州人。曾留学日本。1938年，从福州退驻重庆，参加文协，从事写作。作品多见于《现代妇女》、《妇女》等。据其《记白薇》，二人的相识缘自“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文协主办下的一个文艺晚会上”。当时白薇“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衣服的样子已有点过时，颈上打着白绸的领结，手里提着一个黑布做成的警报袋”，“不大说话，只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边”。“她的沉默和安娥在全场中的活跃，刚成了一个反比例”。吸引刘海尼注意的，是白薇“一种特别的姿态”，其中“有着一个女人内心隐藏着的某种生命的重量”，显示这位“中年的女作家在生活的途程上已有点疲劳，但没有死亡”，“还跟她的生命做着最后的挣扎”。白薇的“警报袋”，亦曾出现于梅林1942年1月19日的日记中：“白薇有一个包袱，珍贵异常，倘有警报，托代为照顾”，里面装的是“一叠未修正的剧本原稿，和一叠由她自己设计印的道林纸的稿纸”，另有几张相片：“一张是她打出封建的‘幽灵塔’逃到东京时拍的单人小照”，“是一个美丽小姑娘的再现”;“另一张是从日本回国后拍的，侧坐着，脸上没有笑容”;“第三张则为五六年前的肖像”。
刘海尼住在下罗家湾，位于今之渝中区上清寺。结交之后不久，白薇即去拜访刘海尼，谈过去上海文艺界的活动，谈田汉《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谈冰心、丁玲，并主动讲述自己与杨骚的恋爱。这里顺带补充说明白薇与冰心的关系。1936年9月1日的《现代生活》第3卷第4期，曾发表彭子冈的采访报道《记白薇》。问及冰心，白薇说：“撇开思想不谈，我非常喜欢她，想见一见。她个人方面的道德是崇高的，她有她的‘才’，她有她的‘体验’。时代激变下去，她会慢慢进步的，只是慢一点而已。”重庆时期，冰心与白薇之间至少曾互通音讯。1943年3月25日，冰心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刚给白薇写几个字，忽然想起赵清阁，不知她近体如何？”赵清阁与两人均相熟，可能是二者联系的纽带。
从南温泉进城，白薇常到刘海尼寓所同住，“每晚总谈论许多问题”，“常常争执得很厉害”，有一次甚至差点决裂。其间，刘海尼也到过南温泉两次，一次去看白薇，一次去洗澡。两人“游小温泉，爬山，跑警报”，每次“都有杨骚在一处”。后来，白薇随文化工作委员会搬到赖家桥乡下，因为生病，刘海尼前去探望，但一见面便起舌战，直到深夜三点。白薇责备刘海尼“对妇女运动不热心”，讥笑她“对文艺太感兴趣”;狂热述说自己“对妇女工作的志向”，希望有人能和她“真诚合作”。从两人的相处中，刘海尼认识到白薇的“天真而仁爱”，但“很任性”，“不能经常地驾驭自己的理性”，然而“因为太真，她吃亏，她受苦”。而安娥对于白薇，虽然见面时只是局促地表示“是是”、“好好”、“对对”，内心却充满“崇拜”与“尊敬”，甚至因为刘海尼和白薇作密友，就“直截了当地也崇拜海尼”。在安娥眼中，白薇“不但是妇女，也是‘人性’的骄傲”。
白薇寓居南温泉时，杨骚也在。刘海尼认为，“在重庆，杨骚对白薇是尽了应尽的友情”，“他们友谊地过活着，为了使白薇生活宁静，杨骚把自己的房子让出给她，而自己搬到白薇的笼似的房子里住”。当时文协的朋友们也在窃窃私语，希望他们能够破镜重圆。安娥在《我想白薇》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沙汀“非常善意”地为白薇设想，“在重庆南温泉文协会址”加以劝说，结果“白薇却狗血淋头的把沙汀骂了几个钟头，沙汀只能把被窝蒙头掩耳”。对于这次冲突，白薇在《地之弃子》中已向谢冰莹一一道过，可谓声形并肖。不过，白薇对沙汀并不记恨，称赞其人“坦白无邪”。后来沙汀在回忆录《睢水十年——四十年代在国统區的生活》中，也曾叙及这一事件：“有一天，她到文抗来串门子，闲谈当中，忽然灵机一动，我把自己筹思过多次的一项建议，向她提出来了，希望她同杨骚成为夫妇。没料到她立刻火冒三丈，对我连声诘责，并一步步逼近我，光景很可能让我吃几耳光。我呢，也就只好随着她的逼近，逐步退到房间的旮旯里。”“由于我的退让，解释，她的扑打姿态，也只说明她对我的建议多么生气。结果可并未动手，最后气也消了，照样同我友好。”但刘海尼认为，“悲剧已注定他们永久的命运”。随着杨骚远赴南洋，两人的复合也便失去了机会。 自白薇与沙汀争吵之后，风言风语便在重庆传散开来，甚至老舍也不允许白薇住在文协，认为她闹得“满城风雨，有伤风化”。后来，妇联、中苏文协以及好些“前进”文化人，都对白薇冷眼相看。尤其是妇女界，更将其谣传得“丑恶无边”，以致1945年在郑瑛家，姐妹们正在商量国家大事，一见白薇“碰来”，如同看到特务一样，“惊逃四散”。至于赖家桥，更是一个“谣言窝”。在白薇看来，最善于制造“毒害的风云”者，当推梁文若，还有骆剑冰、池田幸子等人。甚至梅林（信中未直呼其名，据前后文推断），也是一位“自私善妒”的作家，“不乐”自己住文协，却造谣说是老舍的意思。1951年9月11日，白薇将自己在重庆所受冤屈与悲苦，致信邓颖超，尽情倾诉出来，并为了使真相大白天下，请求将信在《新中国妇女》连载发表。
虽然四面悲歌，但白薇在重庆，仍参加过不少社会活动，现略述一二：
1940年4月7日下午四时，文协假粉江饭店（一说“国泰饭店”）举行重庆会员大会，纪念该会成立两周年，到百余人。由邵力子主席，老舍报告会务。七时聚餐。白薇“刚放下饭碗”，即被马宗融拉去看戏，后写成《从演出谈〈国家至上〉》，发表于《中央日报》1940年4月16日的《平明》副刊。
1940年6月8日，《妇女生活》月刊主编沈兹九召集女作家座谈会，讨论“妇女与文艺”问题。白薇、陆晶清、刘海尼、赵清阁等十余人参加，而“发言以白薇为最多最实际，情况至为热烈”。
1940年6月9日午后七时，新华日报社在一心花园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参加者有以群、蓬子、黑丁、戈宝权、臧云远、胡绳、罗荪、光未然、沙汀、葛一虹、艾青、梅林、白薇、潘梓年、吴敏、力扬、戈茅、曾克，潘梓年主席。座谈笔记刊登于7月4日与5日的《新华日报》，其中未见白薇的发言内容。此次座谈会，沙汀与白薇俱在，与前引《蜀道》关于二人“移去”南温泉文协宿舍的简讯有抵牾。
1945年2月22日，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签名者达三百一十二人，白薇列其中。
1945年4月8日六时，重庆各党派领袖及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各先生。到会宾主有郭沫若、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柳亚子、黄炎培、董必武、王若飞、谭平山、陶行知、张志让、马寅初、邓初民、郭春涛、史良、沙千里、施复亮、翦伯赞、侯外庐、高崇民、孟宪章、何公敢、吴藻溪、史东山、阳翰笙、于伶、吴祖光、夏衍、高龙生、胡风、冯乃超、宋之的、白薇、傅彬然、梅林、叶以群等百余人。
又，《白薇年谱》云：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周公馆”招待陪都的妇女界人士，白薇应邀出席。详细情形，《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已有生动描述，但具体日期则不清楚。据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的跟监报告《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卅日》，9月5日下午四时五十分，“陪都妇女界代表吕云章、刘王立民（明）、彭子冈、浦熙修等十二人往桂园访毛泽东，当由王炳南介绍，晤谈约三十分钟始离去”。不知白薇是否就在此行？跟监报告虽然详细，但有残缺：毛泽东是在“双十协定”签署后，于10月11日九时四十五分起飞，离开重庆，而10月1日之后的跟监记录尚未面世;同时跟监也有遗漏，如9月3日晚六时，毛泽东会见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文化界的朋友”，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相关事宜可见诸阳翰笙日记，但跟监报告却无记录。《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则提供了两种可能：9月5日，“会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9月22日，“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综合来看，毛泽东会见白薇，可能性较大的是在9月5日。不过，后人对此所作的渲染，或已过甚。
抗战胜利后，白薇急于回家，9月进城，住一月，无计可施，复返赖家桥。但乡里机关早已解散，差不多都人去屋空。11月1日，又进城寻找关系，但“船、車、钱都找不着”，不得已再回乡下。至1946年6月7日，《飘》第11期又借黄碧遥之口透露白薇近况：“最近有封信来说，可能买到船票，先到汉口，然后再看交通情形，或回湘南省亲（舍间父母尚健在），或来京、沪。此刻她还没有到京、沪，不是已回家乡，便是没有买到船票。”1946年6月中，白薇终于抵达上海。
初到“战时的新都重庆”，白薇“带着滚滚的热血”，四处寻找工作。她找过史良，但史良认为，抗战时期，“什么人都应该站在他本来的岗位”，“写文章的”，“就写你的去吧，何必找职业呢”？并表示“严重的沉默”。几经碰壁，白薇过着“没住处，少饮食，受寒冷的生活”。1939年12月28日午，白薇晕倒在较场口街旁，抬归，“脉要断，心停跳”，连医生都不愿施救。直到新年元旦一早，才“从晕梦中醒来”。后搬到乡下将养一月，才逐步恢复（《作家书简：白薇致谢冰莹》）。此处的“乡下”，应指南温泉，时有商家投资所建的简易竹屋，可租住。
此后，《蜀道》上不时可见白薇的零星信息。《蜀道》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新蜀报》所辟副刊，先后由姚蓬子、梅林、王亚平主编。1938年6月，白薇经田汉、洪深、阳翰笙等人介绍加入文协。到重庆后，曾在“风雪寒天”架竹板在文协客厅住了几夜，早上五点半即拆去。因为无钱“和大家共伙食”，也“只吃红薯和阳春面”。1940年6月10日，《蜀道》的《文艺简讯》云：“沙汀已来渝，住南温泉文协宿舍，白薇亦于昨日移去。”所谓“移去”，当指从租屋移到文协宿舍。至1941年2月13日，《文艺简讯》又云：“白薇近自南温泉迁住重庆。”由此可见，白薇居南温泉，至少有一年时间。关于其居住环境，白薇在《地之弃子——寄冰莹》有过描述：“我住的房间很小，又是当西晒，临厨房的火坑，邻居是穿着破烂的老百姓，也嘈杂得令人头痛心烦，不能写作。警报也天天照例响，要到十几里远的山中去躲。”1941年8月底，白薇再度“卧病南泉”，至9月底方痊愈。对南温泉的生活，白薇一直充满美好的忆念，曾写作诗歌两首：一是《孩子麦登》，“记南温泉一孤儿”;二是《邵承基》，“记南温泉的一个小朋友”。
后来，阳翰笙为白薇“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特约编导”，“工作是开会讨论剧本”，月薪五十。1940年3月2日，《蜀道》有简讯云：“白薇近参加中国制片厂及中国万岁剧团编导工作。”至9月25日，又有简讯说：“阳翰笙离政治部第三厅后，将致力于中国制片厂及中国万岁剧团之编导工作。”正是因为工作上的交集，阳翰笙的日记便不时出现白薇的名字。1942年1月1日午后二时，阳翰笙“参加文协所主持之茶会，席间与白薇、海尼闲谈”。谈到《天国春秋》，海尼问：“你写女人写得那样的好，是不是受了你太太的影响？”阳翰笙笑答：“也许是的吧。”1月12日晚，白薇去见阳翰笙，托他找工作，说“想做导演”。4月4日，文化工作委员会会计程泽民自赖家桥来，阳翰笙就“会内人事调整问题”商谈甚久，转商之于郭沫若，“郭也很同意”，“从此白薇工作可望得一解决”。据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4册），1942年，白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组员。第二组主要从事文艺研究，组长田汉，与白薇素有师生之谊。东京时期，白薇曾以易漱瑜之介认识田汉，得其指导，阅读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田汉到桂林工作后，则由石凌鹤代理组长。
白薇在文委会，地位“不及一个准尉司书，和孩子剧团的小女孩”，与“不大识字的太太是一样的待遇”，甚至不及上士勤务兵的待遇。除自己烧饭、洗衣、缝针、挑水之外，还不得不开荒种地，收获蔬菜杂粮来补助生活。其困居乡下，“过着像鲁滨逊漂流荒岛那样的孤独生活”，常常临江面水，“信口胡唱”。与之同病相怜的，则是一个在多家打杂的下江老太太。谢冰莹后来有一篇《黄白薇》，谈及此时白薇的生活境遇：“她住在赖家桥的乡下，过着自己挑水，自己种菜，自己做饭，上班下班的生活，如果有事进城，就得像一个行脚僧似的，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到那里，谁留她住下，她就随便在地板上或者凳子上、桌子上躺下来。”有一次，谢冰莹和白薇在重庆天官府文委会的办事处楼上的地板，“和几个勤务兵混在一道”过了一夜。而“郭沫若、冯乃超就住在隔壁”，“房间里摆着舒适的沙发、衣柜、梳妆台”。至于“可怜的白薇”，“冬天却穿着十几层单衣，连一件旧棉袍都没有”。不过，白薇对郭沫若却充满敬意，在《屈原》上演之后，还写下《致我最敬爱的诗人》，歌颂郭沫若。对冯乃超，白薇认为其“道德有余，而明察不足”，以致文委会“弊端奇出”，曾写信痛责，但冯乃超却欢喜道好。
1945年1月10日晚，阳翰笙收到白薇来信，“内容牢骚很多”。因此，陽翰笙决意“这次进城”，就“她的工作问题”，与郭沫若、冯乃超“再作一次彻底的研究和决定”。不意3月30日，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白薇再次失业，病居重庆。7月26日晨，白薇回到赖家桥，病上加劳，阿米巴痢疾复发。从8月4日晨至9日，才勉力支撑，写信给“荪荃、海尼、清君、晓梅、子妥、叔珂、剑冰、君慧、会悟、德君、雯卿、荃鸿、声韵、沈慧及所有关心我的姐妹们”，算是“生活的告白”。
白薇原本诸病缠身，重庆时期更见反复，相关记载处处可见：
1941年8月29日，《蜀道》的《文艺简讯》云：“白薇近患猩红热症，卧病南泉，颇为沉重。在渝友人均甚挂念。”
1941年9月7日，《蜀道》云：“白薇病状转佳，闻猩红热已至结痂时期，不久当可恢复健康。”
1941年9月26日，《蜀道》云：“白薇病已大愈，重庆友人闻讯后至为快慰。”
1942年1月22日，梅林日记云：“夜深了，白薇还在邻室走来走去，不断咳嗽着，有时似乎在开热水瓶，有时似乎在磨墨，而有时似乎走到厨房下去煎药。夜是深沉的，冷寂的，她的每一动作的声音都似乎带有凄凉味。一个女作家，从封建的幽灵塔中走出来，在广垠的人生底旅途上，她曾经在凄风苦雨的黑夜里独行，她曾经在惑人的阳光下振臂向天宇高歌，她曾经在万花怒放的春天欢笑舞蹈，她曾经为了‘正义感’，为了‘利他主义’，献出她的鲜血和皱纹;而现在，在众人熟睡的深夜，她咳嗽着走进厨房煎药……” 1942年3月13日，《蜀道》云：“白薇病已愈，将移赖家桥乡间休息。”
1942年6月4日，《蜀道》云：“白薇最近又在乡间患病。”
1943年4月14日，《蜀道》云：“白薇近又患病，正诊治中。”
1943年6月10日，阳翰笙日记云：“白薇又病，大家很关心，决定送伍佰元给她做医药费。”
1943年8月3日，梅林日记云：“收到白薇的一首长诗《陆司机》和信。她又生病了。斑疹伤寒，刚从医院出来，现在住在乡下休养。”
1945年8月12日，白薇在致梅林的信中说：“我廿六下乡，当夜热病极重，倒床多天，热减而阿米巴痢疾复发，明天不能到会，恭祝胜利。”
1945年12月16日，白薇在写给五妹黄碧遥（九如）的信中，谈到在多雾的重庆居住日久，也就得了“重庆病”，即风湿症，是夏曾花费六万多元，也未医好，并且“雾季总是猛咳数月，脸腿都肿”。
对于白薇的贫与病，文协及各界友人均不断施以援手。1944年4月16日下午二时，文协在文运会（曹家巷文化会堂）召开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大公报馆赠款一万元，老舍现场决定以此款分赠贫病同人：张天翼、王鲁彦各三千元，卢鸿基、白薇各二千元。同年7月15日，文协总会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在收到多起捐款之后，文协于7月30日开会，决定将第一批基金“立即分配”：王鲁彦一万五千元，艾芜一万元，张天翼一万元，白薇五千元。不过，据李长钦《白薇年谱》，“文协将捐款五千元送给她，当即退还”;“后来病倒在床，文协要送她一万元”，也被婉谢。安娥也曾回忆说：“有一次文协帮助她大约是五十万吧？她却除了自己用了极少数外，第二天听说翦伯赞穷且病，便把钱全部送给了他，弄得翦伯赞先生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所谓“五十万”，恐是误记。1945年8月12日，白薇在致梅林的信中曾说：“蒙给我拾万元巨款，真是衷心感激！请将全款交给任钧，由他给我买药并带来。”
白薇退捐的消息不胫而走，且距离事实渐行渐远，至1946年3月29日上海出版的《大观园》第15期，已变身为另一版本：“著名女作家白薇，卧病北碚数年，某会亦给予补助，函白亲领，白惑于宣传，以为有大宗津贴可领，乃欣然扶病入城，无何，所得者五千元支票一纸耳，白大忿，掷诸地，跄踉至碚，而病乃益重。”实际上，当白薇“为着病为着穷”，不得不领受“细微的接济”时，常向刘海尼悲苦地诉说：“这是可耻的！我是不能接受这些钱的，怎么能让我写点东西出来？我就可以不饿死。我不愿接受别人的钱，然而我又不能不接受，你理解吗？我是多么的难受呀！”白薇还将这些想法，以泪和血，凝铸成《救济贫病作家给我的感想》（一名《对救济贫病作家有感》）。
也正是在重庆，白薇与刘海尼成为莫逆之交。刘海尼（一作刘海妮），浙江温州人。曾留学日本。1938年，从福州退驻重庆，参加文协，从事写作。作品多见于《现代妇女》、《妇女》等。据其《记白薇》，二人的相识缘自“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文协主办下的一个文艺晚会上”。当时白薇“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衣服的样子已有点过时，颈上打着白绸的领结，手里提着一个黑布做成的警报袋”，“不大说话，只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边”。“她的沉默和安娥在全场中的活跃，刚成了一个反比例”。吸引刘海尼注意的，是白薇“一种特别的姿态”，其中“有着一个女人内心隐藏着的某种生命的重量”，显示这位“中年的女作家在生活的途程上已有点疲劳，但没有死亡”，“还跟她的生命做着最后的挣扎”。白薇的“警报袋”，亦曾出现于梅林1942年1月19日的日记中：“白薇有一个包袱，珍贵异常，倘有警报，托代为照顾”，里面装的是“一叠未修正的剧本原稿，和一叠由她自己设计印的道林纸的稿纸”，另有几张相片：“一张是她打出封建的‘幽灵塔’逃到东京时拍的单人小照”，“是一个美丽小姑娘的再现”;“另一张是从日本回国后拍的，侧坐着，脸上没有笑容”;“第三张则为五六年前的肖像”。
刘海尼住在下罗家湾，位于今之渝中区上清寺。结交之后不久，白薇即去拜访刘海尼，谈过去上海文艺界的活动，谈田汉《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谈冰心、丁玲，并主动讲述自己与杨骚的恋爱。这里顺带补充说明白薇与冰心的关系。1936年9月1日的《现代生活》第3卷第4期，曾发表彭子冈的采访报道《记白薇》。问及冰心，白薇说：“撇开思想不谈，我非常喜欢她，想见一见。她个人方面的道德是崇高的，她有她的‘才’，她有她的‘体验’。时代激变下去，她会慢慢进步的，只是慢一点而已。”重庆时期，冰心与白薇之间至少曾互通音讯。1943年3月25日，冰心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刚给白薇写几个字，忽然想起赵清阁，不知她近体如何？”赵清阁与两人均相熟，可能是二者联系的纽带。
从南温泉进城，白薇常到刘海尼寓所同住，“每晚总谈论许多问题”，“常常争执得很厉害”，有一次甚至差点决裂。其间，刘海尼也到过南温泉两次，一次去看白薇，一次去洗澡。两人“游小温泉，爬山，跑警报”，每次“都有杨骚在一处”。后来，白薇随文化工作委员会搬到赖家桥乡下，因为生病，刘海尼前去探望，但一见面便起舌战，直到深夜三点。白薇责备刘海尼“对妇女运动不热心”，讥笑她“对文艺太感兴趣”;狂热述说自己“对妇女工作的志向”，希望有人能和她“真诚合作”。从两人的相处中，刘海尼认识到白薇的“天真而仁爱”，但“很任性”，“不能经常地驾驭自己的理性”，然而“因为太真，她吃亏，她受苦”。而安娥对于白薇，虽然见面时只是局促地表示“是是”、“好好”、“对对”，内心却充满“崇拜”与“尊敬”，甚至因为刘海尼和白薇作密友，就“直截了当地也崇拜海尼”。在安娥眼中，白薇“不但是妇女，也是‘人性’的骄傲”。
白薇寓居南温泉时，杨骚也在。刘海尼认为，“在重庆，杨骚对白薇是尽了应尽的友情”，“他们友谊地过活着，为了使白薇生活宁静，杨骚把自己的房子让出给她，而自己搬到白薇的笼似的房子里住”。当时文协的朋友们也在窃窃私语，希望他们能够破镜重圆。安娥在《我想白薇》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沙汀“非常善意”地为白薇设想，“在重庆南温泉文协会址”加以劝说，结果“白薇却狗血淋头的把沙汀骂了几个钟头，沙汀只能把被窝蒙头掩耳”。对于这次冲突，白薇在《地之弃子》中已向谢冰莹一一道过，可谓声形并肖。不过，白薇对沙汀并不记恨，称赞其人“坦白无邪”。后来沙汀在回忆录《睢水十年——四十年代在国统區的生活》中，也曾叙及这一事件：“有一天，她到文抗来串门子，闲谈当中，忽然灵机一动，我把自己筹思过多次的一项建议，向她提出来了，希望她同杨骚成为夫妇。没料到她立刻火冒三丈，对我连声诘责，并一步步逼近我，光景很可能让我吃几耳光。我呢，也就只好随着她的逼近，逐步退到房间的旮旯里。”“由于我的退让，解释，她的扑打姿态，也只说明她对我的建议多么生气。结果可并未动手，最后气也消了，照样同我友好。”但刘海尼认为，“悲剧已注定他们永久的命运”。随着杨骚远赴南洋，两人的复合也便失去了机会。 自白薇与沙汀争吵之后，风言风语便在重庆传散开来，甚至老舍也不允许白薇住在文协，认为她闹得“满城风雨，有伤风化”。后来，妇联、中苏文协以及好些“前进”文化人，都对白薇冷眼相看。尤其是妇女界，更将其谣传得“丑恶无边”，以致1945年在郑瑛家，姐妹们正在商量国家大事，一见白薇“碰来”，如同看到特务一样，“惊逃四散”。至于赖家桥，更是一个“谣言窝”。在白薇看来，最善于制造“毒害的风云”者，当推梁文若，还有骆剑冰、池田幸子等人。甚至梅林（信中未直呼其名，据前后文推断），也是一位“自私善妒”的作家，“不乐”自己住文协，却造谣说是老舍的意思。1951年9月11日，白薇将自己在重庆所受冤屈与悲苦，致信邓颖超，尽情倾诉出来，并为了使真相大白天下，请求将信在《新中国妇女》连载发表。
虽然四面悲歌，但白薇在重庆，仍参加过不少社会活动，现略述一二：
1940年4月7日下午四时，文协假粉江饭店（一说“国泰饭店”）举行重庆会员大会，纪念该会成立两周年，到百余人。由邵力子主席，老舍报告会务。七时聚餐。白薇“刚放下饭碗”，即被马宗融拉去看戏，后写成《从演出谈〈国家至上〉》，发表于《中央日报》1940年4月16日的《平明》副刊。
1940年6月8日，《妇女生活》月刊主编沈兹九召集女作家座谈会，讨论“妇女与文艺”问题。白薇、陆晶清、刘海尼、赵清阁等十余人参加，而“发言以白薇为最多最实际，情况至为热烈”。
1940年6月9日午后七时，新华日报社在一心花园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参加者有以群、蓬子、黑丁、戈宝权、臧云远、胡绳、罗荪、光未然、沙汀、葛一虹、艾青、梅林、白薇、潘梓年、吴敏、力扬、戈茅、曾克，潘梓年主席。座谈笔记刊登于7月4日与5日的《新华日报》，其中未见白薇的发言内容。此次座谈会，沙汀与白薇俱在，与前引《蜀道》关于二人“移去”南温泉文协宿舍的简讯有抵牾。
1945年2月22日，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签名者达三百一十二人，白薇列其中。
1945年4月8日六时，重庆各党派领袖及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各先生。到会宾主有郭沫若、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柳亚子、黄炎培、董必武、王若飞、谭平山、陶行知、张志让、马寅初、邓初民、郭春涛、史良、沙千里、施复亮、翦伯赞、侯外庐、高崇民、孟宪章、何公敢、吴藻溪、史东山、阳翰笙、于伶、吴祖光、夏衍、高龙生、胡风、冯乃超、宋之的、白薇、傅彬然、梅林、叶以群等百余人。
又，《白薇年谱》云：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周公馆”招待陪都的妇女界人士，白薇应邀出席。详细情形，《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已有生动描述，但具体日期则不清楚。据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的跟监报告《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卅日》，9月5日下午四时五十分，“陪都妇女界代表吕云章、刘王立民（明）、彭子冈、浦熙修等十二人往桂园访毛泽东，当由王炳南介绍，晤谈约三十分钟始离去”。不知白薇是否就在此行？跟监报告虽然详细，但有残缺：毛泽东是在“双十协定”签署后，于10月11日九时四十五分起飞，离开重庆，而10月1日之后的跟监记录尚未面世;同时跟监也有遗漏，如9月3日晚六时，毛泽东会见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文化界的朋友”，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相关事宜可见诸阳翰笙日记，但跟监报告却无记录。《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则提供了两种可能：9月5日，“会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9月22日，“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综合来看，毛泽东会见白薇，可能性较大的是在9月5日。不过，后人对此所作的渲染，或已过甚。
抗战胜利后，白薇急于回家，9月进城，住一月，无计可施，复返赖家桥。但乡里机关早已解散，差不多都人去屋空。11月1日，又进城寻找关系，但“船、車、钱都找不着”，不得已再回乡下。至1946年6月7日，《飘》第11期又借黄碧遥之口透露白薇近况：“最近有封信来说，可能买到船票，先到汉口，然后再看交通情形，或回湘南省亲（舍间父母尚健在），或来京、沪。此刻她还没有到京、沪，不是已回家乡，便是没有买到船票。”1946年6月中，白薇终于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