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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1日，由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的“重庆实践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三教楼310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来自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市社科院、重庆邮电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西南大学马哲、科哲、马原等专业的研究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显良副院长致欢迎辞。本次研讨会参会的专家和学者们以主旨发言、专题发言和自由发言的形式，围绕“实践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争议与交流，现将会议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的新探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倪志安教授的主旨发言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关联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都存在着误读，从而导致了我们对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马克思新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把握不准确。倪教授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意蕴、内涵的思想观点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个维度是“对实践的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涵义、意蕴的理解，这方面可概括为 “实践”是指“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性的实践活动”（其中包括相对于“理论性的观念活动”的“实践性的观念活动”）；另一个维度是“从实践理解”，这方面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中“对实践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内涵包括：（1）对“物质性实践”的含义，它的“主体”、“客体”，以及该项实践活动与“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和“人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理解；（2）对“物质性实践”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以及“真善美的统一”规律性的理解；（3）对“物质性实践”与“人的本质”、“人类主体”和“共产主义”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是指“精神性的实践活动”，其内涵包括：（1）对“精神性实践”含义的理解。“精神性的实践活动”是相对于“物质性的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它指称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基本类型。（2）对“精神性实践”类型的理解。精神性实践的类型，除“实践性的观念活动”外，还包括在现代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虚拟实践，以及知识、道德、信仰的教化活动等。（3）对“精神性实践”与“物质性实践”关系的理解。“精神性实践和物质性实践”作为人类实践的两种基本类型，这二者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倪教授还强调了“实践性的观念活动”这一往往被我们忽视的“精神性实践”的内涵。
倪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中，“对实践的理解”这一维度，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只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个别性的问题——即“对实践的理解问题”的变革和创新，不能从整体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的变革和创新，而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的变革和创新，就必须跃升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中“从实践理解”这一根本性的维度。关于“从实践理解”的合法性，倪教授结合“文本”进行了说明：他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谈论的实践，其首要意义是强调对相关哲学问题，诸如对“对象、现实、感性、真理、宗教、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的一致性”等问题，应“从实践理解”或把它们“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样，马克思在《提纲》中实际上确立了他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简称：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所谓“从实践理解”，就是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去理解相关哲学问题，它决定着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这要求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传统教科书和学界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的把握，应从“对实践的理解”跃升到“从实践理解”这个更为根本性的维度，才能够在其“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上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二、关于对象性世界与非对象性世界的辨析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何跃教授在专题发言中，首先回应了倪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的新探讨，认同倪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有两重维度的见解，尤其是“从实践理解”的这一重要维度。何跃教授在题为《对象性世界与非对象性世界的辨析》中，依据马克思“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的相关论述，认为可以将与人类有关的存在，划分为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烙印的对象性世界和没有打上人类实践活动烙印的非对象性世界。前者是被人类赋予了意义或可以被人类指称和描述言说的现实世界，即人类的世界；后者是人类不能赋予其意义或不能指称和描述言说的非现实世界，即非人类的世界。何教授认为，首先，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界”是人可以指称和描述言说的形下学世界，是对人有意义的现实世界。它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意识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此这般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和创造出来的现实世界，是依赖于意识人类或人类意识而存在、发展的对象性世界。而这种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兼具精神和物质双重属性的典型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如果强调实践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可以将马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如果强调实践的主观性、精神性的一面，也可以将其定义为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因此，无论是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读，还是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的解读，都是基于对象性世界立场所作出的判断。
其次，非对象性世界是指不可能被感知、被直觉或证悟、被指称和正面描述言说的非现实世界。只有在非对象性世界，即“无”的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界”思想，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才能确立马克思强调对象性实践活动、强调“改造世界”，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及强调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等思想的存在论根据。马克思坚定地主张在“人化的自然界”之先或后面尚存在一个“与人分离的”，在任何意识活动都使不上劲、用不上力的非对象性世界——“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准确表述，既不是实践唯物主义，也不是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更不是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强调“无”的先在性、非对象性的实践唯无主义。而如果一定要在对象性世界意义上定义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其恰当的称谓是“以强调实践至上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唯实践主义”，或反对执著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崔平教授在专题发言中，从自己近期思考中国学术创新为什么软弱无力的问题这一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 首先，学术创新一般被理解为单个学者的思想行为，而根据社会学关于宗教传播仪式的界定，创新是一种互动仪式。据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创新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可能没有创新，其“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为语境的变迁造成解释性适应，从而导致意义的变化。但是，不同的创新自觉程度会造成不同的创新效率，同时也会有不同的创新方向和创新功能。这种创新：其一从达伽默尔解释学的角度，可以界定为是自发的创新，即作为中国人自发的创新，是让马克思迎合中国人情感的创新。其二是自觉的创新。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作出民族的自我批判，反思得失。
其次，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移植到中国语境的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影响创新前途。根据柯林斯的学术变迁理论，思想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创新性学术仪式，而学术仪式的普遍构成要素为知识基础（文化资本）、情感能量与关注空间。所谓文化资本，就是个体所获得的被仪式赋予一定情感能量的特殊符号；所谓情感能量，就是被互动仪式强度所决定的个体的行动热情和对仪式所创造的符号目标的热情；所谓关注空间，就是参与者一致的问题兴趣和对这种一致的体验，由此获得成员身份意识。据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就包含三个元素：一个是社会化的问题意识，一个是社会的创新情感能量，一个是普遍的认识规范。要期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活动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此三者的基础上，形成具有社会力量的学术仪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逃离个体的孤独灵魂，成为一种社会对话，形成一种社会思想运动。
最后，崔教授还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相关措施：第一，从否定到肯定。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理上的否定—肯定的工作，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发展需求。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兴趣要扩展，尤其是文化的角度。第三，创新方向上要一致，要有共同的问题意识。第四，要注重话语权仪式结构的变化。第五，注重学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第六，建立起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话机制。四、其他发言人对相关问题的观点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鲍刚毅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应当从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凸显出“实践”概念所蕴含的历史性、现实性和价值取向性。首先，从“实践”概念的历史性说，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语境中，它对作为人的实践存在的展现方式的历史把握，是一种反省性的内在“体认”，给出了对现实批判的合法性，使“改变世界”的要求获得一个理论上的解决。其次，从“实践”概念的现实性说，理论自信来源于伟大实践中的理论自觉。我们所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完善。最后，从“实践”概念的价值取向性说，现阶段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发展的困境，表明中国现代化之路任重而道远，必须在现实中经历“不断由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过程。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潘宇鹏副教授在发言中，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首先，从马克思学说性质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是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革命的成果，并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视域的内在统一。其次，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视野：一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二是以历史性为理论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层视野。最后，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双重视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柳海涛副教授在发言中，研讨了“从实践的观点看：何谓集体意向”的问题。首先，他以近来发展心理学中常被讨论的“假扮游戏”为例，从不同侧面对“何谓集体意向”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讨论。其次，他从非意向主义、现象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描述了“集体意向”。最后，他引入实践的观点，从个体意向、集体意向和社会实践的蕴含关系，从生成论的视角，认为集体意向是个体在社会实践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实在性现象，其在根本上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
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刘荣军教授在发言中，不赞同何跃教授在发言中所谈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实践”所构造的体系，而在于这种所构造的体系是为个人与社会服务的；这种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要有利于马克思的价值论和人性论的解决。他认为马克思不仅解决了唯物历史观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现代史观的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重点。马克思是为了解决后一个问题，才必须以前一个问题为基础。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刘教授在发言中，阐述了自己对“实践”观念的看法。他认为，由“对实践理解”到“从实践理解”的这个过程，关键在于理论要掌握群众。对《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句话，他引用了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的观点，指出马克思的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而言的。参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也在发言中交流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编辑：段明琰）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中“对实践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内涵包括：（1）对“物质性实践”的含义，它的“主体”、“客体”，以及该项实践活动与“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和“人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理解；（2）对“物质性实践”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以及“真善美的统一”规律性的理解；（3）对“物质性实践”与“人的本质”、“人类主体”和“共产主义”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是指“精神性的实践活动”，其内涵包括：（1）对“精神性实践”含义的理解。“精神性的实践活动”是相对于“物质性的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它指称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基本类型。（2）对“精神性实践”类型的理解。精神性实践的类型，除“实践性的观念活动”外，还包括在现代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虚拟实践，以及知识、道德、信仰的教化活动等。（3）对“精神性实践”与“物质性实践”关系的理解。“精神性实践和物质性实践”作为人类实践的两种基本类型，这二者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倪教授还强调了“实践性的观念活动”这一往往被我们忽视的“精神性实践”的内涵。
倪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中，“对实践的理解”这一维度，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只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个别性的问题——即“对实践的理解问题”的变革和创新，不能从整体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的变革和创新，而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的变革和创新，就必须跃升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中“从实践理解”这一根本性的维度。关于“从实践理解”的合法性，倪教授结合“文本”进行了说明：他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谈论的实践，其首要意义是强调对相关哲学问题，诸如对“对象、现实、感性、真理、宗教、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的一致性”等问题，应“从实践理解”或把它们“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样，马克思在《提纲》中实际上确立了他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简称：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所谓“从实践理解”，就是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去理解相关哲学问题，它决定着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这要求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传统教科书和学界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的把握，应从“对实践的理解”跃升到“从实践理解”这个更为根本性的维度，才能够在其“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上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二、关于对象性世界与非对象性世界的辨析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何跃教授在专题发言中，首先回应了倪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的新探讨，认同倪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念”有两重维度的见解，尤其是“从实践理解”的这一重要维度。何跃教授在题为《对象性世界与非对象性世界的辨析》中，依据马克思“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的相关论述，认为可以将与人类有关的存在，划分为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烙印的对象性世界和没有打上人类实践活动烙印的非对象性世界。前者是被人类赋予了意义或可以被人类指称和描述言说的现实世界，即人类的世界；后者是人类不能赋予其意义或不能指称和描述言说的非现实世界，即非人类的世界。何教授认为，首先，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界”是人可以指称和描述言说的形下学世界，是对人有意义的现实世界。它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意识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此这般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和创造出来的现实世界，是依赖于意识人类或人类意识而存在、发展的对象性世界。而这种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兼具精神和物质双重属性的典型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如果强调实践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可以将马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如果强调实践的主观性、精神性的一面，也可以将其定义为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因此，无论是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读，还是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的解读，都是基于对象性世界立场所作出的判断。
其次，非对象性世界是指不可能被感知、被直觉或证悟、被指称和正面描述言说的非现实世界。只有在非对象性世界，即“无”的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界”思想，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才能确立马克思强调对象性实践活动、强调“改造世界”，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及强调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等思想的存在论根据。马克思坚定地主张在“人化的自然界”之先或后面尚存在一个“与人分离的”，在任何意识活动都使不上劲、用不上力的非对象性世界——“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准确表述，既不是实践唯物主义，也不是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更不是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强调“无”的先在性、非对象性的实践唯无主义。而如果一定要在对象性世界意义上定义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其恰当的称谓是“以强调实践至上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唯实践主义”，或反对执著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崔平教授在专题发言中，从自己近期思考中国学术创新为什么软弱无力的问题这一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问题。 首先，学术创新一般被理解为单个学者的思想行为，而根据社会学关于宗教传播仪式的界定，创新是一种互动仪式。据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创新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可能没有创新，其“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为语境的变迁造成解释性适应，从而导致意义的变化。但是，不同的创新自觉程度会造成不同的创新效率，同时也会有不同的创新方向和创新功能。这种创新：其一从达伽默尔解释学的角度，可以界定为是自发的创新，即作为中国人自发的创新，是让马克思迎合中国人情感的创新。其二是自觉的创新。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作出民族的自我批判，反思得失。
其次，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移植到中国语境的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影响创新前途。根据柯林斯的学术变迁理论，思想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创新性学术仪式，而学术仪式的普遍构成要素为知识基础（文化资本）、情感能量与关注空间。所谓文化资本，就是个体所获得的被仪式赋予一定情感能量的特殊符号；所谓情感能量，就是被互动仪式强度所决定的个体的行动热情和对仪式所创造的符号目标的热情；所谓关注空间，就是参与者一致的问题兴趣和对这种一致的体验，由此获得成员身份意识。据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就包含三个元素：一个是社会化的问题意识，一个是社会的创新情感能量，一个是普遍的认识规范。要期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活动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此三者的基础上，形成具有社会力量的学术仪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逃离个体的孤独灵魂，成为一种社会对话，形成一种社会思想运动。
最后，崔教授还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相关措施：第一，从否定到肯定。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理上的否定—肯定的工作，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发展需求。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兴趣要扩展，尤其是文化的角度。第三，创新方向上要一致，要有共同的问题意识。第四，要注重话语权仪式结构的变化。第五，注重学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第六，建立起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话机制。四、其他发言人对相关问题的观点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鲍刚毅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应当从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凸显出“实践”概念所蕴含的历史性、现实性和价值取向性。首先，从“实践”概念的历史性说，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语境中，它对作为人的实践存在的展现方式的历史把握，是一种反省性的内在“体认”，给出了对现实批判的合法性，使“改变世界”的要求获得一个理论上的解决。其次，从“实践”概念的现实性说，理论自信来源于伟大实践中的理论自觉。我们所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完善。最后，从“实践”概念的价值取向性说，现阶段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发展的困境，表明中国现代化之路任重而道远，必须在现实中经历“不断由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过程。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潘宇鹏副教授在发言中，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首先，从马克思学说性质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是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革命的成果，并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视域的内在统一。其次，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视野：一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二是以历史性为理论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层视野。最后，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双重视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柳海涛副教授在发言中，研讨了“从实践的观点看：何谓集体意向”的问题。首先，他以近来发展心理学中常被讨论的“假扮游戏”为例，从不同侧面对“何谓集体意向”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讨论。其次，他从非意向主义、现象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描述了“集体意向”。最后，他引入实践的观点，从个体意向、集体意向和社会实践的蕴含关系，从生成论的视角，认为集体意向是个体在社会实践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实在性现象，其在根本上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
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刘荣军教授在发言中，不赞同何跃教授在发言中所谈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实践”所构造的体系，而在于这种所构造的体系是为个人与社会服务的；这种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要有利于马克思的价值论和人性论的解决。他认为马克思不仅解决了唯物历史观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现代史观的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重点。马克思是为了解决后一个问题，才必须以前一个问题为基础。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刘教授在发言中，阐述了自己对“实践”观念的看法。他认为，由“对实践理解”到“从实践理解”的这个过程，关键在于理论要掌握群众。对《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句话，他引用了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的观点，指出马克思的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而言的。参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也在发言中交流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编辑：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