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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信访制度已经扎根于这个社会，它既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在古代不乏告御状的故事。有学者认为如今存在国人信访而不信法的现象。社会上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政府只怕上访，不怕到法院去告”
谈到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回忆，他有几个湖南老乡到西北某省去开矿，他们与当地政府签了招商引资的合同，但后来对方因故毁约，于是到北京来上访。
刘仁文看了他们的材料建议他们向当地法院起诉。没想到他们却说：“那就正好中了政府的计，因为政府只怕上访，不怕到法院去告。法院绝对是受当地政府影响的，如果判决他们败诉，那就连到北京来上访的理由也没了。”
于是他们频繁上访，从去年“奥运”前夕，到今年“两会”期间。刘仁文发现，他们对这种程式化的上访也不抱多大希望，只是顺路而已，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希望通过关系找到某位高层领导的批条，这样下面就会高度重视。
原来他们曾尝到过甜头：几年前，也是一个案子，由于他们得到过某中央政法机关领导的一个批示，结果下去很管用，省里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县里去现场办公，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但要得到这种批示谈何容易。他们告诉刘仁文，这次已经被骗走20万了，对方说跟某個首长有关系，能帮他们弄到批条。
国人为何信访而不信法？这个事例也许能给我们部分启示：那些热衷于上访的人不相信法院有足够的权威和公信力可以依法秉公办案，可以抗拒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干涉；他们抓住了中央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地方政府愿意“花钱买平安”的心态，认为这种施压的办法可以比诉讼更有效；上级领导的批条在中国的官场是很管用的，所以要不惜代价去找这种关系。
应当说，社会上之所以有这种想法，绝非凭空产生，而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为什么地方官员（包括法院领导）会怕当事人上访，而上面首长的批示又会管用，刘仁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官员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民众而是取决于上面时，他就会更在意上面的态度，当上面以上访人数的多寡来作为考核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官员政绩时，下面的官员怎能不把上访当回事？为了息访，甚至无视法律去满足个别上访者不合理的要求。
刘仁文曾听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文革”前北京某法官在审理一起离婚案时，一方当事人找到某中央首长，请他给法官写个条，希望同意她的离婚请求；但过了几天，另一方也找到该首长，请他给某某法官写个条，不要同意对方的离婚请求，不知该首长是由于年老记忆力减弱，还是由于公事繁忙，早把先前写条的事给忘了，于是又写一条。两个意见相反的条子出自同一首长，真的是为难了判案的法官。
比中彩还难的上访路
由于中国有上访的传统，所以今天即使某些领导想尽量少批示，但公众包括某些非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士却至今迷信领导批示这类非法治的产物，他们遇到问题首先不是从法律思维出发去寻找解决途径，而是想到上访。
刘仁文表示，多年前，他有一位社科院的同事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找他咨询老家的几个农民与当地政府打官司的事，刘仁文曾劝他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提起上诉，否则二审终审后就生效，再要启动就难了。但他不听，总想着自己跟高层有关系，他又不是徇私情，所以理直气壮地去找这个领导找那个领导，结果至今没有解决问题。
一位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由于在信访的批转及相互推来推去的过程中使信访案件失去收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最终使案件成为死案的现象十分突出，这大概是信访制度设计者所始料不及的。
说到信访工作中的“推来推去”，刘仁文又想起另一件事情：十多年前，他刚参加工作，老家来了几个上访者，问他该向谁反映情况。刘仁文当时积极性颇高，让他们分别去找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办、中纪委信访办，还有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乃至中南海，结果他们复印了多份材料，又花几天分别跑了这些地方，找不到的就通过邮局寄。不幸的是，最终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虽然信访制度有这么多缺陷，但说立即取消信访制度却未必可行。犹记得2003年11月，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面对这样三个80%，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的权力架构设计和治理机制上妥善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渠道来有效解决这些群众的诉求，就堵死这条尽管比中彩还难却毕竟还有一线希望的上访路，岂不危哉！
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对于信访问题，高层也颇为重视。习近平和李克强曾作批示：当前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的信访突出问题，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但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从4月18日到21日，短短四天时间，中央连续召开了两次最高规格的会议，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还对信访问题作出批示，原因何在？从“两会一批示”所涉及的内部就可以看出来，关注点都是一个，那就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而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础在于利益。这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公平正义方面。前者是物质满足方面的舒服，后者是心灵满足方面的舒服。这说明，高层始终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执政党的宗旨所在，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
应该承认这么一个现实，前些年由于腐败盛行，贪官横行，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这些被损害了利益的人们，他们一直相信政府能够主持公平，还他们一个公道。所以他们不断上访，期待上级权力部门解决他们的问题。
习近平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这里传递出的信息是，不仅是要解决问题，而且要把问题解决好，关键在于一个“好”字。如果问题解决了，但是上访者并不认为“好”，那是不合格的。这是对信访的最高标准。实际上，“解决好”并不难，难的是一些官员不会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这又是既提要求、又教办法。当然，这里面也有机制方面的问题，所以李克强提出，注意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化解矛盾，认真处理信访反映的突出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两会一批示”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主题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内容是既要通过改革的渠道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又要通过网上群众路线的渠道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愿，还要通过信访的渠道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政府只怕上访，不怕到法院去告”
谈到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回忆，他有几个湖南老乡到西北某省去开矿，他们与当地政府签了招商引资的合同，但后来对方因故毁约，于是到北京来上访。
刘仁文看了他们的材料建议他们向当地法院起诉。没想到他们却说：“那就正好中了政府的计，因为政府只怕上访，不怕到法院去告。法院绝对是受当地政府影响的，如果判决他们败诉，那就连到北京来上访的理由也没了。”
于是他们频繁上访，从去年“奥运”前夕，到今年“两会”期间。刘仁文发现，他们对这种程式化的上访也不抱多大希望，只是顺路而已，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希望通过关系找到某位高层领导的批条，这样下面就会高度重视。
原来他们曾尝到过甜头：几年前，也是一个案子，由于他们得到过某中央政法机关领导的一个批示，结果下去很管用，省里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县里去现场办公，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但要得到这种批示谈何容易。他们告诉刘仁文，这次已经被骗走20万了，对方说跟某個首长有关系，能帮他们弄到批条。
国人为何信访而不信法？这个事例也许能给我们部分启示：那些热衷于上访的人不相信法院有足够的权威和公信力可以依法秉公办案，可以抗拒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干涉；他们抓住了中央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地方政府愿意“花钱买平安”的心态，认为这种施压的办法可以比诉讼更有效；上级领导的批条在中国的官场是很管用的，所以要不惜代价去找这种关系。
应当说，社会上之所以有这种想法，绝非凭空产生，而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为什么地方官员（包括法院领导）会怕当事人上访，而上面首长的批示又会管用，刘仁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官员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民众而是取决于上面时，他就会更在意上面的态度，当上面以上访人数的多寡来作为考核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官员政绩时，下面的官员怎能不把上访当回事？为了息访，甚至无视法律去满足个别上访者不合理的要求。
刘仁文曾听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文革”前北京某法官在审理一起离婚案时，一方当事人找到某中央首长，请他给法官写个条，希望同意她的离婚请求；但过了几天，另一方也找到该首长，请他给某某法官写个条，不要同意对方的离婚请求，不知该首长是由于年老记忆力减弱，还是由于公事繁忙，早把先前写条的事给忘了，于是又写一条。两个意见相反的条子出自同一首长，真的是为难了判案的法官。
比中彩还难的上访路
由于中国有上访的传统，所以今天即使某些领导想尽量少批示，但公众包括某些非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士却至今迷信领导批示这类非法治的产物，他们遇到问题首先不是从法律思维出发去寻找解决途径，而是想到上访。
刘仁文表示，多年前，他有一位社科院的同事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找他咨询老家的几个农民与当地政府打官司的事，刘仁文曾劝他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提起上诉，否则二审终审后就生效，再要启动就难了。但他不听，总想着自己跟高层有关系，他又不是徇私情，所以理直气壮地去找这个领导找那个领导，结果至今没有解决问题。
一位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由于在信访的批转及相互推来推去的过程中使信访案件失去收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最终使案件成为死案的现象十分突出，这大概是信访制度设计者所始料不及的。
说到信访工作中的“推来推去”，刘仁文又想起另一件事情：十多年前，他刚参加工作，老家来了几个上访者，问他该向谁反映情况。刘仁文当时积极性颇高，让他们分别去找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办、中纪委信访办，还有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乃至中南海，结果他们复印了多份材料，又花几天分别跑了这些地方，找不到的就通过邮局寄。不幸的是，最终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虽然信访制度有这么多缺陷，但说立即取消信访制度却未必可行。犹记得2003年11月，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面对这样三个80%，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的权力架构设计和治理机制上妥善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渠道来有效解决这些群众的诉求，就堵死这条尽管比中彩还难却毕竟还有一线希望的上访路，岂不危哉！
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对于信访问题，高层也颇为重视。习近平和李克强曾作批示：当前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的信访突出问题，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但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从4月18日到21日，短短四天时间，中央连续召开了两次最高规格的会议，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还对信访问题作出批示，原因何在？从“两会一批示”所涉及的内部就可以看出来，关注点都是一个，那就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而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础在于利益。这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公平正义方面。前者是物质满足方面的舒服，后者是心灵满足方面的舒服。这说明，高层始终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执政党的宗旨所在，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
应该承认这么一个现实，前些年由于腐败盛行，贪官横行，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这些被损害了利益的人们，他们一直相信政府能够主持公平，还他们一个公道。所以他们不断上访，期待上级权力部门解决他们的问题。
习近平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这里传递出的信息是，不仅是要解决问题，而且要把问题解决好，关键在于一个“好”字。如果问题解决了，但是上访者并不认为“好”，那是不合格的。这是对信访的最高标准。实际上，“解决好”并不难，难的是一些官员不会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这又是既提要求、又教办法。当然，这里面也有机制方面的问题，所以李克强提出，注意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化解矛盾，认真处理信访反映的突出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两会一批示”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主题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内容是既要通过改革的渠道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又要通过网上群众路线的渠道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愿，还要通过信访的渠道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