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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前期阶段,狂热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以无比投入的状态进行“自动性”和“潜意识”创作,虽然其创作过程及作品面貌都具有极强的非理性特征,但考察之后,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完全没有理性介入的艺术创作是不存在的。本文通过对几位超现实主义代表画家及其画作的研究论证了这一点。
关键词:超现实主义绘画 “自动性” 理性 米罗 恩斯特 达利
中图分类号:J519 文献标识码:A
超现实主义运动前期被布雷东称作是超现实主义的“直觉时代”。这个阶段,发展了超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件法宝——“自动性”创作。以恩斯特、米罗等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受到弗洛伊德梦境分析理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达达主义者们所从事的偶然机遇和无意识行为试验的精神,为了贯彻布雷东所描述和限定的“缺少了理智的控制,免除了美学和道德关注的……真正的思想运转。”为了追求作画过程的无意识性,即马塔所称的“纯心理自动主义”,表达纯粹受幻觉和潜意识支配的意象,多采用自动绘画这一基本技法以及诸如拓印法、拼贴法等一些特殊技法。他们在酒精、饥饿或毒品的作用下,让潜意识表达得以自由畅通地进行,试图用纯心理自发性来创作艺术,努力摆脱理性对人性的压抑,摆脱文化对创造力、想象力的束缚。
在摒弃了逻辑、秩序的偶然表达中,看上去他们似乎确实“打开了潜意识的大门”,释放出了潜藏的诗质情感,获得了崭新的、别开生面的视觉意象。但是,“它也同样明显不能清除自己的审美意旨。”“画家们采用自动创作的技巧,但一开始就有一点意识的操纵……”可见,每一件艺术作品必然包含着艺术加工的成份,完全没有理性介入的艺术创作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米罗、恩斯特以及达利的言论和创作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米罗的“小心盘算”
被布雷东誉为“最具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画家”胡安·米罗,他的绘画创作显然带有极大的“自动性”特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意识”,尤其是在他20年代中期的“梦幻绘画”时期。美国当代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权威理论家罗伯特·马斯韦尔在《论米罗》一文中曾做过这样的分析:
“实际上,这种无意识是无法用一个定义来解释的,它只是一种易变的和自由的‘理智边缘’,也称之为‘前意识’,而意识活动则始终是始终贯穿于这个过程之中。”
但是,人们在充分肯定其创作的自动性特征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他贯穿始终的“自觉意识”,而这需要关注的方面却正是使米罗保持风格一致而又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
所以,尽管米罗笔下的意象看似妙手偶得,单纯天真得有如出自儿童之手,但它们却丝毫没有儿童画的稚拙,而是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之后才达到的纯真、欢快与活泼的境界。米罗曾说过:“我画的形不仅是抽象的,还有象征的含义。经常是人、鸟或其他的东西,我画形绝不是为形而形的。”这同样说明了他的画并不纯粹是无意识状态下自动表现的结果,他是调动了他的理性有意识地赋与他的作品以一定的理性内涵的。
恩斯特的发明
如果说在米罗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自动性”最大程度地做到了对潜意识世界的虔诚呼应,那么德国画家马克思·恩斯特则把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件法宝——“偶然性”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如同米罗在“冲动”之后要进行“小心盘算”一样,恩斯特的偶然性创作同样也需要经验和自觉意识的参与。
恩斯特是个学养颇深的艺术家,早年参加过达达运动,19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并成为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曾专门研究过哲学和精神病学,对弗洛伊德的学说颇感兴趣。他认为每个人的下意识里都贮藏着无穷无尽的画像,所需要的只是一道手续来解放它们。他在20年代就致力于“打开潜意识的大门”,用“自动创作”等各种技法来释放潜意识里的各种意象。
他在达·芬奇《画论》中一段关于破旧墙壁的论述中,印证了自己儿时就曾经有过的经验,即通过某一视觉形象的诱发,使他在半眠状态下产生了许多幻象的发现。终于在1925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发明了“拓印法”的素描。之后,便开始运用各种物质材料进行他的“磨擦”试验,将画纸和画布覆盖在带有各种纹理的物质表面再用色笔或滚筒按压磨擦。
可是,在由机遇法则产生的各种形象面前,恩斯特调动他的理性思维来加以联想和解释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他的作品《姐妹二人》(1926),就是先用铅笔磨拓出姐妹二人一正一侧的头部、脖颈和身躯,甚至还区分了服装样式上的差异,然后再用油画颜料勾勒出点睛的几笔。而在他一系列森林组画中,黑压压气势逼人的森林虽然多为磨拓而出的偶然效果,可他往往会在森林上空画上一轮奇异的太阳,或在密林之中勾勒出一只向日而啼的无助的鸟的形象,然后再在画题中予以提示。
《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中对恩斯特应用自动绘画技巧做了如下叙述:“恩斯特以这种技法来拓印各种东西,包括木头及树叶,然后将它们组织成精致而又富暗示性的鸟、树及飞行怪物等等的意象。”不难发现,在他借助各种偶发意象来就一个主题组织画面的时候,没有理性的参与来进行选择和安排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以第三人称写的传略中恩斯特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从不给画强加一个标题,直到一个标题自己要强加给画的时候。其实标题并不会自己强加给画,它与作品的联系是只有通过创作者才会得以建立的。
所以,尽管恩斯特一再要把富有理性色彩的意识排除在他的作品之外,甚至声称他在1926年发表的作为“拓摹法最初收获”的画册——《自然史》为自动写作法的“真正等量物”,可是他却终究无法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意识对他进行“自动创作”时的操纵,如布雷东所言,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的。
达利的法宝
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扛鼎人物非萨尔瓦多·达利莫属,达利把探索潜意识意象做为其虔诚的艺术追求,并发明了无往不利的“偏执狂批判”法,从而得以随心所欲地进入下意识或是潜意识的幻觉状态,并由此来获得他在现实生活和理性状态下所获得不到的种种非理性的潜意识意象,创造出了一个在荒诞中永桓的达利世界。
达利发明的这个方法正是对自己所崇拜的精神导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认可和肯定。他所引用的“偏执”一词已不同于以往概念的含义,它指的是一种“理性发狂”,即主动发狂的状态。达利认为超现实主义者们所惯用的“梦与自动主义”过于消极,而“偏执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使谵妄内容系统化的可能性。” “他将他发现的这个方法定义为基于“谵妄解释”的“非理性认知”,就是把两种不同的因素加以奇异的混合,以一种以全新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他周围世界的方法和过程。
“所谓两种不同因素,一种是根据科西莫和达·芬奇的教导即呆看一滴唾沫或一堵旧墙,直到眼前出现了可以表达的第二个启示为止;另一种是恩斯特所提倡的各种不同的实践——按照‘拓印’的工序来‘加强神经的过敏性’。”
也就是通过对物体或情景的反复审视来“发现”事物更深一层的意义。在潜意识的作用下,象征性的事物以超越现实逻辑的形式整合呈现在“自我”面前,主体从“谵妄世界”出发,然后在画面上表现为具体的形象,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作者的偏执能力。
达利正是这样,通过这个方法来激发他的潜意识,并把与之相关的图像反馈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实际上几乎所有人在注视墙上的灰泥或天空的云朵时都会联想到其中不同的形象,而这无形中便是运用了“偏执狂批判法”。达利其实只是将这个人类共有的经验提升为自己用来创造艺术的法宝。给后人留下了艺术史上最为经典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而他所创造的经典超现实主义意象如软表、拐杖、抽屉等也随之日渐成为超现实主义的代名词。
尽管达利也声称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了“由弗洛伊德揭示了的个人的梦境和幻觉”,却最终没有得到弗氏的认可。
同时代的美国大作家亨利·米勒曾经敏锐地指出,超现实主义者们的神经失常是理智得很的失常——是一种“冰箱式的疯狂”,而并不是真的疯狂。他的这种认识与某些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言论正好吻合,达利曾经说过,我与疯子唯一的区别是我不是疯子。所以,尽管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创作每每是在他们所声称的“纯自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却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C·W·E·比格斯贝:《达达和超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
[2] [英] 罗兰德·彭罗斯:《米罗》,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
[3] 《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之五),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4] 王红媛:《达利论艺》,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作者简介:肖毅,男,1970—,重庆荣昌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画、基础教学,工作单位:洛阳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超现实主义绘画 “自动性” 理性 米罗 恩斯特 达利
中图分类号:J519 文献标识码:A
超现实主义运动前期被布雷东称作是超现实主义的“直觉时代”。这个阶段,发展了超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件法宝——“自动性”创作。以恩斯特、米罗等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受到弗洛伊德梦境分析理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达达主义者们所从事的偶然机遇和无意识行为试验的精神,为了贯彻布雷东所描述和限定的“缺少了理智的控制,免除了美学和道德关注的……真正的思想运转。”为了追求作画过程的无意识性,即马塔所称的“纯心理自动主义”,表达纯粹受幻觉和潜意识支配的意象,多采用自动绘画这一基本技法以及诸如拓印法、拼贴法等一些特殊技法。他们在酒精、饥饿或毒品的作用下,让潜意识表达得以自由畅通地进行,试图用纯心理自发性来创作艺术,努力摆脱理性对人性的压抑,摆脱文化对创造力、想象力的束缚。
在摒弃了逻辑、秩序的偶然表达中,看上去他们似乎确实“打开了潜意识的大门”,释放出了潜藏的诗质情感,获得了崭新的、别开生面的视觉意象。但是,“它也同样明显不能清除自己的审美意旨。”“画家们采用自动创作的技巧,但一开始就有一点意识的操纵……”可见,每一件艺术作品必然包含着艺术加工的成份,完全没有理性介入的艺术创作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米罗、恩斯特以及达利的言论和创作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米罗的“小心盘算”
被布雷东誉为“最具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画家”胡安·米罗,他的绘画创作显然带有极大的“自动性”特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意识”,尤其是在他20年代中期的“梦幻绘画”时期。美国当代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权威理论家罗伯特·马斯韦尔在《论米罗》一文中曾做过这样的分析:
“实际上,这种无意识是无法用一个定义来解释的,它只是一种易变的和自由的‘理智边缘’,也称之为‘前意识’,而意识活动则始终是始终贯穿于这个过程之中。”
但是,人们在充分肯定其创作的自动性特征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他贯穿始终的“自觉意识”,而这需要关注的方面却正是使米罗保持风格一致而又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
所以,尽管米罗笔下的意象看似妙手偶得,单纯天真得有如出自儿童之手,但它们却丝毫没有儿童画的稚拙,而是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之后才达到的纯真、欢快与活泼的境界。米罗曾说过:“我画的形不仅是抽象的,还有象征的含义。经常是人、鸟或其他的东西,我画形绝不是为形而形的。”这同样说明了他的画并不纯粹是无意识状态下自动表现的结果,他是调动了他的理性有意识地赋与他的作品以一定的理性内涵的。
恩斯特的发明
如果说在米罗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自动性”最大程度地做到了对潜意识世界的虔诚呼应,那么德国画家马克思·恩斯特则把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件法宝——“偶然性”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如同米罗在“冲动”之后要进行“小心盘算”一样,恩斯特的偶然性创作同样也需要经验和自觉意识的参与。
恩斯特是个学养颇深的艺术家,早年参加过达达运动,19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并成为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曾专门研究过哲学和精神病学,对弗洛伊德的学说颇感兴趣。他认为每个人的下意识里都贮藏着无穷无尽的画像,所需要的只是一道手续来解放它们。他在20年代就致力于“打开潜意识的大门”,用“自动创作”等各种技法来释放潜意识里的各种意象。
他在达·芬奇《画论》中一段关于破旧墙壁的论述中,印证了自己儿时就曾经有过的经验,即通过某一视觉形象的诱发,使他在半眠状态下产生了许多幻象的发现。终于在1925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发明了“拓印法”的素描。之后,便开始运用各种物质材料进行他的“磨擦”试验,将画纸和画布覆盖在带有各种纹理的物质表面再用色笔或滚筒按压磨擦。
可是,在由机遇法则产生的各种形象面前,恩斯特调动他的理性思维来加以联想和解释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他的作品《姐妹二人》(1926),就是先用铅笔磨拓出姐妹二人一正一侧的头部、脖颈和身躯,甚至还区分了服装样式上的差异,然后再用油画颜料勾勒出点睛的几笔。而在他一系列森林组画中,黑压压气势逼人的森林虽然多为磨拓而出的偶然效果,可他往往会在森林上空画上一轮奇异的太阳,或在密林之中勾勒出一只向日而啼的无助的鸟的形象,然后再在画题中予以提示。
《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中对恩斯特应用自动绘画技巧做了如下叙述:“恩斯特以这种技法来拓印各种东西,包括木头及树叶,然后将它们组织成精致而又富暗示性的鸟、树及飞行怪物等等的意象。”不难发现,在他借助各种偶发意象来就一个主题组织画面的时候,没有理性的参与来进行选择和安排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以第三人称写的传略中恩斯特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从不给画强加一个标题,直到一个标题自己要强加给画的时候。其实标题并不会自己强加给画,它与作品的联系是只有通过创作者才会得以建立的。
所以,尽管恩斯特一再要把富有理性色彩的意识排除在他的作品之外,甚至声称他在1926年发表的作为“拓摹法最初收获”的画册——《自然史》为自动写作法的“真正等量物”,可是他却终究无法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意识对他进行“自动创作”时的操纵,如布雷东所言,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的。
达利的法宝
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扛鼎人物非萨尔瓦多·达利莫属,达利把探索潜意识意象做为其虔诚的艺术追求,并发明了无往不利的“偏执狂批判”法,从而得以随心所欲地进入下意识或是潜意识的幻觉状态,并由此来获得他在现实生活和理性状态下所获得不到的种种非理性的潜意识意象,创造出了一个在荒诞中永桓的达利世界。
达利发明的这个方法正是对自己所崇拜的精神导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认可和肯定。他所引用的“偏执”一词已不同于以往概念的含义,它指的是一种“理性发狂”,即主动发狂的状态。达利认为超现实主义者们所惯用的“梦与自动主义”过于消极,而“偏执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使谵妄内容系统化的可能性。” “他将他发现的这个方法定义为基于“谵妄解释”的“非理性认知”,就是把两种不同的因素加以奇异的混合,以一种以全新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他周围世界的方法和过程。
“所谓两种不同因素,一种是根据科西莫和达·芬奇的教导即呆看一滴唾沫或一堵旧墙,直到眼前出现了可以表达的第二个启示为止;另一种是恩斯特所提倡的各种不同的实践——按照‘拓印’的工序来‘加强神经的过敏性’。”
也就是通过对物体或情景的反复审视来“发现”事物更深一层的意义。在潜意识的作用下,象征性的事物以超越现实逻辑的形式整合呈现在“自我”面前,主体从“谵妄世界”出发,然后在画面上表现为具体的形象,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作者的偏执能力。
达利正是这样,通过这个方法来激发他的潜意识,并把与之相关的图像反馈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实际上几乎所有人在注视墙上的灰泥或天空的云朵时都会联想到其中不同的形象,而这无形中便是运用了“偏执狂批判法”。达利其实只是将这个人类共有的经验提升为自己用来创造艺术的法宝。给后人留下了艺术史上最为经典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而他所创造的经典超现实主义意象如软表、拐杖、抽屉等也随之日渐成为超现实主义的代名词。
尽管达利也声称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了“由弗洛伊德揭示了的个人的梦境和幻觉”,却最终没有得到弗氏的认可。
同时代的美国大作家亨利·米勒曾经敏锐地指出,超现实主义者们的神经失常是理智得很的失常——是一种“冰箱式的疯狂”,而并不是真的疯狂。他的这种认识与某些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言论正好吻合,达利曾经说过,我与疯子唯一的区别是我不是疯子。所以,尽管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创作每每是在他们所声称的“纯自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却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C·W·E·比格斯贝:《达达和超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
[2] [英] 罗兰德·彭罗斯:《米罗》,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
[3] 《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之五),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4] 王红媛:《达利论艺》,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作者简介:肖毅,男,1970—,重庆荣昌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画、基础教学,工作单位:洛阳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