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关帝庙前常挂一副对联：“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联中句意甚是明了，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必然记得书中曾多次出现关羽与春秋相关的字句，尤其那句“关公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虽然未曾明言关羽读的可是春秋，但读者看完之后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
　　其实，关公秉烛夜览到底读的是什么书，后世颇有争议。有人说他读的是《春秋》，有人说他读的是《左传》，譬如裴松之就在陈寿《三国志·关羽传》的注释中写道：“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不过读《春秋》也好，读《左传》也罢，显然关羽读史书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退一步讲，关羽读《春秋》也是事实。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试想，一个戎马倥偬的将军在动荡的时局中仍不忘勤读史书，史书必有其独特的魅力。我们生在太平年间，得闲时，岂非更应该读点史书？
　　说得通俗一些，史书就是写历史的书，而历史是过去人的生活轨迹。人有来处，方有去处，知来处，方能更好地去往去处。李世民有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对照古人的言行找到自身的長处和不足，也可以从曾经发生的事情中找到自己需要学习或摒弃的要点，让自己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毫无疑问，读史可以知古鉴今。一个生于21世纪的人，通过阅览史书，可以思接千载，将几百、几千年前发生的故事一一在书卷里、脑海里重新回味一遍，也可以因此了解到久远之前的文化、语言、风土人情，这是一件很神奇也很美妙的事情。
　　华夏五千年，留存着很多的史书，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写法。同理，不同的史书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比如编年体通史，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这样的史书有一样好处，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有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其中，而它的缺点也很明显，便是记事太过分散。
　　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可以顺着时间这条脉络，厘清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然后对每个事件进行标点，使它回到原来的坐标轴上去。又如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纲，按时间顺序连贯地记述各个时代的史实，读这类史书，我们如同翻阅一部百科全书，能见识很多我们未曾见识过的东西，领略许多我们未曾领略过的风景，但记事重复是它的一大弊病。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国别体等类型，利弊半数，各有千秋。我们在读史过程中就应当去芜存菁、去伪存真。
　　既有读史之人，必然也有一群记录史实的人。中国古来便设有“史官”一职，史官的职责是对历史负责，用司马迁的话说，便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春秋》一书中“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之句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史官秉笔直书、不惧生死、用热血捍卫史实的故事，但后世的史官也有部分是有选择性地“君举必书”，故而读法千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要勇于存疑。任何一本史书都不是完美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史之外，我们还应该读一点散落民间的稗官野史，与之互为印证。
　　史书的可读性还在于它并不总是呆板的。譬如《史记》，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半句话说的是它的史学价值，而后半句话则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通常编撰史书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他们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带着一些文学意味。譬如二十四史的编撰者们，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房玄龄、沈约等等，无一不是名重一时的大文豪。他们的文学修养那么高，写出来的东西又岂会寡淡无味？
　　简而言之，历史不仅仅是供人回忆之用，也不只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应该被束之高阁，尘封在书卷中。历史是活的，是需要人与之交流的，读史不只是为了读史，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借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如此，读史方有意义。
　　选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