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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至1929年1月，张恨水第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副刊连载时，吊足了读者的胃口。1929年，近百万字的《春明外史》全书由北平世界日晚报社出版后，立即不胫而走，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作品，作者也被誉为“华北小说界之霸王”。有关该书的广告也称“一字一句皆以艺术手腕出之”，“一读之后，令人脑海中留一深刻之印象”。在一片赞扬声中，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却接连发表了两篇批评《春明外史》的文章。
由余超农撰写的《评(春明外史)》，发表在1929年11月11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接着，1930年1月6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又刊发了八千余字的长文章《评张恨水(春明外史)——并为余超农君进一解》，署名抱筠。前者认为《春明外史》能够如此风行，原因有二：一为“事实能投合社会之心理”，二为“文笔之谐谑足以供茶馀酒后之消遣”。余超农从该书中，窥见“作者为一优于天才而缺乏学力之人”，指出“作者近日制作极多，散见各处。夫以一人之身，日力有限，纵使天才学力极高，尚敢决其必不能贪多而能优。矧在作者，吾人但见草率庸俗之品充塞篇幅。长此为之，不进必退”。后者认为，‘《春明外史》之作者，本未计及小说本身价值之崇高与作家使命之伟大，其下笔之所恃者，乃富于阅读旧小说之经验；所为者，乃以小说之能慰情陶性，供人消遣而已”。抱筠认为《春明外史》所写人物无个性，该书“贡献于吾人者，既无显著之真理，而仅为现实世界若干事实之杂汇”，因此，不承认“此书为写实小说之巨擘”。总之，两篇文章对《春明外史》的批评都很尖锐。张恨水对此未作申辩。
1930年8月18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又发表了清华大学学者毕树棠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与潘凫公的《人海微澜》相提并论的文章，认为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可谓包罗万象。以一新闻记者为线索，将北京社会作横面解剖。文笔之清丽流畅，亦为俗流作家所不及”，指出“以描写北京而言，张氏之作诚应得相当推重矣”。应该说毕树棠的评价是客观的。张恨水是安徽人，出生于江西，北京只是他的第二故乡。他通过敏锐的观察与思考，能够在作品中全面真实地反映出老北京各个层面的生活状况，用语言描绘出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风俗长卷，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在此期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又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并于1930年底出版了单行本。该书的连载与出版，再次轰动大江南，北。1932年1月4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毕树棠的《评张恨水(啼笑因缘)》一文，署名民犹。他认为“张恨水氏之才情与文章皆有相当之慧根，而皆不到家”。他说：“不佞读罢《春明外史》，深服其为旧小说之末世添生气不少，同时又觉其才识如是，后来恐无多大希望。”“今读《啼笑因缘》，知张氏之文章已能改头换面，不复作无根之好高骛远，屏弃其所短，发展其所长，宏博固不如前书，而齐整则过之，昔者主观太深，描写处太露骨，今者摆脱成见，只作客观之演述。其中文情笔致，固不无粗糙玄虚之处，然大体是一进步。”他尤其称赞张恨水“对1日小说之文笔，本有相当领会，清灵秀韵，是其所长，本书亦复如是”。
张恨水先后两次读到毕树棠评价自己作品的文章后，认为批评深刻，“莫名心佩”。因此，他致信毕树棠，承认“一斑之见，颇欲努力于旧式小说，藉以通俗之故，略贡区区意旨于社会”，“故弟非敢以抱残守缺自负，亦非敢哀乐中年，犹风流自赏不置也。至读者对弟之批评，无论于何立场言之，弟一律接受，且绝不作无味之申辩，以文过而饰非”。他告诉毕树棠：“弟写《舂明外史》时，是《春明外史》时之环境，写《啼笑因缘》时，又是《啼笑因缘》之环境，而假以时日，读书稍稍获益，下笔又自不同，故批评二书，颇有足于书外求之者。然此亦不足为外人道也。弟于《啼笑因缘》序中曾言之，只是一种职业的文字，初不思在文坛上妄欲占何地位，出版而后，得社会上溢美之赞，非始料所及也。”由于他服膺毕树棠的批评，因此，他自荐新著《落霞孤鹜》，恳请其“取而读之，不客气地予以指教”。他说该书“虽言情之作，自视尚不落旧套，而友朋读之者，亦谓价值在《啼笑因缘》之上。惟吾人自言，必甚主观，谬误随之”。他十分诚恳地说：“谚有之，高蜡烛台不能照着自己，况弟非高烛台乎?固甚望他人之攻错也。”此信发表在1932年1月25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
毕树棠不负张恨水的厚望，很快便发表了《评张恨水<落霞孤鹜)》一文。他对《落霞孤鹜》的总体评价是：“全书大体平安，可谓一美好故事。若遽推为张君著作之杰构，则似不可。”他认为“张君是一努力小说之人才，已能自己打出一条路来，惟尚未进至成熟之境界”。他说：“张恨水君之小说根底，完全植立在旧小说之上，其好处在能以旧小说之格调，将半新不旧之中国社会作粗枝大叶之描写，能写得漂亮生动，不支离不芜滥，即算成功。若欲深入现代生活之灵魂，驱驰于青年精神之中，似非力之所及。”他指出：“《落霞孤鹜》犹不失作者之旧有文趣，原无需以新尺度，作进一步之批评，惟察作者大有进求别途之意，而此一途，恐走不通，故不惮繁词，作一忠告。深望张君守故有之肥沃园地，作本色之勤勉老圃，春至阳生，自然灿烂可观，不必再寻文明桃园，此不特为张君一人说法，亦以为一般旧派小说家进一解也。”这也是《大公报·文学副刊》在终刊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评论张恨水小说的文章。
1949年初，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曾说过：“《春明外史》发行之后，它的范围，不过北京、天津，而北京、天津，也就有了反应的批评……但我对这些批评，除了予以注意，自行检讨外，并没有拿文字去回答。”张伍在《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也说：“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而事实上张恨水还是作过回应的，他给毕树棠的信就是明证，或许仅此一次也未可知。
以上所谈的报海逸事，也久为文坛所遗忘。因为无论是余超农、抱筠和毕树棠所写的评论文章，还是张恨水致毕树棠的信，均为《张恨水研究资料》一书所遗漏，且《张恨水评论文章目录索引》和《张恨水著作系年》中也未见记载。如果不是重新翻阅旧报纸，这些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学史料就将永远被湮没了。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实习编辑 许琳瑶)
由余超农撰写的《评(春明外史)》，发表在1929年11月11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接着，1930年1月6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又刊发了八千余字的长文章《评张恨水(春明外史)——并为余超农君进一解》，署名抱筠。前者认为《春明外史》能够如此风行，原因有二：一为“事实能投合社会之心理”，二为“文笔之谐谑足以供茶馀酒后之消遣”。余超农从该书中，窥见“作者为一优于天才而缺乏学力之人”，指出“作者近日制作极多，散见各处。夫以一人之身，日力有限，纵使天才学力极高，尚敢决其必不能贪多而能优。矧在作者，吾人但见草率庸俗之品充塞篇幅。长此为之，不进必退”。后者认为，‘《春明外史》之作者，本未计及小说本身价值之崇高与作家使命之伟大，其下笔之所恃者，乃富于阅读旧小说之经验；所为者，乃以小说之能慰情陶性，供人消遣而已”。抱筠认为《春明外史》所写人物无个性，该书“贡献于吾人者，既无显著之真理，而仅为现实世界若干事实之杂汇”，因此，不承认“此书为写实小说之巨擘”。总之，两篇文章对《春明外史》的批评都很尖锐。张恨水对此未作申辩。
1930年8月18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又发表了清华大学学者毕树棠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与潘凫公的《人海微澜》相提并论的文章，认为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可谓包罗万象。以一新闻记者为线索，将北京社会作横面解剖。文笔之清丽流畅，亦为俗流作家所不及”，指出“以描写北京而言，张氏之作诚应得相当推重矣”。应该说毕树棠的评价是客观的。张恨水是安徽人，出生于江西，北京只是他的第二故乡。他通过敏锐的观察与思考，能够在作品中全面真实地反映出老北京各个层面的生活状况，用语言描绘出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风俗长卷，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在此期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又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并于1930年底出版了单行本。该书的连载与出版，再次轰动大江南，北。1932年1月4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毕树棠的《评张恨水(啼笑因缘)》一文，署名民犹。他认为“张恨水氏之才情与文章皆有相当之慧根，而皆不到家”。他说：“不佞读罢《春明外史》，深服其为旧小说之末世添生气不少，同时又觉其才识如是，后来恐无多大希望。”“今读《啼笑因缘》，知张氏之文章已能改头换面，不复作无根之好高骛远，屏弃其所短，发展其所长，宏博固不如前书，而齐整则过之，昔者主观太深，描写处太露骨，今者摆脱成见，只作客观之演述。其中文情笔致，固不无粗糙玄虚之处，然大体是一进步。”他尤其称赞张恨水“对1日小说之文笔，本有相当领会，清灵秀韵，是其所长，本书亦复如是”。
张恨水先后两次读到毕树棠评价自己作品的文章后，认为批评深刻，“莫名心佩”。因此，他致信毕树棠，承认“一斑之见，颇欲努力于旧式小说，藉以通俗之故，略贡区区意旨于社会”，“故弟非敢以抱残守缺自负，亦非敢哀乐中年，犹风流自赏不置也。至读者对弟之批评，无论于何立场言之，弟一律接受，且绝不作无味之申辩，以文过而饰非”。他告诉毕树棠：“弟写《舂明外史》时，是《春明外史》时之环境，写《啼笑因缘》时，又是《啼笑因缘》之环境，而假以时日，读书稍稍获益，下笔又自不同，故批评二书，颇有足于书外求之者。然此亦不足为外人道也。弟于《啼笑因缘》序中曾言之，只是一种职业的文字，初不思在文坛上妄欲占何地位，出版而后，得社会上溢美之赞，非始料所及也。”由于他服膺毕树棠的批评，因此，他自荐新著《落霞孤鹜》，恳请其“取而读之，不客气地予以指教”。他说该书“虽言情之作，自视尚不落旧套，而友朋读之者，亦谓价值在《啼笑因缘》之上。惟吾人自言，必甚主观，谬误随之”。他十分诚恳地说：“谚有之，高蜡烛台不能照着自己，况弟非高烛台乎?固甚望他人之攻错也。”此信发表在1932年1月25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
毕树棠不负张恨水的厚望，很快便发表了《评张恨水<落霞孤鹜)》一文。他对《落霞孤鹜》的总体评价是：“全书大体平安，可谓一美好故事。若遽推为张君著作之杰构，则似不可。”他认为“张君是一努力小说之人才，已能自己打出一条路来，惟尚未进至成熟之境界”。他说：“张恨水君之小说根底，完全植立在旧小说之上，其好处在能以旧小说之格调，将半新不旧之中国社会作粗枝大叶之描写，能写得漂亮生动，不支离不芜滥，即算成功。若欲深入现代生活之灵魂，驱驰于青年精神之中，似非力之所及。”他指出：“《落霞孤鹜》犹不失作者之旧有文趣，原无需以新尺度，作进一步之批评，惟察作者大有进求别途之意，而此一途，恐走不通，故不惮繁词，作一忠告。深望张君守故有之肥沃园地，作本色之勤勉老圃，春至阳生，自然灿烂可观，不必再寻文明桃园，此不特为张君一人说法，亦以为一般旧派小说家进一解也。”这也是《大公报·文学副刊》在终刊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评论张恨水小说的文章。
1949年初，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曾说过：“《春明外史》发行之后，它的范围，不过北京、天津，而北京、天津，也就有了反应的批评……但我对这些批评，除了予以注意，自行检讨外，并没有拿文字去回答。”张伍在《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也说：“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而事实上张恨水还是作过回应的，他给毕树棠的信就是明证，或许仅此一次也未可知。
以上所谈的报海逸事，也久为文坛所遗忘。因为无论是余超农、抱筠和毕树棠所写的评论文章，还是张恨水致毕树棠的信，均为《张恨水研究资料》一书所遗漏，且《张恨水评论文章目录索引》和《张恨水著作系年》中也未见记载。如果不是重新翻阅旧报纸，这些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学史料就将永远被湮没了。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实习编辑 许琳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