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今后朝哪个方向发展，中亚的政治、经济能不能搭上全球经济的快车，领导人的更迭、打击极端主义及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彼此关联，而且都是关键问题。
　　许涛：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现在的中亚。中亚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节点暂不作定论，但我认为起码是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中亚国家今后朝哪个方向发展，中亚的政治、经济能不能搭上全球经济的快车，领导人的更迭、打击极端主义及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彼此关联，而且都是关键问题。
　　首先从全球化对中亚的影响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现在的全球化出现了很多问题，国内有的学者用“逆袭”来表述，还有的用“回潮”这个词，恐怕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准确、概括性极高的词，我们暂且用“逆袭”吧。的确，全球化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全球化作为资本运作的最高形式所必然带来的，就像历史上的蒸汽机时代、大工业时代一样，也曾出现过一些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是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影响到资本运作的本身。资本的运作形式不断翻新，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这个目标没有受到影响时，谁也不会积极主动地调整这个进程，因为这需要时间和成本。现在看来，整个世界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节点。
　　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明显地出现了这样的“逆袭”，它表现为两种不同方向的力在较劲。比如民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抬头、地区主义兴起等很多现象，成为影响全球化良性发展的障碍。而且一些发达经济体、全球性大国也对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引起的复杂形势缺乏信心，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大家对传统的精英政治不看好了，需要一种反传统的东西、另类的理念和方式，民众普遍寄希望于某种超常的人物和团队，认为这样才能把世界治理得更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在美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中，不同派别的精英层正不得不认同这种思潮造成的现实。在美国如此，在欧洲英国脱欧，在日本极右势力抬头，都是以这种普遍的民粹主义现象为社会基础的。
　　在全球最突出的、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以“伊斯兰国”为标志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抬头。人们感到全球化带来的不光是好处和红利，还有危机和风险，部分被边缘化的族群选择极端化的思想、超常规的方式、不对称的手段来摆脱自身的文化危机和政治危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当某一族群或文化主体意识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受到挤压时，表现为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的极端主义首先出现在一些面临被边缘化的族群。而且恰恰这两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又是最方便、最容易完成社会动员的手段，能够有效形成一股破坏力巨大的能量。尤其当今全球化进程已经把原有的以民族、宗教、国家划分的格局彻底打乱，这种力量的影响已经不受国家、地区疆界限制。例如在欧洲，两种原本完全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对接的话语体系被全球化挤压到了一起。在人们还没有学会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时候，不同质的价值体系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对立与冲撞。在这种关系得不到良性修复时，这些思潮和现象的蔓延对全球化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全球化产生的负面效应在中亚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现实的。中亚的经济在世界上体量不大，但其意义对于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却非常重要。而且多数中亚国家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比如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基本是靠国际能源市场带动自身的经济发展。世界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对它们的打击非常大。中亚各国都处在转型时期，全球化的“逆袭”同样给中亚国家带来两个方向的影响力。如2015年，有四个中亚国家举行了大选，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总统选举，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举行了议会选举。虽然在形式上各国加快了由总统制向议会制转变的步伐，但结果是总统的实际权力更加强化了。这既是中亚各国面临政治、经济困难时的反应，也是各国领导层应对地区和全球性风险的直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