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产。9月，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 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设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各机构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
　　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就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甚至架起机枪，武力相向，后来发展到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能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名，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
　　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日伪投降，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合法货币，所以,一时还不能停止使用伪币，其 “身价”自然大贬。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合法货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利益集团”居然有意推迟确定合法货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军队、海关、警察更是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湖南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资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全部变卖一空。安徽芜湖警察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被接收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1／5。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于是，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作为当时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不能辞其咎”。当时，《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
　　但历史证明，这些所谓“决议”、文章其实都是一纸空文，根本不可能实施。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诡谲。
　　(转摘自《党建文汇》2006.1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