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5日，已经久卧病床靠鼻饲进食的祖父稍稍有了点精神，护士柯贵贤请他写几个字。当时，已经无法正常书写的他，吃力却坚定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谁也没想到，这些字竟是他生命中的绝笔，此后他再也不能写字了。这是祖父晚年给世人，特别是给他的亲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嘱。
　　这短短30余字，是祖父上下求索几十年寻求救国真理，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一生得出来的结论，也是他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探 寻

　　1885年4月27日，我的祖父马叙伦出生在杭州。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懂事后所见，是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夜以继日地为人书写条幅、扇面，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祖父4岁时，曾祖父便为他请了破蒙老师。发蒙后，祖父开始学习《小学韵语》等。他聪明好学，善思强记，赢得了曾祖父和老师们的赞扬。然而幸福的童年转瞬即逝，我的曾祖父日夜持筹握笔，劳累咯血而死。从此，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曾祖母的身上。于是11岁时，祖父就被托付给曾祖父远在苏州的友人。此间，他开始接触《论语》《孟子》等书，对历史和文学知识产生极大的兴趣。13岁时，祖父由他的叔父接回杭州，因请不起老师，就到免费的义塾学习。祖父对知识如饥似渴，但对传统教学的死记硬背深感乏味。戊戌变法后，杭州有了新式学堂，祖父进了养正书塾读书。在这所学堂里，他连续升班，很快成了班中“翘楚”——特班生，而且有幸做了著名历史学者陈介石的学生，深得陈老师喜爱和器重。

　　八国联军入侵，国家生灵涂炭，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少年祖父流泪痛哭。在陈老师的指点下，他先后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与同样成绩优异的特班生汤尔和、杜士珍成了知己。他们相约毕业后去日本学陆军，以展革命之志。但在毕业前，祖父和杜士珍因卷入一场由反对骄横跋扈的学正而引发的学潮被校方开除，赴日留学成了泡影。
　　因为家贫，为了生活，祖父不得不到上海谋生。从此之后，他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奔走呼号、血染衣袍，执着、坚定，不计生死、一往无前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1902年夏天，刚满17岁的祖父到了上海，在维新派蒋观云任主编的《选报》供职，得到该报资方赵祖德的赞赏，不久应其邀请筹办《新世界学报》。祖父把恩师陈介石请来主持办报，并和汤尔和、杜士珍编辑撰文，《学报》带上了革命色彩，风行一时。办报使祖父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除接触当时的革命党人、维新派人物外，还接触了因反清而被害者的家属。当时的上海，维新派云集，活跃着很多革命党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活动，经常通过革命党人在日本出版的刊物介绍进来。祖父读了很多进步书刊，深受日本人著《孙逸仙》一书的影响，决心追随孙中山。当时，除了文字宣传外，上海的革命党人还常在张园集会，抨击清朝政府，倡导社会革命。祖父积极参加这些爱国活动，常与他们讨论国是，受到许多教益。
　　1909年9月，陈介石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长。祖父应陈介石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邀，回杭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并兼职《浙江日报》社论主笔和咨议局职员。除忙于教学，祖父还积极参加杭州的秘密革命组织在西湖白云庵、三潭印月等处的集会，讨论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斗争问题，还参加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结识军界人员，努力积蓄革命力量。
　　之后，他曾为商讨革命，赴日拜访章太炎。从日本归国后，又积极投身护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暗地征得陈介石同意，计划以维护治安为名，成立民团，以便武装起义。
　　清廷统治被推翻后，祖父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结束，共和已经建立，革命已经成功，应该让学有专长的人去担任建设“中华民国”的重任。所以，他辞去浙江印铸局局长的官职，应汤尔和校长之邀赴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又兼任北京大學文学院教授，想从此致力于书法和文字学研究，培养人才，办好教育。
　　就在祖父埋头致学时，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却积极筹备复辟帝制。眼见辛亥革命成果被吞噬，烈士的鲜血和人民付出的代价将要付之东流，祖父极为愤慨和痛惜，每日关心着形势发展，暗自进行反袁的准备工作。他代廖容拟讨袁檄文，支援云南蔡锷“护国军”的讨袁义举；他还设法营救过反袁的猛将章太炎，力劝其结束绝食。就在袁准备“登基大典”前，祖父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以示抗议，当时，北京、上海报纸都对此做了特别报道，影响很大，祖父被时人称为“挂冠教授”。
　　1916年，袁世凯病亡。1917年年初，祖父应蔡元培之邀，回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讲授和研究老庄哲学，撰写了《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等，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很有影响，被誉为“中文系台柱之一”。然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爆发，让祖父毅然放下兴趣正浓的学术工作，全力投入新的斗争之中。那时，北京中学以上的学校成立了教职员会联合会，推选康宝忠为主席，祖父任书记。后康宝忠病逝，祖父兼任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北京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与马寅初、李大钊等代表全心倾注在挽蔡斗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蔡元培离校）和支持学生运动上。为营救被捕学生和请回蔡元培校长，祖父率20名代表，多次去教育部交涉，广泛争取社会舆论声援。军阀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并表示催促蔡元培返京复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祖父认识到，推翻清王朝，打倒袁世凯，救国大业仍未完成，中国的未来仍任重道远。 　　1922年9月，北京政府改组，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任命祖父为教育次长。任职不足四月，因内阁集体辞职，祖父又回北大任教。此时，中国共产党已诞生一年多。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祖父第二次任教育次长。不久，段祺瑞做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祖父征得了李大钊等人的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很大，我们不应放弃，何况孙、段是有合作默契的。”因而做了代理部务。但是，他革新教育的理想，在段祺瑞政权下，只能是泡影。在这期间，北京医专、美专等校发生了几次学潮。祖父爱护进步青年，注意掩护共产党人，不给军阀政府以制造事端的借口。教育部曾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长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马上查办。祖父意识到，“李寿长”即是“李守常”的讹音，甘冒风险，当即将咨文压下，并急速密告李大钊迅速转移，使他得免于难。

　　1924年年底，孙中山为了与段祺瑞商谈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扶病至京。祖父对孙中山非常敬仰，寄予深切希望，前往车站迎接。路上，见青年学生络绎不绝涌向车站，市民也挤向正阳门前迎候。民心所向，使祖父更增加了革命的信心。然而，孙先生次年三月即逝世。祖父悲痛万分，亲书挽联以寄哀思，并赋七律一首追怀先生：
　　先生毕竟是人豪，
　　天下为公字字敲。
　　思想每随时代进，
　　坚贞不为大风挠。
　　奔走卌年余薄产，
　　缠绵一病返天曹。
　　使公今日犹操国，
　　郭李勋名未足高。
　　这首诗不独是对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评价，也是祖父个人心志的流露，“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亦是祖父为自己定下的人生航标。不久，祖父愤然辞去教育部职务，再次回北大任教授。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祖父当即联合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他担任主任，亲自发动了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中国工人和职员罢工，并直接威胁到日本公使馆。这些爱国活动，引起亲日的段政府不满，指派特务每天跟踪祖父。“三一八”慘案后，张宗昌、张作霖、吴佩孚等各派军阀陆续进入北京，以“扑灭赤化”为名，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
　　血的事实和之后又发生的许多事情，使祖父开始认识到，新军阀与旧军阀是一丘之貉，蒋介石政府仍是黑暗的王朝。他毅然辞官，回到杭州。

曙 光

　　1931年1月，祖父又一次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教学之余，继续从事中断了几次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撰著工作。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再一次目睹外敌入侵、国土不断沦陷的祖父，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人民惨遭蹂躏的惨状，痛心疾首，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并不再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活动。秘密传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让他感到抗日有望。
　　1935年夏，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撤退驻冀中央军和东北军，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的协定。闻知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祖父拍案而起，他认识到：“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祖父读到秘密传来的《宣言》后，犹如在难明的长夜里看到了曙光，非常兴奋。两相对比，祖父更加坚定地站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并加紧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后来，他当选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主席，积极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挽救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
　　1936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扩大反蒋抗日力量，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王昆仑等在南京积极活动，祖父也积极参与其中。西安事变前后，祖父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
　　在艰难的抗战过程中，面对昔日好友、今日已不再同道的汤尔和的“真诚相邀”，面对当年自己的学生陈公博的“特别关照”，祖父都严词拒绝，铁骨铮铮，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十四年浴血，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喜动衰颜自觉狂”的祖父向往和平与民主，盼望中国从此走向强国富民之路，但残酷的现实很快打碎了他的梦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蒋介石政府再次向自己的同胞挥舞起屠刀。祖父激愤不已，再次义无反顾投身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
　　1945年12月30日，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一批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进步人士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1946年6月23日，正当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蒋进行最后一次和谈时，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公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及两名学生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当到达下关火车站时，国民党特务暴徒大打出手，诸多代表身受重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与国民党对代表大打出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关切。在得知消息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连夜赶到南京中央医院（分院）探望慰问。面对周恩来“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的铿锵话语，祖父非常动容，坚定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支弹药，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毛泽东、朱德等纷纷从延安打电报慰问。这件事进一步坚定了祖父以及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加强斗争的决心。

　　1948年，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建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祖父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时，兴奋异常，立即撰文欢呼“太阳就要出来了”，并和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通电响应，表示完全接受中共的主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为及早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1948年8月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祖父与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许广平母子等民主人士陆续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协商开展筹备工作。祖父曾指示我的二伯父马克强，要求他利用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供职的便利，截下一批未运到台湾的钱币，交给新中国。北上后，他又指示二伯父将分散在美国、缅甸、香港和台湾等地的其他子女全部召回，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1月1日，毛主席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祖父立即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表示完全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坚决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摒弃“中间路线”，坚定地站在人民革命一边。
　　1949年6月，祖父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第六组组长，主持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等方案。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祖父再以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并在会上提出“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制定不出来，可否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获得通过。祖父在参加开国大典后，感到无限的幸福和自豪，巨大的欢乐涌向心头，不久，他饱含激情挥毫写下“得宿”二字，表达他颠沛流离、为正义流血战斗的大半生终于有了归宿，他与人民的共同宿愿得到实现，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的信任与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教育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继续为新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奋斗不止，直到他卧病在床。
　　从1957年卧病在床，直到1970年辞世，在祖父晚年长期的患病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经常前去探望，特别是“文革”期间，他指示工作人员：“绝对保卫马老的安全！”风雨同舟路，肝胆相照情，这是祖父与中国共产党深厚情谊的最真实写照。
　　纵观祖父奋斗不息的一生，我才真正了解到，他是经历了漫漫长夜和血雨腥风，在一次次的革命斗争之后，才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真正理解了祖父生命里发出的最后声音：“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
　　（摘自4月26日《光明日报》。作者为马叙伦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