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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初照 菩提东来
历史进入古印度公元前20世纪中叶，居住在中亚从事游牧狩猎生活属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越过兴都库什山，入侵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而定居下来，并且带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最高信仰是“梵天”，最高境界是“梵我一致”，属于一种极其朴素的宗教哲学思想。但是这种宗教在印度却被用来维持雅利安社会的等级秩序，整个社会被人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合、首驮罗”四个等级。作为贵族的婆罗门和刹帝利高高在上，享受着吠合和首驮罗的贡献以及自己的特权。等级森严的平静外表，毕竟只是暂时掩盖而不能最终解决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建立了许多国家，各国之间利害冲突日益激化，战事纷起，印度次大陆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对婆罗门传统的以“种姓”为核心的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在婆罗门教日见式微的时候，印度新兴反对婆罗门的沙门思潮应时而起，佛教经典说当时有“962种外道”，看似觉醒的人们在努力清除婆罗门教思想影响的同时，却又在思想层面上陷入一种新的混乱之中。
佛教是当时诸多沙门思想中的一个派别。它在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沙门派别的学说，用以反对婆罗门教的吠陀神学，同时也用自己的学说去批判其他门派的沙门思想，将其一概斥为“外道”。正是在这种对其他沙门思想流派的一步步地攻击下，佛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他的父亲是释迦族，所以在他成道之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或圣人。释迦牟尼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后的第7天即丧母。作为国王的父亲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期待他有朝一日继承王位，成为一统天下的“转轮王”。但是，自以为看透了凡尘的释迦牟尼却在29岁那年离家出走。
释迦牟尼出家后，先是加入一帮修行者的行列，通过种种苦行折磨肉体，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苦行除了给自己的肉体带来痛楚之外，并不能带来多少精神上的慰藉，于是放弃了这种折磨肉体的苦行生活。不久，他来到摩揭陀国，学习禅定并在尼连禅河边静坐。然而，6年以后，他仍然一无所获。失望至极的释迦牟尼决心放弃绝食和苦行，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静思冥想，并发誓说：“今如不证得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坐。”终于在一天夜里大彻大悟——他成了佛陀!
成了佛的释迦牟尼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被普遍接受，开始了长达42年的传教生活。释迦牟尼的传教区域主要集中在恒河流域的中印度，他的传教对象包括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种姓，从婆罗门、沙门、国王、大臣，到商人、渔民，甚至还包括妓女、强盗等等。经过释迦牟尼的不懈努力，佛教在印度的影响日益扩大。
公元前324年，旃陀罗岌多建立了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前185年)，通过大规模的扩张，逐步统一了北部印度。在旃陀罗笈多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69年～前232年)，领土再一次大扩张，全印度几乎都在他的统治之下，笈多王朝成了南亚地区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帝国。
或者是对自己早年的杀伐有了后悔，或者是因为意识到要维持广袤国土仅仅靠武力还难以奏效，必须有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做后盾，晚年的阿育王开始将满腔热情都献身于佛教。他不但将佛教定为国教，还派出大批的僧侣使团向四方弘扬佛法。佛教由此又在中亚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盛行起来，并且最终越过了葱岭，踏上了异域的土地……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寻找，很容易发现，葱岭以东就是西域的塔里木盆地，盆地南北的于阗和龟兹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佛教东渐的第一站。
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越过葱岭，传到西域。关于佛教最初进入西域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佛教最初到达于阗。有关这一记载很多，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以及此前的《洛阳迦蓝记》中都有描述。于阒王原来并不信佛，有一天来了一个比丘。他对于阗王说：“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屠一躯，使王祚永隆。”王日：“令我见佛，当即从命。”佛即遣轻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于阗王于是五体投地，随即置立寺合。这个传说不免有许多夸大和荒诞不经的内容，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至少可以了解到早期于阗的佛教的确来源于中亚地区的迦湿弥罗。
还有一种说法是佛教最初到达地是龟兹，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早期龟兹佛教的传播情况很难加以考证。我们只能借助印度佛教东传的背景，大致了解龟兹佛教始传方面的情况。……
西陲明珠 佛国净土
和丝绸之路的走向基本一致，佛教在西域的东传也主要分南道和北道两条线。南道线上以于阒为中心，北道线上以龟兹为中心，西域最靠近中原的高昌也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佛教东传的中心。在佛教传人西域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这三个中心或以小乘佛教为主，或以大乘佛教为主，或大小乘兼有，显示出佛教初来时思想的活跃和斗争的激烈。这种斗争的结果是，西域各地的佛教艺术既精彩纷呈又各具地区特色，尤其以“龟兹风”闻名世界。
佛教传人于阗以后，得到了于阒王的尊崇和信仰，造佛像，建迦蓝，举国兴佛。在于阗的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曾经出土了一些泥塑的小佛像，时间大约是在东汉时期。可见，此时的于阗虽然还没有像后来的中原地区一样，大兴开窟造像之风，但是佛教建筑和雕塑在该地还是很盛行的，佛教在于阗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
于阗地区的早期佛教属于小乘佛教，但是到了三国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大乘佛教。据史书记载，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等僧人西渡流沙来到于阗国，在这里找到了大乘佛教的经典《放光般若经》，派人送回洛阳，翻译成汉语。
晋隆安五年(401年)，法显挂锡于阒瞿摩帝迦蓝，暂住约三月有余，他对当时的于阗大乘佛教有过详尽的描述。
大乘佛教最基本的特征是力图参加和干预社会的世俗生活，要求深入众生，普渡众生，把“权宜”、“方便”放到与教义原则相同的高度。因此，大乘佛教的适应性极强，包容的范围广，传播的渠道多，发展的速度快，把小乘佛教远远甩在后面。于阒的大乘佛教比丝绸之路北线的佛教中心更加面向世俗生活，而作为典型的遁世标志的石窟寺和在崖壁上开凿的居室，当然比北线上的佛教中心少得多。
龟兹地处于今天的库车一带，是古丝绸之路北线的一个重要大国。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龟兹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中转站的角色，与中原地区佛教传统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龟兹佛教的发展兴旺与当时的龟兹王室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龟兹的王室白姓人士中就有多人出家为僧，其中白延、帛尸梨密多罗等人还翻译了大量的佛经。
与南线的于阒不同的是，龟兹的佛教传统一直是以小乘佛教为主，是当时小乘佛教的圣地， 而且声名远播，以至于出现了“以小乘为佛教之极致，而凌辱大乘教徒”的现象。
在西域佛教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僧人，叫鸠摩罗什，他7岁随母出家，初学小乘佛教，后来入迦湿弥罗。他返回龟兹以后，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大乘教徒一起，在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改革”，形成了大乘佛教风靡一时的盛况，受到了龟兹王的推崇。因此在鸠摩罗什时代，西域的大乘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晋书·龟兹传》记载： “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龟兹王的宫殿里也绘有佛像和壁画，形制如同寺庙，全国的僧侣不下万人，成为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
不久，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斗争，龟兹的大乘佛教迅速衰落下去，小乘佛教又开始取代了大乘佛教的地位，但是大乘佛教在西域地区毕竟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汉族僧侣，都以大乘佛教为正宗，龟兹地区因而出现了大乘小乘佛教并存的局面，从现存的克孜尔千佛洞中，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点。
高昌是西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
高昌又称高昌壁，历史上曾称车师前部、和州、火州或哈剌火州，今天称吐鲁番。历史上，这里是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之间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原政权掌控西域的枢纽，历来为汉人在西域地区聚居的地方，汉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佛教传统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史书记载，382年，车师前部王弥第与国师鸠摩罗跋提向前秦朝贡，献梵本《大般若经》一部，该经属于大乘佛教的理论典籍，由此可见大乘佛教在高昌地区的地位以及统治者对它的重视。由于高昌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这里成为中原地区佛教徒的避难所。在中原王朝几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中，佛教徒都纷纷来此避祸，而且这里也是中原佛教徒寻求佛教经典的首选地之一。……
在接受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各个中心在石窟艺术上也表现出了西域各地居民极富创造力的鲜明个性。
西域地区的石窟形制是最为明显的外在表现，它既有与周围地区的其他石窟存在共性的一面，也有表现自己强烈地方特色的一面，显示出多种文化观念的交互影响和沟通。西域地区的石窟从形制上可以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和僧房等。
在龟兹，中心柱窟非常流行，其特点是在洞窟的中央伫立一方形柱体，柱体的前面是主尊的所在，柱体的另外三面和洞窟的石壁形成通道，供礼拜者礼拜时右旋绕行。这种方形柱体既是塔的象征，又起到支撑的作用，有利于加强洞窟的牢固，很适合龟兹境内结构松散的山体，因而又被称为“龟兹式”。
在高昌石窟中，除了中心柱窟和穹隆顶方形窟之外，还有一种“中心殿堂窟”和纵券顶长方形窟，这是龟兹石窟中所没有的。尤其是纵券顶方形窟，大者平面呈长方形，小者平面呈正方形，与现在吐鲁番地区的居民住房非常相似，这是当地人民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创造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
作为石窟艺术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壁画艺术，在西域的石窟中也有非常独特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其丰富多彩的地域和民族的特色。
在考察克孜尔的石窟壁画艺术时，我们首先注意到石窟壁画的装饰性效果，即非常注意讲究对称平衡，就石窟的整体而言，基本上是以石窟的中心线为轴，左右对称，前后均衡，突出了主佛的中心地位。再就每个独立的画面而言，也讲究对称和均衡，大型的佛传和经变图都是以大型的佛像为中心，两侧对称布局诸天、弟子、金刚等有关人物，统一而且和谐。西域壁画艺术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菱形方格纹的运用，菱形方格纹以四方连续的形式展开，交错延伸，具有很强的节律性。在西域的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富于新疆地方特色的装饰图案，比如卷草纹、连珠纹、火焰纹、折线纹，这些颇具匠心的装饰纹样和佛教经典中的神奇故事结合在一起，给观者一种艺术感染，使其不由地生出对佛的敬畏之情。
历史进入古印度公元前20世纪中叶，居住在中亚从事游牧狩猎生活属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越过兴都库什山，入侵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而定居下来，并且带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最高信仰是“梵天”，最高境界是“梵我一致”，属于一种极其朴素的宗教哲学思想。但是这种宗教在印度却被用来维持雅利安社会的等级秩序，整个社会被人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合、首驮罗”四个等级。作为贵族的婆罗门和刹帝利高高在上，享受着吠合和首驮罗的贡献以及自己的特权。等级森严的平静外表，毕竟只是暂时掩盖而不能最终解决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建立了许多国家，各国之间利害冲突日益激化，战事纷起，印度次大陆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对婆罗门传统的以“种姓”为核心的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在婆罗门教日见式微的时候，印度新兴反对婆罗门的沙门思潮应时而起，佛教经典说当时有“962种外道”，看似觉醒的人们在努力清除婆罗门教思想影响的同时，却又在思想层面上陷入一种新的混乱之中。
佛教是当时诸多沙门思想中的一个派别。它在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沙门派别的学说，用以反对婆罗门教的吠陀神学，同时也用自己的学说去批判其他门派的沙门思想，将其一概斥为“外道”。正是在这种对其他沙门思想流派的一步步地攻击下，佛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他的父亲是释迦族，所以在他成道之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或圣人。释迦牟尼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后的第7天即丧母。作为国王的父亲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期待他有朝一日继承王位，成为一统天下的“转轮王”。但是，自以为看透了凡尘的释迦牟尼却在29岁那年离家出走。
释迦牟尼出家后，先是加入一帮修行者的行列，通过种种苦行折磨肉体，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苦行除了给自己的肉体带来痛楚之外，并不能带来多少精神上的慰藉，于是放弃了这种折磨肉体的苦行生活。不久，他来到摩揭陀国，学习禅定并在尼连禅河边静坐。然而，6年以后，他仍然一无所获。失望至极的释迦牟尼决心放弃绝食和苦行，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静思冥想，并发誓说：“今如不证得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坐。”终于在一天夜里大彻大悟——他成了佛陀!
成了佛的释迦牟尼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被普遍接受，开始了长达42年的传教生活。释迦牟尼的传教区域主要集中在恒河流域的中印度，他的传教对象包括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种姓，从婆罗门、沙门、国王、大臣，到商人、渔民，甚至还包括妓女、强盗等等。经过释迦牟尼的不懈努力，佛教在印度的影响日益扩大。
公元前324年，旃陀罗岌多建立了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前185年)，通过大规模的扩张，逐步统一了北部印度。在旃陀罗笈多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69年～前232年)，领土再一次大扩张，全印度几乎都在他的统治之下，笈多王朝成了南亚地区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帝国。
或者是对自己早年的杀伐有了后悔，或者是因为意识到要维持广袤国土仅仅靠武力还难以奏效，必须有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做后盾，晚年的阿育王开始将满腔热情都献身于佛教。他不但将佛教定为国教，还派出大批的僧侣使团向四方弘扬佛法。佛教由此又在中亚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盛行起来，并且最终越过了葱岭，踏上了异域的土地……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寻找，很容易发现，葱岭以东就是西域的塔里木盆地，盆地南北的于阗和龟兹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佛教东渐的第一站。
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越过葱岭，传到西域。关于佛教最初进入西域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佛教最初到达于阗。有关这一记载很多，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以及此前的《洛阳迦蓝记》中都有描述。于阒王原来并不信佛，有一天来了一个比丘。他对于阗王说：“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屠一躯，使王祚永隆。”王日：“令我见佛，当即从命。”佛即遣轻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于阗王于是五体投地，随即置立寺合。这个传说不免有许多夸大和荒诞不经的内容，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至少可以了解到早期于阗的佛教的确来源于中亚地区的迦湿弥罗。
还有一种说法是佛教最初到达地是龟兹，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早期龟兹佛教的传播情况很难加以考证。我们只能借助印度佛教东传的背景，大致了解龟兹佛教始传方面的情况。……
西陲明珠 佛国净土
和丝绸之路的走向基本一致，佛教在西域的东传也主要分南道和北道两条线。南道线上以于阒为中心，北道线上以龟兹为中心，西域最靠近中原的高昌也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佛教东传的中心。在佛教传人西域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这三个中心或以小乘佛教为主，或以大乘佛教为主，或大小乘兼有，显示出佛教初来时思想的活跃和斗争的激烈。这种斗争的结果是，西域各地的佛教艺术既精彩纷呈又各具地区特色，尤其以“龟兹风”闻名世界。
佛教传人于阗以后，得到了于阒王的尊崇和信仰，造佛像，建迦蓝，举国兴佛。在于阗的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曾经出土了一些泥塑的小佛像，时间大约是在东汉时期。可见，此时的于阗虽然还没有像后来的中原地区一样，大兴开窟造像之风，但是佛教建筑和雕塑在该地还是很盛行的，佛教在于阗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
于阗地区的早期佛教属于小乘佛教，但是到了三国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大乘佛教。据史书记载，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等僧人西渡流沙来到于阗国，在这里找到了大乘佛教的经典《放光般若经》，派人送回洛阳，翻译成汉语。
晋隆安五年(401年)，法显挂锡于阒瞿摩帝迦蓝，暂住约三月有余，他对当时的于阗大乘佛教有过详尽的描述。
大乘佛教最基本的特征是力图参加和干预社会的世俗生活，要求深入众生，普渡众生，把“权宜”、“方便”放到与教义原则相同的高度。因此，大乘佛教的适应性极强，包容的范围广，传播的渠道多，发展的速度快，把小乘佛教远远甩在后面。于阒的大乘佛教比丝绸之路北线的佛教中心更加面向世俗生活，而作为典型的遁世标志的石窟寺和在崖壁上开凿的居室，当然比北线上的佛教中心少得多。
龟兹地处于今天的库车一带，是古丝绸之路北线的一个重要大国。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龟兹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中转站的角色，与中原地区佛教传统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龟兹佛教的发展兴旺与当时的龟兹王室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龟兹的王室白姓人士中就有多人出家为僧，其中白延、帛尸梨密多罗等人还翻译了大量的佛经。
与南线的于阒不同的是，龟兹的佛教传统一直是以小乘佛教为主，是当时小乘佛教的圣地， 而且声名远播，以至于出现了“以小乘为佛教之极致，而凌辱大乘教徒”的现象。
在西域佛教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僧人，叫鸠摩罗什，他7岁随母出家，初学小乘佛教，后来入迦湿弥罗。他返回龟兹以后，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大乘教徒一起，在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改革”，形成了大乘佛教风靡一时的盛况，受到了龟兹王的推崇。因此在鸠摩罗什时代，西域的大乘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晋书·龟兹传》记载： “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龟兹王的宫殿里也绘有佛像和壁画，形制如同寺庙，全国的僧侣不下万人，成为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
不久，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斗争，龟兹的大乘佛教迅速衰落下去，小乘佛教又开始取代了大乘佛教的地位，但是大乘佛教在西域地区毕竟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汉族僧侣，都以大乘佛教为正宗，龟兹地区因而出现了大乘小乘佛教并存的局面，从现存的克孜尔千佛洞中，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点。
高昌是西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
高昌又称高昌壁，历史上曾称车师前部、和州、火州或哈剌火州，今天称吐鲁番。历史上，这里是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之间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原政权掌控西域的枢纽，历来为汉人在西域地区聚居的地方，汉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佛教传统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史书记载，382年，车师前部王弥第与国师鸠摩罗跋提向前秦朝贡，献梵本《大般若经》一部，该经属于大乘佛教的理论典籍，由此可见大乘佛教在高昌地区的地位以及统治者对它的重视。由于高昌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这里成为中原地区佛教徒的避难所。在中原王朝几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中，佛教徒都纷纷来此避祸，而且这里也是中原佛教徒寻求佛教经典的首选地之一。……
在接受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各个中心在石窟艺术上也表现出了西域各地居民极富创造力的鲜明个性。
西域地区的石窟形制是最为明显的外在表现，它既有与周围地区的其他石窟存在共性的一面，也有表现自己强烈地方特色的一面，显示出多种文化观念的交互影响和沟通。西域地区的石窟从形制上可以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和僧房等。
在龟兹，中心柱窟非常流行，其特点是在洞窟的中央伫立一方形柱体，柱体的前面是主尊的所在，柱体的另外三面和洞窟的石壁形成通道，供礼拜者礼拜时右旋绕行。这种方形柱体既是塔的象征，又起到支撑的作用，有利于加强洞窟的牢固，很适合龟兹境内结构松散的山体，因而又被称为“龟兹式”。
在高昌石窟中，除了中心柱窟和穹隆顶方形窟之外，还有一种“中心殿堂窟”和纵券顶长方形窟，这是龟兹石窟中所没有的。尤其是纵券顶方形窟，大者平面呈长方形，小者平面呈正方形，与现在吐鲁番地区的居民住房非常相似，这是当地人民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创造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
作为石窟艺术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壁画艺术，在西域的石窟中也有非常独特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其丰富多彩的地域和民族的特色。
在考察克孜尔的石窟壁画艺术时，我们首先注意到石窟壁画的装饰性效果，即非常注意讲究对称平衡，就石窟的整体而言，基本上是以石窟的中心线为轴，左右对称，前后均衡，突出了主佛的中心地位。再就每个独立的画面而言，也讲究对称和均衡，大型的佛传和经变图都是以大型的佛像为中心，两侧对称布局诸天、弟子、金刚等有关人物，统一而且和谐。西域壁画艺术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菱形方格纹的运用，菱形方格纹以四方连续的形式展开，交错延伸，具有很强的节律性。在西域的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富于新疆地方特色的装饰图案，比如卷草纹、连珠纹、火焰纹、折线纹，这些颇具匠心的装饰纹样和佛教经典中的神奇故事结合在一起，给观者一种艺术感染，使其不由地生出对佛的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