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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7日—2019年3月10日，在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故乡上海，规模空前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举行。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告诉记者：“董其昌学遍晋、唐、宋、元时期的名家古画，在此基础上自成一派，形成自由超逸、秀雅空灵的艺术风貌，其后又被清代书画大家八大山人、石涛等承袭。可以说，董其昌是位承上启下的书画宗师。”
书画家之外，董其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他出身寒微，以科举入仕进入精英阶层;3次出仕入仕，将明哲保身的政治哲学运用得出神入化;归隐期间，以京官与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享受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还懂得经营，凭书画生意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商人。
董其昌的艺术启蒙始于书法。17岁时，他参加松江府的会考，写了一篇自己很得意的八股文，以为一定能夺魁。谁知发榜时，他竟然位居自己的堂侄之后，原因是知府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丑——文章再好，也只能屈居第二。董其昌因此受了刺激，于是发奋练习书法。
几年后，他自以为已经学成，十分自负。直到后来他偶然见到王羲之的《官奴帖》真迹才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之前狂妄得可笑，惭愧不已：“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此后董其昌就一直以古为师。他最初学习唐人颜真卿的《多宝塔帖》;中期改学魏、晋风格，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后来又在北宋书法家米芾的字中寻找借鉴之处。凌利中总结说：“晋唐讲究韵与法度，董其昌学得严谨;包括米芾在内的‘北宋四大家’下笔狂狷，董其昌便学得更奔放了。”
万历年间，民间收藏之风盛行。董其昌的师友圈中有很多收藏家与古董商。他的老师韩世能藏有陆机的《平复帖》，另一位老师莫如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贴》、怀素《自叙帖》、苏轼《寒食帖》，他的好友、收藏大家项元汴则藏有米元晖的《云山图》等。这些难得一见的名家真迹，为董其昌的模古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董其昌50岁前学古模古，这一时期是他的“汲取传统期”;51—62岁期间，董其昌迈入了“兼容并蓄风格形成期”，这时他学古更懂变古，复古之下寄托着创新。
初看董其昌的书法，用一个“淡”字形容最为贴切。然而凌利中认为，“其实董其昌的字，平淡中有拙厚”。尤其是他晚期的字，“有轨不使大力，有迹不留骨道”，是力在内，不外泄的。“研究者将董其昌艺术创作的最后两个阶段称为‘成熟期’（63—72岁）和‘人书俱老天真烂漫期’（73—82岁）。普通的书画家过了成熟期，可能就泄了气，作品出现衰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的笔下却流露出返璞归真的气息，笔力愈发老沉练达，甚至一泻千里。”
《山居图》被公认为董其昌现存最早的画作。1585年，30岁的董其昌与挚友陈继儒一同参加了应天府举行的科举考试，却双双落败。这是陈继儒第3次科举，一连3次没有中，他毅然决定放弃科考。两年后，陈继儒归隐山林，董其昌画了一幅设色山水《山居图》送给他，并在画中题款：“余尝欲画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间者。”
《山居图》皴法柔和，山石造型圆浑，能明显看出元代画家黄公望画作的影子。董其昌绘画，正是从学古开始的。22岁时，董其昌开始师法黄公望，从此他在画作中融入了黄公望的笔法。此次展览中，浙江省博物馆首次跨省出借“镇馆之宝”、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请来这位老师为董其昌“站台”。
后来董其昌又学董源、巨然、倪瓒等，博取众家所长。其现存最长绘画手卷《赠珂雪山水图卷》，就是以米芾的云山为基调，熔铸董巨、黄公望诸家技法，画出云蒸霞蔚、山色空蒙的江南景致。这幅画作于1626年，彼时71岁的董其昌，个人风格已经十分成熟了——和书法风貌一致，他的画同样清秀淡雅，《赠珂雪山水图卷》中，淡墨一抹而就，墨色清新似春雨，松柏秀丽中透着苍劲。
在凌利中看来，“从董其昌的画作中单拎出一根线条，这根线条虽然孤零零的，但它能自带生命力。正如西方的音乐，每一个单独音符都可以是天籁之音。中国文人书画讲究立意，文人画家强调写意。在董其昌之前，画作的意境多生于构图造型，而董其昌真正实现了将每一笔都填满绳墨情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堪称中国文人画里程碑式的人物”。
此次展览的名称为“丹青宝筏”，其中“宝筏”借用了清初著名画家王鉴评价董其昌作品之辞。“宝筏”原为佛教语，喻指事物由困惑到解决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董其昌的丹青犹如“宝筏”——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正是在他的艺术观念上，将中国文人画推向了巅峰。据说“冷眼看万物”的八大山人，80岁时还找友人索看董其昌的画册。
董其昌的书画虽是承前启后，但与前后辈米芾、黄公望、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相比，明显多圆润、少锋芒。而这或许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找到一些原因。
董其昌生活在明代晚期。1588年，也就是他为好友陈继儒赠《山居图》的第二年，屡败屡战的董其昌终于中举。一年后，他去北京参加会试，又从4000多人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第二名。两年内中举、登科，董其昌之后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为官，还担任过明神宗的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
曾经极其自负的董其昌学会了收敛锋芒。入仕后，他通过源源不斷的书信往来，交了很多朋友。在政治领域，董其昌与激烈斗争中的各政治派别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艺术领域，他也能放下身段，结交一些艺术风格与他截然相反的人，比如擅长精密工笔的丁云鹏，就和他交情不错。《明史》评价他“性易和”，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李慧闻则在论文《董其昌政治交游考》中指出，董其昌是一个“圆滑的人”。
董其昌懂得审时度势，对局势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辞官归隐。从35岁中举到82岁去世，董其昌一共3次为官，3次求退。他第一次入翰林院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1599年，董其昌告病回到松江，在家“养病”隐居了20年。
第二次出仕是在1620年。皇长子朱常洛即位光宗后，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董其昌，于是任命他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可惜光宗不到一年就驾崩了。熹宗继任后，魏忠贤把持朝政，看眼局势大乱，党争不断，不愿蹚浑水的董其昌在1626年再一次退隐了。8年后，崇祯继位，魏忠贤已死，政局逐渐开朗。时年77岁的董其昌“起故官，掌詹事府事”，这是他的第三次出仕。不料过了不久，魏忠贤的余孽又掀起了党争，董其昌无奈又退归田里。
亦官亦隐45年，董其昌的这种“风平则例，浪涌则止”的政治智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表现在他的书画里，便流露出“深有藏掩，不主喧扰”的艺术品格。
董其昌在世时，作品就已经“名闻天下，争购宝之”。他凭借倒手名家古画、经营自己的画作，成为一个成功的书画商人。解读他的处世之道、多重身份，有人觉得董其昌是追逐名利的世俗之人，凌利中却认为，“无论为官还是卖画，这些身份更像董其昌的保护伞，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先决条件，为他模仿古画、创作新画提供了帮助。董其昌的心思其实一直都放在艺术创作上，他留下的那些千古名作、画学思想便是最好的证明。”
书画家之外，董其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他出身寒微，以科举入仕进入精英阶层;3次出仕入仕，将明哲保身的政治哲学运用得出神入化;归隐期间，以京官与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享受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还懂得经营，凭书画生意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商人。
平淡中有拙厚
董其昌的艺术启蒙始于书法。17岁时，他参加松江府的会考，写了一篇自己很得意的八股文，以为一定能夺魁。谁知发榜时，他竟然位居自己的堂侄之后，原因是知府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丑——文章再好，也只能屈居第二。董其昌因此受了刺激，于是发奋练习书法。
几年后，他自以为已经学成，十分自负。直到后来他偶然见到王羲之的《官奴帖》真迹才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之前狂妄得可笑，惭愧不已：“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此后董其昌就一直以古为师。他最初学习唐人颜真卿的《多宝塔帖》;中期改学魏、晋风格，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后来又在北宋书法家米芾的字中寻找借鉴之处。凌利中总结说：“晋唐讲究韵与法度，董其昌学得严谨;包括米芾在内的‘北宋四大家’下笔狂狷，董其昌便学得更奔放了。”
万历年间，民间收藏之风盛行。董其昌的师友圈中有很多收藏家与古董商。他的老师韩世能藏有陆机的《平复帖》，另一位老师莫如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贴》、怀素《自叙帖》、苏轼《寒食帖》，他的好友、收藏大家项元汴则藏有米元晖的《云山图》等。这些难得一见的名家真迹，为董其昌的模古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董其昌50岁前学古模古，这一时期是他的“汲取传统期”;51—62岁期间，董其昌迈入了“兼容并蓄风格形成期”，这时他学古更懂变古，复古之下寄托着创新。
初看董其昌的书法，用一个“淡”字形容最为贴切。然而凌利中认为，“其实董其昌的字，平淡中有拙厚”。尤其是他晚期的字，“有轨不使大力，有迹不留骨道”，是力在内，不外泄的。“研究者将董其昌艺术创作的最后两个阶段称为‘成熟期’（63—72岁）和‘人书俱老天真烂漫期’（73—82岁）。普通的书画家过了成熟期，可能就泄了气，作品出现衰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的笔下却流露出返璞归真的气息，笔力愈发老沉练达，甚至一泻千里。”
每一笔都自带生命力
《山居图》被公认为董其昌现存最早的画作。1585年，30岁的董其昌与挚友陈继儒一同参加了应天府举行的科举考试，却双双落败。这是陈继儒第3次科举，一连3次没有中，他毅然决定放弃科考。两年后，陈继儒归隐山林，董其昌画了一幅设色山水《山居图》送给他，并在画中题款：“余尝欲画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间者。”
《山居图》皴法柔和，山石造型圆浑，能明显看出元代画家黄公望画作的影子。董其昌绘画，正是从学古开始的。22岁时，董其昌开始师法黄公望，从此他在画作中融入了黄公望的笔法。此次展览中，浙江省博物馆首次跨省出借“镇馆之宝”、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请来这位老师为董其昌“站台”。
后来董其昌又学董源、巨然、倪瓒等，博取众家所长。其现存最长绘画手卷《赠珂雪山水图卷》，就是以米芾的云山为基调，熔铸董巨、黄公望诸家技法，画出云蒸霞蔚、山色空蒙的江南景致。这幅画作于1626年，彼时71岁的董其昌，个人风格已经十分成熟了——和书法风貌一致，他的画同样清秀淡雅，《赠珂雪山水图卷》中，淡墨一抹而就，墨色清新似春雨，松柏秀丽中透着苍劲。
在凌利中看来，“从董其昌的画作中单拎出一根线条，这根线条虽然孤零零的，但它能自带生命力。正如西方的音乐，每一个单独音符都可以是天籁之音。中国文人书画讲究立意，文人画家强调写意。在董其昌之前，画作的意境多生于构图造型，而董其昌真正实现了将每一笔都填满绳墨情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堪称中国文人画里程碑式的人物”。
此次展览的名称为“丹青宝筏”，其中“宝筏”借用了清初著名画家王鉴评价董其昌作品之辞。“宝筏”原为佛教语，喻指事物由困惑到解决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董其昌的丹青犹如“宝筏”——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正是在他的艺术观念上，将中国文人画推向了巅峰。据说“冷眼看万物”的八大山人，80岁时还找友人索看董其昌的画册。
风平则例，浪涌则止
董其昌的书画虽是承前启后，但与前后辈米芾、黄公望、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相比，明显多圆润、少锋芒。而这或许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找到一些原因。
董其昌生活在明代晚期。1588年，也就是他为好友陈继儒赠《山居图》的第二年，屡败屡战的董其昌终于中举。一年后，他去北京参加会试，又从4000多人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第二名。两年内中举、登科，董其昌之后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为官，还担任过明神宗的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
曾经极其自负的董其昌学会了收敛锋芒。入仕后，他通过源源不斷的书信往来，交了很多朋友。在政治领域，董其昌与激烈斗争中的各政治派别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艺术领域，他也能放下身段，结交一些艺术风格与他截然相反的人，比如擅长精密工笔的丁云鹏，就和他交情不错。《明史》评价他“性易和”，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李慧闻则在论文《董其昌政治交游考》中指出，董其昌是一个“圆滑的人”。
董其昌懂得审时度势，对局势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辞官归隐。从35岁中举到82岁去世，董其昌一共3次为官，3次求退。他第一次入翰林院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1599年，董其昌告病回到松江，在家“养病”隐居了20年。
第二次出仕是在1620年。皇长子朱常洛即位光宗后，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董其昌，于是任命他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可惜光宗不到一年就驾崩了。熹宗继任后，魏忠贤把持朝政，看眼局势大乱，党争不断，不愿蹚浑水的董其昌在1626年再一次退隐了。8年后，崇祯继位，魏忠贤已死，政局逐渐开朗。时年77岁的董其昌“起故官，掌詹事府事”，这是他的第三次出仕。不料过了不久，魏忠贤的余孽又掀起了党争，董其昌无奈又退归田里。
亦官亦隐45年，董其昌的这种“风平则例，浪涌则止”的政治智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表现在他的书画里，便流露出“深有藏掩，不主喧扰”的艺术品格。
董其昌在世时，作品就已经“名闻天下，争购宝之”。他凭借倒手名家古画、经营自己的画作，成为一个成功的书画商人。解读他的处世之道、多重身份，有人觉得董其昌是追逐名利的世俗之人，凌利中却认为，“无论为官还是卖画，这些身份更像董其昌的保护伞，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先决条件，为他模仿古画、创作新画提供了帮助。董其昌的心思其实一直都放在艺术创作上，他留下的那些千古名作、画学思想便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