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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与以往年度工作会议不同，此次大会因总书记和总理的特别关注，以及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基础性战略规划，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最高领导人之所以聚焦职业教育，有深刻的国内外背景。
2013年7月3日，欧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柏林召开首次青年就业会议，对加强职业教育形成共识，强调要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及要学习德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也纷纷加大对职教的投入和改革力度。
中国周边国家也在调整有关政策。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下称“职成司”）巡视员王继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去年参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听泰国教育部部长说东盟在明后两年将形成自己的职业证书框架。”
各主要经济体发力职业教育，背后是全球人力资源竞争的游戏规则正在变化。
未来，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最关键的指标不再是简单地看毛入学率、高校毕业人口或是教育投入的GDP占比，而是看它的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得到认可，看它的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程度。
例如，德国有诸多职业资格认证在欧洲甚至全球范围内都被认可，其技工可谓一证在手、走遍全球。一个产品如果是由德国专家与技工参与生产，就是可靠的代名词，就能得到人们的青睐。
这一趋势令教育部人士深感忧虑。“人家‘新丹’已经出来了，我们不能再炼‘旧丹’。”王继平说。
目前，中国不少地方还只重视学历教育。如果再不转变观念、加快改革，中国的职业标准与劳动力流动将趋于被动，甚至会被东盟赶超，“这是国家战略问题。”王继平表示。
决策始末
形势尽管严峻，但中国职业教育正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可能是职业教育第一次获得最高领导层的长篇专门批示！”教育部职成司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高层领导的关注，是针对教育部日前就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份“上书”所言。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教育部此前成立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课题组，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至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份报告提出，就业热与招生难并存、行业企业用人需求大与参与程度低并存、职业教育投入增量大与长效机制缺失并存，是当前中国职教改革的三大矛盾。
该份报告引起总书记和总理的关注，并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此后，意见迅速转化成决策和行动。
5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共计28条，从加快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入手，明确了具体任务分工和改革时间表。
6月23?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在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看来，高层的关注，使职教改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中国职业教育迎来重大机遇期，产业发展蓝海在前。
作为后继政策安排，教育部职成司办公室主任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教育部已形成2014?2020年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
改革导向
教育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职教改革未来将围绕三大部分展开——
一是职教体系的完善，包括中职与高职的衔接、部分高等教育学校转型两个部分；二是探索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深度融合的机制，提升培养质量；三是推动配套政策，包括推动立法进程、推动财税支持以及深化高考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等。
上述改革方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职业教育的范畴，瞄准的都是目前教育系统里的“长期顽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痛点。
以招生为例，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招生之难，很大程度是因为职业教育在实际操作中属“断头教育”，读到中职或高职就基本“到头”，职教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割裂，学生很难有机会更上一层。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郑文表示，作为全国第一职教大省，广东每年约有75万左右的中职学生毕业，其中有机会升入高职的学生年均比例不超过10%。而这一情况在北京、天津、湖北、辽宁等多个省区市普遍存在。
从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上升渠道则更为狭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李红说，“我们学校在校生1.2万人，每年报考专升本的学生约有500人，能考取的仅200人左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方上已有中高职五年一贯制、中高职与本科院校合作开展的“3+4”入学、职教大赛优异者免试入学等探索，通过拓展招考方式，拓宽职教学生的升学途径。教育部下一步想将这些试行的招生方式在全国推广。
但教育层次的上升之道打通，在教育部看来，并不是衡量职教改革成功的标志。
“我最担心的是职业教育又会走到学校、学科、学历、学位的传统路子上，好像是越高越好。”王继平表示。读完高职读本科，读完本科读研究生，最后成为职教博士。“这个导向我们不赞成，也救不了职业教育。”
对于开拓职教上升通道，刘宏杰用更为明确的词汇来描述，即“搭建立交桥”。
未来我国大部分职教学生的成长路径是在中职或高职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并在工作后根据职业和自身发展需求，选择接受学历或非学历继续教育。“搭建立交桥”并非升学导向，其主要意义在于学生和社会成员在学习和工作的不同阶段，都有途径继续学习、提升能力。“路径更宽广，流动更灵活，选择更多样，这是立交桥的真正含义。”刘宏杰说。 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为例，其毕业生相当于专科学历，毕业5年后有60%的学生通过边工边读或辞职再读的方式，获得本科学历。
企业归位
让行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重新归位，是本轮职教改革的另一重点。
多年来，校企在合作过程中“校热企冷”现象十分突出。很多企业缺乏职教配合意识和内在动力。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往往“单相思”。
江苏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魏晓峰十分期盼改革能尽快推进。“校企合作若能从‘喝酒推动’变成‘法治推动’，不仅保了校长们的胃，更保了职教的根。”
在《决定》中，专业设施与产业发展对接、教学内容和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的三项“对接”，被定位成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
“李克强总理对发展‘学徒制’非常感兴趣。”教育部相关人士透露，在《决定》草稿中，涉及“学徒制”试点的内容，原文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总理看后加上了‘完善支持政策’这句话。”
“学徒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使学徒具有企业职工和在校学生的双重身份，最起码有一半时间用于企业实践。在欧洲国家，“学徒制”往往是学生先找到愿意录用自己的企业，成为企业职工，而后企业出面为其寻找学校，再将这名职工送入学校学习。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学徒制试点意见和实施方案已由教育部职成司拟定。
此外，教育部正在拟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草案。按照规划，该办法将对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在举办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权责利，以及各主体之间的联接方式、运行机制予以明确。预计今年或明年进入立法程序，或将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
博弈之难
职业教育虽然属于教育体系中的一支，但其发展所需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却经常超出教育范畴，其难度之大教育部也经常望之兴叹。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之难便为一例。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规范、原则性条款过多而规范性操作性条款不足、法律规则要素不全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修订。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相关修法事项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时就已被列入规划，但因相关部门在一些问题上未达成一致，导致长期搁置。
有专家表示，职教法律法规在结构内容和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不同行政部门各管一块，协调工作量和难度较大，相互掣肘现象突出。
据记者了解，人社部认为，职教法修订不宜由教育部门承担；而人社部制定的职业培训条例，教育部也有不同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对修法很支持，全国人大也找相关部门协调过，但了解情况后感觉很难推动。这需要从更大的范围来调整，也需要早下决心。”相关人士表示。
职教改革所需的财政支持，同样需要部门合力以及地方政府配套。
教育部职成司资料显示，从“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超过了500亿元，但是大量资金以专项拨款的形式体现，而按年拨付的、以每校每年学生数量为基数的生均拨款机制，一直落实不下去，而后者才是支撑职业院校稳定发展的资金基础。
“目前，有的高校生均拨款能近万元，到了专科学校就只有三四千，有的中职学校根本没有，只能靠项目经费和其他一些收入过日子，非常艰难。”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事实上，在1996年版的职教法中，关于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确定生均拨款标准便有明确规定，但截至目前只有大概20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落实了这一规定。
据悉，为解除其企业关于学生安全方面的后顾之忧，教育部目前还在牵头对企业办学所需税费优惠进行调研，并牵头推动实习责任保险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这需要包括人社部、财政部、保监会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
最高领导人之所以聚焦职业教育，有深刻的国内外背景。
2013年7月3日，欧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柏林召开首次青年就业会议，对加强职业教育形成共识，强调要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及要学习德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也纷纷加大对职教的投入和改革力度。
中国周边国家也在调整有关政策。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下称“职成司”）巡视员王继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去年参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听泰国教育部部长说东盟在明后两年将形成自己的职业证书框架。”
各主要经济体发力职业教育，背后是全球人力资源竞争的游戏规则正在变化。
未来，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最关键的指标不再是简单地看毛入学率、高校毕业人口或是教育投入的GDP占比，而是看它的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得到认可，看它的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程度。
例如，德国有诸多职业资格认证在欧洲甚至全球范围内都被认可，其技工可谓一证在手、走遍全球。一个产品如果是由德国专家与技工参与生产，就是可靠的代名词，就能得到人们的青睐。
这一趋势令教育部人士深感忧虑。“人家‘新丹’已经出来了，我们不能再炼‘旧丹’。”王继平说。
目前，中国不少地方还只重视学历教育。如果再不转变观念、加快改革，中国的职业标准与劳动力流动将趋于被动，甚至会被东盟赶超，“这是国家战略问题。”王继平表示。
决策始末
形势尽管严峻，但中国职业教育正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可能是职业教育第一次获得最高领导层的长篇专门批示！”教育部职成司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高层领导的关注，是针对教育部日前就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份“上书”所言。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教育部此前成立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课题组，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至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份报告提出，就业热与招生难并存、行业企业用人需求大与参与程度低并存、职业教育投入增量大与长效机制缺失并存，是当前中国职教改革的三大矛盾。
该份报告引起总书记和总理的关注，并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此后，意见迅速转化成决策和行动。
5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共计28条，从加快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入手，明确了具体任务分工和改革时间表。
6月23?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在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看来，高层的关注，使职教改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中国职业教育迎来重大机遇期，产业发展蓝海在前。
作为后继政策安排，教育部职成司办公室主任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教育部已形成2014?2020年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
改革导向
教育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职教改革未来将围绕三大部分展开——
一是职教体系的完善，包括中职与高职的衔接、部分高等教育学校转型两个部分；二是探索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深度融合的机制，提升培养质量；三是推动配套政策，包括推动立法进程、推动财税支持以及深化高考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等。
上述改革方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职业教育的范畴，瞄准的都是目前教育系统里的“长期顽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痛点。
以招生为例，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招生之难，很大程度是因为职业教育在实际操作中属“断头教育”，读到中职或高职就基本“到头”，职教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割裂，学生很难有机会更上一层。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郑文表示，作为全国第一职教大省，广东每年约有75万左右的中职学生毕业，其中有机会升入高职的学生年均比例不超过10%。而这一情况在北京、天津、湖北、辽宁等多个省区市普遍存在。
从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上升渠道则更为狭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李红说，“我们学校在校生1.2万人，每年报考专升本的学生约有500人，能考取的仅200人左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方上已有中高职五年一贯制、中高职与本科院校合作开展的“3+4”入学、职教大赛优异者免试入学等探索，通过拓展招考方式，拓宽职教学生的升学途径。教育部下一步想将这些试行的招生方式在全国推广。
但教育层次的上升之道打通，在教育部看来，并不是衡量职教改革成功的标志。
“我最担心的是职业教育又会走到学校、学科、学历、学位的传统路子上，好像是越高越好。”王继平表示。读完高职读本科，读完本科读研究生，最后成为职教博士。“这个导向我们不赞成，也救不了职业教育。”
对于开拓职教上升通道，刘宏杰用更为明确的词汇来描述，即“搭建立交桥”。
未来我国大部分职教学生的成长路径是在中职或高职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并在工作后根据职业和自身发展需求，选择接受学历或非学历继续教育。“搭建立交桥”并非升学导向，其主要意义在于学生和社会成员在学习和工作的不同阶段，都有途径继续学习、提升能力。“路径更宽广，流动更灵活，选择更多样，这是立交桥的真正含义。”刘宏杰说。 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为例，其毕业生相当于专科学历，毕业5年后有60%的学生通过边工边读或辞职再读的方式，获得本科学历。
企业归位
让行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重新归位，是本轮职教改革的另一重点。
多年来，校企在合作过程中“校热企冷”现象十分突出。很多企业缺乏职教配合意识和内在动力。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往往“单相思”。
江苏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魏晓峰十分期盼改革能尽快推进。“校企合作若能从‘喝酒推动’变成‘法治推动’，不仅保了校长们的胃，更保了职教的根。”
在《决定》中，专业设施与产业发展对接、教学内容和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的三项“对接”，被定位成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
“李克强总理对发展‘学徒制’非常感兴趣。”教育部相关人士透露，在《决定》草稿中，涉及“学徒制”试点的内容，原文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总理看后加上了‘完善支持政策’这句话。”
“学徒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使学徒具有企业职工和在校学生的双重身份，最起码有一半时间用于企业实践。在欧洲国家，“学徒制”往往是学生先找到愿意录用自己的企业，成为企业职工，而后企业出面为其寻找学校，再将这名职工送入学校学习。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学徒制试点意见和实施方案已由教育部职成司拟定。
此外，教育部正在拟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草案。按照规划，该办法将对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在举办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权责利，以及各主体之间的联接方式、运行机制予以明确。预计今年或明年进入立法程序，或将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
博弈之难
职业教育虽然属于教育体系中的一支，但其发展所需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却经常超出教育范畴，其难度之大教育部也经常望之兴叹。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之难便为一例。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规范、原则性条款过多而规范性操作性条款不足、法律规则要素不全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修订。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相关修法事项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时就已被列入规划，但因相关部门在一些问题上未达成一致，导致长期搁置。
有专家表示，职教法律法规在结构内容和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不同行政部门各管一块，协调工作量和难度较大，相互掣肘现象突出。
据记者了解，人社部认为，职教法修订不宜由教育部门承担；而人社部制定的职业培训条例，教育部也有不同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对修法很支持，全国人大也找相关部门协调过，但了解情况后感觉很难推动。这需要从更大的范围来调整，也需要早下决心。”相关人士表示。
职教改革所需的财政支持，同样需要部门合力以及地方政府配套。
教育部职成司资料显示，从“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超过了500亿元，但是大量资金以专项拨款的形式体现，而按年拨付的、以每校每年学生数量为基数的生均拨款机制，一直落实不下去，而后者才是支撑职业院校稳定发展的资金基础。
“目前，有的高校生均拨款能近万元，到了专科学校就只有三四千，有的中职学校根本没有，只能靠项目经费和其他一些收入过日子，非常艰难。”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事实上，在1996年版的职教法中，关于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确定生均拨款标准便有明确规定，但截至目前只有大概20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落实了这一规定。
据悉，为解除其企业关于学生安全方面的后顾之忧，教育部目前还在牵头对企业办学所需税费优惠进行调研，并牵头推动实习责任保险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这需要包括人社部、财政部、保监会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