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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同化的极端语言变革与有同化的极端语言变革是两种相异的语言消亡案例。通过分析研究西方自由主义人士对两种“语言消亡”的相缪反应发现，自由主义者对语言消亡造成的个体身份认同、交流利益与世界文化及语言多样性方面损失的关注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在语言保护上倡导的所谓自由正义的追求。对“语言消亡”的研究及理解不应停留在语言变革本身或语言变革的代价上，应追其根由，分析统治与歧视对“语言消亡”的致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