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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的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经历了一场西方的冲击,作为两国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士绅与武士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本文拟从其阶层构成、职能作用、对待西学的反应,以及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来说明这两个阶层在时代变局中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晚清士绅;日本武士;比较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30-03
在中国历史上,士绅是位于四民之首,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群体,构成了传统儒家社会中的中坚阶层。西方学者甚至称中国为“士绅之国”,认为这个阶层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日本幕末和明治时代的武士,也属“士”阶层,享有特权,与中国的士绅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前,士绅与武士同属社会精英、支配阶层,在传统政治体制中,他们的文化教养、政治经济地位均高于百姓,在法律及社会礼仪方面享有特权,构成了各自社会政治体制赖以维持的基础;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冲击,两国的传统精英群体都开始迈向近代化。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向西方学习的改革思潮兴起,洋务及维新运动的展开,士绅在其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同时期的日本武士,更是组织领导明治维新,成为日本近代化国家的主力。尽管士绅与武士阶层都承担了相同的历史使命,然而,日本武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中国的士绅却没有。其中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比较透知一二。
1 构成差别
士绅与武士均属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但其来源及构成有很大差异。
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形成了天然的等级,然而这种等级是可以流动的,尽管这并未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格局,而只是局限于四民之首的士绅阶层,可这也给平常百姓以希望。从纵的方面看,士中介于社会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之间,构成上下对流的通道;从横的方面看,他又构成社会职业阶层的中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交融,士是一个大容体。
按照张仲礼先生的划分,绅士阶层通常包括:
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在职官员除外),包括生员、贡生、进士、状元;
乡居退职官员与乡居有职衔者;
通过捐纳而获取的“监生”,武科功名出身者;其中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绅士的人称为“正途”,通过捐纳而获得的称为“异途”。这样通过科举考试或者捐纳等手段,农、工、商各阶层的普通人民可跻身士绅群体,享受特权;士绅群体内部,下层绅士与上层绅士之间也可以流动,如奖励或者罢黜,生员与监生有机会通过各种途径爬上更高的位置。
武士作为日本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在广义上说包括所有臣属于将军的幕臣、大名及其家臣。德川时代的武士通常指称属于将军的幕臣,包括旗本和御家人以及臣属于各个大名的藩士。在幕府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武士是仅次于大名而高于平民的特权阶层,由于社会等级永远是世袭的,且不能流动,武士与平民之间不能流动,武士阶层内部也等级森严,只有具有相当身份的等级,才能担任相当的职位,这种制度是绝对不能逾越的。
这一差异给中日两国传统精英阶层对知识的价值取向带来重大影响。在中国,士绅的地位由科举考试而定,他们接受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应付科举考试,所学内容为经史子集、封建纲常伦理,因而对学问、知识的取向以是否适用于科举考试进而给他们带来功名富贵为尺度;在日本,武士的地位赖于世袭,与自身的文化教育无太大关系,而与他们在藩镇政权中旅行的行政职能相关,因而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除了伦理道德修养外,是为了增加实际才干。
2 职能差异
士绅在清代国家基层治理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导致:一是清代基层机构设置简单且数量少,难以有效管辖日益庞大而分散的基层社会。二是清代实行的回避制度和频繁的调徙地方官,使得官员难以熟悉民情,有所作为。因此,地方士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朝中央集权的必要补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士绅的社会职能,依赖宗族组织、个人声望、私人关系网等非正式的权力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文化教育、公共设施、民间调节与防卫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士绅既与政府休戚与共,享有种种特权,同时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介,他们(士绅)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武士构成幕府体制的支柱,垄断了德川时代的政治军事职能。武士本以武勇和战斗为职业,但德川时代二百多年的和平,削弱了武士的军事作用,仅是维护藩主城堡或在藩主往江户参觐交代时承担护送及礼仪性工作,相反的是“文”的职能逐渐加强。此时形成的“武士道”精神恰好反映了这一趋势。所谓“武士道”,就是规范武士行为的道德与精神,幕府的《武家诸法度》及各藩的“家训”所做的规定是武士必须认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概括来说,即强调文武双全、忠孝仁义重礼节、能忍耐,以此为标准来把武士培养成治理领地的优秀人才。武士多居住在藩主所在的城市,按各自的身份等级承担官职,直接服务于幕府或藩权力机构。由于武士同为藩政权服务,易于联络,这为后来的维新变革的中下级武士力量的成长壮大提供便利,而这是清王朝士绅所不具备的。
3 西学东渐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带来沉重灾难,另一方面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政治学说等知识。面对西学东渐,中日两国传统知识集团的回应呈现出很大差异。
中国在近代早于日本遭受西方冲击,但未引起关注,这种冲击却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德川时代的日本,同清朝一样,对外实行较中国更为严厉的锁国政策,不仅通商口岸仅限于长崎,而且只允许荷兰与中国商人到长崎进行贸易。尽管如此西方文化仍经荷兰商人传入日本。特别是1720年放宽了“禁书令”后,民间兴起“兰学”热潮。幕府末期,中下级武士开始加入兰学的队伍。民间的兰学教育机构,除教授语言文字外,还授以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冶金、航海等近代科学知识。同时兰学逐渐从民间私学渗透到藩政权和幕府的官学之中。洋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维新变革意识的新力量,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尽管有一批像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士大夫“开眼看世界”,但大部分士绅对近代新式的教育科技毫不在乎。李鸿章奏称:“互市二十年来,……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当时中国能通西方语言者,只有两类,一是广东、宁波一带的买办子弟,二是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设立“义学”所招收的本地贫苦家庭的儿童。清政府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陆续创办一些教授西方语言及科学知识的近代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但士绅对此持排斥与冷漠的态度,各地新式学堂由于师资、经费等问题,难以扩大,而且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有意加强对人们的思想钳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西学很难在中国立足。
4 近代化变革
面对几乎同时而来的机遇和挑战,中日两国的反应再度呈现差异。清王朝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仍以“攘夷狄而尊中华”为核心的传统民族观为思想动力,官绅们忙于组织武装应付内忧,政府的排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士绅对近代化的冷漠,因为他们的本质是屈从。这时幕府中的中下级武士,正在从攘夷运动中崛起,并逐渐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起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会党、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冲击,社会严重动荡不安,大清朝统治者号召、鼓励士绅组织领导武装来应付危局。由于外来的危机影响没有很快地深入内地,当时官绅中很多人把平定内乱看做“济变之略”、“安民靖寇之良谟”、“除暴安良之良法”。他们关注的核心是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地方社会的安宁稳定。因为士绅阶层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传统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这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此外,专制统治下,士绅形成一种承受心理,人们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
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同样因为内忧外患而动乱不安,但农民起义规模、延续时间都不及清朝,因此内忧并不是日本幕末政治关注的核心。相反西方列强的入侵却引起政治变局。一些开明藩主锐意改革,同时西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武士自身参与藩政改革和“攘夷”事业,从而扩大了维新势力。日本的武士阶层之所以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维新变革,可以从这两方面考虑:一是武士经济状况的下降,由于原有封建性、经济、政治地位的急剧下降,不仅不能维持与他们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身份相适应的生活水准,而且需要从事某些第二职业以求生,因而更具有革命维新的动力和决心;二是武士经常一起为藩主服务,便于联络,互相影响,推动藩政权改革。在内外压力下,武士阶层顺应历史潮流,成功武装倒幕,推行了近代化。
5 结 论
近代士绅与日本武士处于同一起始线上,却画出不同历史轨迹,总结起来这一切都是他们所属时代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一个有历史传统的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 士绅作为正统儒家文化的负载者,其知识体系和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不适用于近代社会;“作为一个特权阶级本身,士绅绝不是革命的,秩序和安全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由于种种的局限性,使得士绅在近代化方面迈出的步履显得格外的迟滞与沉重,政府在推行近代化改革时,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墨守成规,极力限制地方发展,尤其是顽固派公然标榜:“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不可易。”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受到阻抑。日本的中下级武士主动学习西学,形成了一批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的勇气和开放心态,成功地领导了本国的近代化。
试看中国近代的屈辱,“正是因为缺少一种刚健激昂、积极果敢、有原则、坚持、不苟且、不猥琐的态度”,无论任何时代积极求变、勇于创新、紧跟时代潮流才是国家民族永立世界之根本。
参考文献:
[1][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2]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6]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7]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9]袁洪亮.人的现代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刘锡洪,英轺.观电学有感[M].台北:文海出版社.
[11]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 [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王梅(1984—),内蒙古科左中旗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与经济。
[关键词]晚清士绅;日本武士;比较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30-03
在中国历史上,士绅是位于四民之首,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群体,构成了传统儒家社会中的中坚阶层。西方学者甚至称中国为“士绅之国”,认为这个阶层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日本幕末和明治时代的武士,也属“士”阶层,享有特权,与中国的士绅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前,士绅与武士同属社会精英、支配阶层,在传统政治体制中,他们的文化教养、政治经济地位均高于百姓,在法律及社会礼仪方面享有特权,构成了各自社会政治体制赖以维持的基础;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冲击,两国的传统精英群体都开始迈向近代化。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向西方学习的改革思潮兴起,洋务及维新运动的展开,士绅在其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同时期的日本武士,更是组织领导明治维新,成为日本近代化国家的主力。尽管士绅与武士阶层都承担了相同的历史使命,然而,日本武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中国的士绅却没有。其中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比较透知一二。
1 构成差别
士绅与武士均属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但其来源及构成有很大差异。
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形成了天然的等级,然而这种等级是可以流动的,尽管这并未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格局,而只是局限于四民之首的士绅阶层,可这也给平常百姓以希望。从纵的方面看,士中介于社会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之间,构成上下对流的通道;从横的方面看,他又构成社会职业阶层的中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交融,士是一个大容体。
按照张仲礼先生的划分,绅士阶层通常包括:
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在职官员除外),包括生员、贡生、进士、状元;
乡居退职官员与乡居有职衔者;
通过捐纳而获取的“监生”,武科功名出身者;其中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绅士的人称为“正途”,通过捐纳而获得的称为“异途”。这样通过科举考试或者捐纳等手段,农、工、商各阶层的普通人民可跻身士绅群体,享受特权;士绅群体内部,下层绅士与上层绅士之间也可以流动,如奖励或者罢黜,生员与监生有机会通过各种途径爬上更高的位置。
武士作为日本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在广义上说包括所有臣属于将军的幕臣、大名及其家臣。德川时代的武士通常指称属于将军的幕臣,包括旗本和御家人以及臣属于各个大名的藩士。在幕府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武士是仅次于大名而高于平民的特权阶层,由于社会等级永远是世袭的,且不能流动,武士与平民之间不能流动,武士阶层内部也等级森严,只有具有相当身份的等级,才能担任相当的职位,这种制度是绝对不能逾越的。
这一差异给中日两国传统精英阶层对知识的价值取向带来重大影响。在中国,士绅的地位由科举考试而定,他们接受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应付科举考试,所学内容为经史子集、封建纲常伦理,因而对学问、知识的取向以是否适用于科举考试进而给他们带来功名富贵为尺度;在日本,武士的地位赖于世袭,与自身的文化教育无太大关系,而与他们在藩镇政权中旅行的行政职能相关,因而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除了伦理道德修养外,是为了增加实际才干。
2 职能差异
士绅在清代国家基层治理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导致:一是清代基层机构设置简单且数量少,难以有效管辖日益庞大而分散的基层社会。二是清代实行的回避制度和频繁的调徙地方官,使得官员难以熟悉民情,有所作为。因此,地方士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朝中央集权的必要补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士绅的社会职能,依赖宗族组织、个人声望、私人关系网等非正式的权力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文化教育、公共设施、民间调节与防卫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士绅既与政府休戚与共,享有种种特权,同时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介,他们(士绅)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武士构成幕府体制的支柱,垄断了德川时代的政治军事职能。武士本以武勇和战斗为职业,但德川时代二百多年的和平,削弱了武士的军事作用,仅是维护藩主城堡或在藩主往江户参觐交代时承担护送及礼仪性工作,相反的是“文”的职能逐渐加强。此时形成的“武士道”精神恰好反映了这一趋势。所谓“武士道”,就是规范武士行为的道德与精神,幕府的《武家诸法度》及各藩的“家训”所做的规定是武士必须认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概括来说,即强调文武双全、忠孝仁义重礼节、能忍耐,以此为标准来把武士培养成治理领地的优秀人才。武士多居住在藩主所在的城市,按各自的身份等级承担官职,直接服务于幕府或藩权力机构。由于武士同为藩政权服务,易于联络,这为后来的维新变革的中下级武士力量的成长壮大提供便利,而这是清王朝士绅所不具备的。
3 西学东渐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带来沉重灾难,另一方面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政治学说等知识。面对西学东渐,中日两国传统知识集团的回应呈现出很大差异。
中国在近代早于日本遭受西方冲击,但未引起关注,这种冲击却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德川时代的日本,同清朝一样,对外实行较中国更为严厉的锁国政策,不仅通商口岸仅限于长崎,而且只允许荷兰与中国商人到长崎进行贸易。尽管如此西方文化仍经荷兰商人传入日本。特别是1720年放宽了“禁书令”后,民间兴起“兰学”热潮。幕府末期,中下级武士开始加入兰学的队伍。民间的兰学教育机构,除教授语言文字外,还授以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冶金、航海等近代科学知识。同时兰学逐渐从民间私学渗透到藩政权和幕府的官学之中。洋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维新变革意识的新力量,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尽管有一批像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士大夫“开眼看世界”,但大部分士绅对近代新式的教育科技毫不在乎。李鸿章奏称:“互市二十年来,……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当时中国能通西方语言者,只有两类,一是广东、宁波一带的买办子弟,二是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设立“义学”所招收的本地贫苦家庭的儿童。清政府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陆续创办一些教授西方语言及科学知识的近代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但士绅对此持排斥与冷漠的态度,各地新式学堂由于师资、经费等问题,难以扩大,而且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有意加强对人们的思想钳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西学很难在中国立足。
4 近代化变革
面对几乎同时而来的机遇和挑战,中日两国的反应再度呈现差异。清王朝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仍以“攘夷狄而尊中华”为核心的传统民族观为思想动力,官绅们忙于组织武装应付内忧,政府的排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士绅对近代化的冷漠,因为他们的本质是屈从。这时幕府中的中下级武士,正在从攘夷运动中崛起,并逐渐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起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会党、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冲击,社会严重动荡不安,大清朝统治者号召、鼓励士绅组织领导武装来应付危局。由于外来的危机影响没有很快地深入内地,当时官绅中很多人把平定内乱看做“济变之略”、“安民靖寇之良谟”、“除暴安良之良法”。他们关注的核心是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地方社会的安宁稳定。因为士绅阶层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传统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这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此外,专制统治下,士绅形成一种承受心理,人们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
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同样因为内忧外患而动乱不安,但农民起义规模、延续时间都不及清朝,因此内忧并不是日本幕末政治关注的核心。相反西方列强的入侵却引起政治变局。一些开明藩主锐意改革,同时西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武士自身参与藩政改革和“攘夷”事业,从而扩大了维新势力。日本的武士阶层之所以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维新变革,可以从这两方面考虑:一是武士经济状况的下降,由于原有封建性、经济、政治地位的急剧下降,不仅不能维持与他们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身份相适应的生活水准,而且需要从事某些第二职业以求生,因而更具有革命维新的动力和决心;二是武士经常一起为藩主服务,便于联络,互相影响,推动藩政权改革。在内外压力下,武士阶层顺应历史潮流,成功武装倒幕,推行了近代化。
5 结 论
近代士绅与日本武士处于同一起始线上,却画出不同历史轨迹,总结起来这一切都是他们所属时代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一个有历史传统的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 士绅作为正统儒家文化的负载者,其知识体系和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不适用于近代社会;“作为一个特权阶级本身,士绅绝不是革命的,秩序和安全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由于种种的局限性,使得士绅在近代化方面迈出的步履显得格外的迟滞与沉重,政府在推行近代化改革时,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墨守成规,极力限制地方发展,尤其是顽固派公然标榜:“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不可易。”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受到阻抑。日本的中下级武士主动学习西学,形成了一批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的勇气和开放心态,成功地领导了本国的近代化。
试看中国近代的屈辱,“正是因为缺少一种刚健激昂、积极果敢、有原则、坚持、不苟且、不猥琐的态度”,无论任何时代积极求变、勇于创新、紧跟时代潮流才是国家民族永立世界之根本。
参考文献:
[1][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2]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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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7]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9]袁洪亮.人的现代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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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梅(1984—),内蒙古科左中旗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