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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开始时，是指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向陕北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这一亘古未有的壮举。后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在甘肃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就指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大本营转移这一伟大历程了。
在这个伟大历程中，何时何地何文件中，第一次把这座推动历史进程的丰碑，称之为“长征”？至今为止，史学界众说纷纭，未成共识。有的认为，首次出现是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５日，党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议中；有的又认为，第一次出现是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里；有的还说，首次出现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凡此说法，都与史实不相符合。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旬，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归于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文件中，把这次转移行动称为“突围”或“长途行军”。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到达贵州后，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仍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为“突围”、“长途运动”而没有称长征。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为执行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军委主席朱德的部署，１月１９日撤离遵义，分三路纵队向遵义地区西北的习水、赤水开进，拟从赤水县城附近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由泸州、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
当红军进入习水境内后，就受到了进入贵州追堵的川军郭勋祺等旅的追击和阻截，并于土城青杠坡发生了激烈战斗。
党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发生的重大变化，遂决定将原定由赤水县城渡河北上改变为从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红军进入川南后，不仅长江沿岸已为川军重兵防守，红一军团第一、二两个师在三岔河、永宁“被敌截断”，而且川军还有“继续截击我军的可能”。由川南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党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悄然无声地进入滇东北扎西（今为威信）地区。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于惊异之中，急急忙忙致电所属各部大声疾呼：“刻下匪踪不甚明了”，各部须“速派侦探侦察具报”。
红军在扎西地区又一次获得短时间休息整顿的同时，接替博古负党的总责的张闻天，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对土城战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要利用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黔北敌人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作战方向转向黔北，在运动战中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又下令各军团进行“缩编”，以增强部队战斗力。经过上述工作后，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这时，川、滇两军各以一部兵力向扎西地区包围而至。党中央、中革军委决计“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指挥红军重返贵州，以中央军薛岳部及黔军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开创新局面。
在回师贵州途中，党中央、中革军委为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战斗胜利的信心，于２月１６日，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向全军指战员说明了暂时停止渡江向川西北发展的理由，提出了打大胜仗消灭大量敌人，以武装自己和川、滇、黔边千百万工农民众，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红军总政治部为配合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动员号召，一面就战前部队的“收容工作”和如何“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等问题向各部队发出了“训令”，一面又为动员黔北工农民众积极支持、配合红军作战，２月２３日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我们现在转回到黔北来，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军阀——贵州王家烈及蒋介石主力的周（浑元）薛（岳）纵队”。“我工农红军亦将与黔北工农及一切干人（即穷人的意思——笔者注）们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创造黔北苏维埃”，“以谋永远的解放和自由”。
自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这个文件中，把中央红军从江西战略转移贵州的历程，称之为“长征”后，５月下旬，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在川、黔、滇边的包围圈，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北端之冕宁县时，红军总司令朱德为向彝族同胞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的道理，在他签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从此，“长征”称谓才在中共中央文献中及毛泽东、张闻天的讲话里开始得到使用。
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一代伟人毛泽东，从贵州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转进途中，一路怀着厚重的情感，用诗和词纵情高歌赞颂。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那脍炙人口、鞭辟入里的论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优美辞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责编肖黎）
在这个伟大历程中，何时何地何文件中，第一次把这座推动历史进程的丰碑，称之为“长征”？至今为止，史学界众说纷纭，未成共识。有的认为，首次出现是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５日，党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议中；有的又认为，第一次出现是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里；有的还说，首次出现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凡此说法，都与史实不相符合。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旬，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归于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文件中，把这次转移行动称为“突围”或“长途行军”。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到达贵州后，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仍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为“突围”、“长途运动”而没有称长征。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为执行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军委主席朱德的部署，１月１９日撤离遵义，分三路纵队向遵义地区西北的习水、赤水开进，拟从赤水县城附近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由泸州、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
当红军进入习水境内后，就受到了进入贵州追堵的川军郭勋祺等旅的追击和阻截，并于土城青杠坡发生了激烈战斗。
党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发生的重大变化，遂决定将原定由赤水县城渡河北上改变为从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红军进入川南后，不仅长江沿岸已为川军重兵防守，红一军团第一、二两个师在三岔河、永宁“被敌截断”，而且川军还有“继续截击我军的可能”。由川南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党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悄然无声地进入滇东北扎西（今为威信）地区。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于惊异之中，急急忙忙致电所属各部大声疾呼：“刻下匪踪不甚明了”，各部须“速派侦探侦察具报”。
红军在扎西地区又一次获得短时间休息整顿的同时，接替博古负党的总责的张闻天，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对土城战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要利用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黔北敌人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作战方向转向黔北，在运动战中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又下令各军团进行“缩编”，以增强部队战斗力。经过上述工作后，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这时，川、滇两军各以一部兵力向扎西地区包围而至。党中央、中革军委决计“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指挥红军重返贵州，以中央军薛岳部及黔军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开创新局面。
在回师贵州途中，党中央、中革军委为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战斗胜利的信心，于２月１６日，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向全军指战员说明了暂时停止渡江向川西北发展的理由，提出了打大胜仗消灭大量敌人，以武装自己和川、滇、黔边千百万工农民众，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红军总政治部为配合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动员号召，一面就战前部队的“收容工作”和如何“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等问题向各部队发出了“训令”，一面又为动员黔北工农民众积极支持、配合红军作战，２月２３日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我们现在转回到黔北来，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军阀——贵州王家烈及蒋介石主力的周（浑元）薛（岳）纵队”。“我工农红军亦将与黔北工农及一切干人（即穷人的意思——笔者注）们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创造黔北苏维埃”，“以谋永远的解放和自由”。
自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这个文件中，把中央红军从江西战略转移贵州的历程，称之为“长征”后，５月下旬，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在川、黔、滇边的包围圈，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北端之冕宁县时，红军总司令朱德为向彝族同胞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的道理，在他签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从此，“长征”称谓才在中共中央文献中及毛泽东、张闻天的讲话里开始得到使用。
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一代伟人毛泽东，从贵州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转进途中，一路怀着厚重的情感，用诗和词纵情高歌赞颂。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那脍炙人口、鞭辟入里的论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优美辞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