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朝九晚五，成了朝九晚“无”。华灯初上，别人下班了，加班族却依旧奋斗在辛勤劳作的第一线。全球著名人力资源公司翰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上海目前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超时工作人数已经超过香港地区。
　　
　　加班族敢怒不敢言
　　近年来，以企业白领为代表的加班族，开始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他们虽然拿着较为丰厚的报酬，但是却为“上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健康被严重透支。朱静在一家软件公司，两年前，她从大连调到北京。北京的工作压力让她很难适应，她常常抱怨加班挤压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也因为如此，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许多人在私下对超时工作抱怨不迭，但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此类问题的人却寥寥无几。调查显示，上海市在每天多达百余件的劳动维权电话投诉中，劳动者投诉欠薪、欠保、欠加班费、合同等方面的问题占了绝大多数，而对加班时间超出法律规定的问题，一连几个月里几乎没有一件。偶尔的一两次投诉，也大多出现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且往往是在员工准备离开单位或已经离开单位后才会发生。
　　
　　为了生存忍气吞声
　　员工之所以“搏命加班”，主要是出于三种担忧：一是怕丢饭碗；二是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三是怕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
　　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的小張，是2007年的应届毕业生，他表示，如今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为了找到这份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自己已经在实习期间拼掉了半条命，工作后如果连加班都不乐意，那自己又到哪找这个饭碗呢？广告公司从设计到制作，每个环节的员工几乎都要加班，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如果不按时完成客户的要求，就会被踢出局的。
　　此外，在“自愿加班”的员工中，多数是出于与同事竞争而被迫“赶鸭子上架”，或者希望通过加班来博得老板的赏识。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的刘小姐说，自己下班后经常得陪客户参观工厂，否则到手的业务就可能被别人抢走。坚持加班的人明白自身的处境，虽然不愿意长期加班，但为了生存，为了能有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对加班也只能忍气吞声。
　　
　　“加班文化”谁来制止？
　　朝九晚“无”已经使得过度工作、超时加班成为难以逆转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促成过度加班的氛围在全社会渐渐弥漫，成为一种可怕的“加班文化”。拷问这种“加班文化”，人们发现，其根源在于两大缺失：一是观念方面的缺失。一位IT人士说，国内IT行业被列为“过劳死”的高发区，员工的加班已成为常态；但同样在欧美IT企业工作的员工，却常常被通知甚至强制休假。
　　基于此，“以人为本”就必须成为企业管理的前提。不顾惜生命价值，将生命作为可牺牲成本的工作模式不应成为宣扬的对象，我们期待“人”的观念真正在全社会彰显。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失。由于企业处于强势，员工处于弱势，在双方的博弈中，员工既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手段，更缺乏真正有效的维权机构。在制衡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维权很难得到彻底解决。
　　问题在于，在我国目前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无法取得相应的赔偿。《劳动法》虽然规定了每周五天和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对于限制超时加班问题，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这应该引起相关劳动保障部门足够的重视，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研究出台相应政策予以预防和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