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3日，由《中国青年报》和佳能公司联合主办的“1998年度十佳青年摄影记者”颁奖活动在北京举行。获奖者除新华社记者刘宇（正在南联盟采访）未出席外，其他获奖和提名者都会聚北京。
　　藉此时机，我们编辑部也邀请了几位“十佳”和“提名”。《武汉晚报》邱焰有采访任务在“茶座”召开前赶回了武汉；《中国日报》徐京星在颁奖会后立即返回了香港；卢北峰本已答应前来，但报社的工作又让他错过了一次“神侃”的机会；新华社军分社的李刚也因故未能光临，于是本来想办得隆重一点的“座谈会”，后来只能成为“小聚”了——这些排除万难，参加本期茶座的记者是：《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的后起之秀柴继军、原《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已转投《北京青年报》的程铁良，还有从广州赶来的《新快报》的两大“名记”宋布军和李洁军。本刊编辑王大莉、那日松、吴砚华也参加了座谈
　　话题还是从“ 十佳评选”开始——
　　
　　程铁良：我觉得有些人对评选出来的“十佳记者”有一点误解。一出去，就有人说，呦，你是“十佳记者”。实际上，他往往忽略了前面的几个字“1998年度”,包括以前的“什么什么年度”。所以说“十佳记者”只能代表这个主办单位评选的一个年度的“十佳记者”。这和各行各业每年评选出来的先进工作者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也没有必要把“十佳记者”这个荣誉看得多么光芒四射。
　　主持人：就你们这个职业摄影记者的圈子而言，你们觉得评出来的这些人是不是确实比较出色呢？还是有更好的没有评出来，或是有的人有好作品但是没有参加？
　　宋布军：有可能有的人没送，从后面参赛者的名单就能看出来。但是，评出来的这十个人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吧。
　　程铁良：从参赛的人选当中评出来的这些“十佳摄影记者”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今年参加评选的摄影记者是97位，你想，全国有多少个摄影记者？有很多记者都没有送稿，有可能没送稿的记者当中就有高水平的。
　　主持人：铁良，你是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参加“十佳”评选的，不过你现在已经身在《北京青年报》了，谈谈你怎么从“中青报”这种“大报”跑到“北青报”这种“小报”去了？
　　程铁良：有的人说我是从高处向低处走，“中青报”是大报，“北青报”是地方报，前几天听说“北青报”发行量突破了50万，你说它是大报还是小报？我想换一种思路和环境，打破原来的思维定式。“北青报”的操作空间也相对大一些。
　　李洁军：报纸市场化现在已经非常普通了，就不存在中央大报和地方小报的问题。老宋就经常对我们说，没有小报纸只有小记者。你自己就把自己看成小报纸、小记者，那你永远也走不出去。比如，北京的新闻，我们照样来做。
　　程铁良：市场化的趋势不可挡。
　　主持人：“北青报”反映的内容很贴近百姓生活。
　　程铁良：对。我们的总编辑给我们的定向是两个贴近：一个是贴近生活，一个是贴近百姓。所以图像表现的也是这些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我拍了三个在四川大凉山志愿服务的姑娘，这三个姑娘分别来自日本、美国和台湾，她们在那里教书，已经四年了，当时我给这组照片起的题目叫“世界有爱”。到主编那儿就枪毙掉了，说不行，这题目太虚，太宏观，必须起一个实实在在的题目。后来，就起了一个叫“大凉山里来了志愿者”。所以很多题目就非常口语化，通俗化。
　　主持人：这种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的新闻事件，可能很多摄影爱好者更容易捕捉到。
　　程铁良：实际上有些爱好者如果对他在技术上稍微训练以后，就可以拍到好照片了。“北青报”在选择图片时有一个特点：你能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就可以了。比如这个地方着火了。可记者没能赶到，那你把这事完整地拍下来了，拍摄技巧也许不精道，没关系，你的片子第二天就能上报。
　　李洁军：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栋大楼失火，一个读者在第一时间拍到了，而且拍得非常好，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报纸，他给我们热线打电话，热线就呼我，我说，你立刻让这个读者把胶卷送过来，我给他冲洗，给他报销路费，另外我还给他胶卷，还给他开稿费。这读者一听，很高兴，打个的就来了。我马上冲洗，照片出来了，我留下照片，底片还给他，并且报销了路费，给了他三个胶卷，并告诉他，稿费照开，一张照片开三百。
　　很多摄影爱好者没有这种意识，但是有人就长期被报纸熏陶得有这个意识。
　　宋布军：对于一个爱好者来说，他首先应该热爱生活，理解生活，这样才能对他周围的生活有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够拍得更好一点。
　　柴继军：说到贴近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深的问题。纯粹的爱好要比职业摄影师对摄影看得更神圣一些，因为这种情况下，他的功利色彩少。摄影记者摄影是为了工作，是任务。国外好多人拍照片，我看好多是在一种特别自由的状态，完全是一种娱乐，为了享受或表达一种观点。这种状态特别难得，至少在中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气候。前些天我到“少年报”看他们的比赛照片，我觉得特别雷同，很少有让大人看得吃惊的照片，或绝对是孩子眼里的照片。贴近生活，要有贴近生活的心态。一拍照片就想我拍这张照片要得什么什么奖。这不行。
　　在相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技术已不是问题。还是心态问题。包括摄影记者，拍的时候也会想得奖，因为得了奖对自己评职称什么的很有好处，这种功利思想不好消除。“北青报”有的时候照片是挺绝的，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叫“星期五”的西餐厅，这个餐厅做西餐是很有名的，有一天，它旁边开了一个叫“星期六”的餐厅，记者就把这两个餐厅拍下来了，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挺可爱的。
　　程铁良：“北青报”的摄影记者，有一个特点是用一种百姓的眼光看待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感觉到要肩负着国家的责任和重托的这种重负感它更多的是利用摄影的手段来看待百姓的日常生活。
　　我到《北京青年报》一个月，和在《中国青年报》相比，我在干活上还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都是青年报，都在拍照片。干活还是干同样的活，我觉得有几点不一样，一个是“北青报”它所使用的照片指向性不是很强，它对一个事件的各个角度的拍摄都需要。在“中青报”时我可能就会想，我拍这张照片是能上第一版呢还是上第二版，如果不好就二版了，再弄不好就“毙菜”（完蛋）了。还有，就是我拍的稿子都有文字记者为它起好名字写好新闻稿，因为采访时一般都是两个人同时进行的。
　　李洁军:这点我比你就累多了，我既要全方位地拍照片又要采访，然后要给两家报纸发稿，因为我们是报业集团，文字来不及就电话发稿，不论在哪儿，当日发生的新闻事件当日就得发。
　　主持人：这种又拍又写的状态不影响你拍摄么？
　　李洁军：不影响，我觉得在不断地拍照片就是在不断地观察现场，不断地记录现场，拿出本来记，一个标语的口号，挽联上写的什么都要记下来。“北青报”的做法已经是一种操作，是报纸杂志电视化的一个流程，但它跟电视还不一样，电视画面过去就过去了，大图片的报纸第二天就出来了，读者可以细细揣摩。
　　程铁良：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北青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价系统。专门聘请了一个调查公司，专门调查“北青报”的版面，我们的摄影版也在其列，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指标是阅读率。阅读指数一低，马上就得研究调整。
　　宋布军：调查出来的阅读指数和你们对自己照片的感觉总是一致的么？读者的眼光和你们是同等的么？
　　程铁良：和我们自己的感觉基本一样。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月照片不怎么好，阅读指数准下来。我们的目的就是为读者。“北青报”非常注重“版相”，就是版面的面貌形象。除了文章和图片要好，版相也要好。读者买了报纸并不是马上就读，他会先看版相，哪版的版相好，就读哪版。色彩搭配、黑白的对比要强调。
　　主持人：走到职业摄影这一步了，还想参加比赛么？
　　李洁军：没想过，没时间。新闻摄影走向职业化就培养了一群“报虫”。天天围绕报纸干活，拍照片。职业化进程，真的形成了“两大革命阵容”。搞艺术、搞沙龙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再看那些风光摄影的片子，拍得简直是太棒了，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离这些远得不得了。但是看看我们的职业化进程走得也非常好。我们已经很职业了，就是一切为了版面，一切为了报纸。
　　主持人：这也是一种乐趣吧！
　　宋布军：说实在的，一年365天，天天要出报纸，天天要拍照片，但是，真正能让你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场面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很平常的，甚至是很没劲的新闻，但是你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你必须把它拍好。你就是干这个的，报纸要用照片，你就得拿出画面很好的照片来。
　　程铁良：作为摄影记者。他最希望的是能把他拍的照片发出去，这是他幸福所在。突发性事件并不是常有，尤其是灾难性的，我们做记者的也不愿见到。但在平时，你也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新闻。所以，我们培养很多“线人”，这些“线人”就是在最基层工作的人。他们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都会给他奖励。这也和稿酬的多少有关，原来稿酬很低，人家也不愿意做，现在就不一样了。《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一个版的照片，1000到2000元，你想想，这是什么动力。
　　李洁军：利用一切关系，不放过任何机会。广州有个记者曾试图签证到南斯拉夫，但没能通过。
　　柴继军：有一个例子最明显。有一天早上，在毛主席纪念堂装修完了第一次开放，我们报是我到那里去的，早上六点多，我就在那儿等着，我看到卢北峰来了。拍完了，我就准备回去发稿，我问卢北峰，你还准备去哪儿，他说我得去中国革命博物馆。我们那里是张左去的。这么着，他一天干我们两个人的活。晚上，8点多又有一件突发事件，第二天，“北青报”头版发稿，也是卢北峰拍的。这一天他一个人干三件事，我们一人干一件，还有一件给落下了。我想这也是一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