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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今后，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按照党中央改革的思路，2013年年底，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新股发行制度将从审核制向注册制过渡。2014年，中国证监会高层人士在各种场合多次指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在稳步推进中，将在对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后推出股票发行注册制。2014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快制定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方案， 同月，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初稿已经上报给国务院。至此，我国股票市场发行体制的改革即将掀开新的一幕。
我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展开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才刚刚在中国兴起，一些中小型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率先引入了企业股权股份制形式，其中大部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以向企业内部职工以股权的形式进行集资合股经营，也有少数企业向企业外部人员以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股权集资，但由于当时人们对股票这一新兴事物知之甚少，认购股票的热情不高，某些企业甚至需要动员干部带头认购。一些企业发行股票后，为了解决股票的转让问题，企业与个别信托公司合作，在信托公司营业部开设了转让企业股票的业务，我国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就此诞生。这一时期企业股票的发行与交易只是在少数大城市里进行，并未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市场。随着各地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进程的加快，发行股票的企业越来越多，股票需要转让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全国性股票交易市场，各地政府对在当地设立证券交易所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上海和深圳两地政府积极筹备并向中央竭力争取在当地开设证券交易所。在各方努力下，经国务院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两家全国性的股票交易市场就此成立。股票交易所的设立和挂牌股票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极大地推动了各地企业发行股票和挂牌上市的积极性，一大批企业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希望经过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融资并挂牌上市。
由于股票市场刚刚起步，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很不成熟，加上人们对这一新兴市场的认识也十分粗浅，证券业务的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2年前中国证监会尚未设立）对各地发行股票并希望在上海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采取了额度管理的办法严格控制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额，并根据股份制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按地区和行业部门分配股票发行额度。在股份制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给予较多的额度，一些边远地区和股份制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发行股票的额度较少。为了解決国有大中型企业融资的困难，一些急切需要资金的行业管理部门也有发行股票的额度。股票发行额度分配到各地各部门后，主要是由各地政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来选择确定哪些企业可以发行股票，股票发行的价格也基本上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商定，在上报央行后经批准即可发行和上市。由于当时人们对股票市场仅仅认识为是一个为国有经济服务、为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难的这样一个场所，因此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大多为各地各行业中较为优秀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股票发行额度管理下的股票发行基本上在企业所在地进行，发行方式一般有以下两种：一是发行股票认购证，然后对股票认购证的号码进行抽签，中签的股票认购证可以认购一定数量的新股；二是全额预缴款认购新股，按照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额和预缴款总额的比例分配可以认购新股的金额。这两种发行股票的方式都引起了资金短时期内向发行股票所在地集中流动的现象，并且发行时间较长、成本较高，总体来说股票发行的效率不高。为提高发行效率，也为了改变新股认购人的地域局限性，中国证监会推出了利用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网上发行新股，这大大缩短了新股发行时间，降低了新股发行成本，但此时新股发行仍然实行额度审批制。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颁布实施，按照《证券法》对企业股票发行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股票发行核准制，《证券法》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专设发行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核企业股票的发行事宜。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新股发行的条件、发行程序、审核事项等，新股的发行从之前的额度控制下的行政审批制过渡到了核准制，新股发行的批准权也由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收归证监会，拟发行新股企业的申请在经过发审委进行审核通过后再经证监会批准后发行上市。至此，我国实行了十年之久的新股发行额度管理制让位于审核制。新股的发行方式一度采取了上网竞价的方式。但网上竞价认购新股方式虽然体现了新股发行的市场化，但出现了新股发行价格畸高的新问题，一方面造成发行股票企业募集的资金大大超过拟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超募的资金只能存于银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一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合理衔接。为兼顾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管理部门将新股发行方式改为向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按其持有股票市值配售新股。持有股票的股民按市值的多少分配到多少不等的新股申购号，通过摇号确定能否申购新股。同时为改变新股发行价格畸高的现象，证监会此后改变了新股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采用了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来确定新股的发行价格。2006年，中国证监会对股票发行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引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人制度，并将新股发行的询价机制进一步规范化，对于拟发新股的公司也明确提出了财务上的要求。2009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将申购新股的投资者分为网上和网下两部分，目的是将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战略投资者和一般的个人投资者区分开来。以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新股发行中的一些程序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新股的发行仍然需要经过发审委的审核后才能被批准发行。2011年后，新股发行改革的重点放在了信息披露方面，新股发行市盈率也有一定的限制，这一规定虽然解决了新股高发行价的顽症，但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也引来了市场内外的许多质疑声。2012年10月后，由于股票市场持续低迷，中国证监会开始酝酿对新股发行体制作进一步的改革，虽然并没有正式宣布IPO暂停，企业也仍在正常的申报IPO的材料，但实际上新股的发行处于暂停的状态。在暂定新股发行期间，中国证监会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IPO企业自查和核查的工作，一部分企业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带队等待IPO重新开始的行列，但仍有大量的企业欲通过IPO上市。 2013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突出了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方向，明确了股票发行审核以企业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市场化发行机制，在审核理念上发审委不再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做出判断，同时引入了老股存量发行的做法。在新股發行价格和配售方面，《意见》赋予了发行人和承销商新的权利。新股发行价格由发行人和作为承销人的证券公司自行协商确定。同时引入主承销商自主配售机制，网下发行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在提供有效报价投资者中自主选择对其配售新股等等新的举措。2013年底，暂定一年多的IPO重启，首批已经通过发审委审核的企业拿到了发行新股的批文。然而，由于《意见》的一些政策措施存在着重大漏洞，一些企业的发行人和承销商利用这些漏洞制定出符合《意见》但明显不合理的新股发行方案。虽然说《意见》从2014年6月即开始征求人们的意见，社会各界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人们也迫切希望重启的IPO能对之前新股发行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有所改变，但最终又一次引起人们的极大失望。应该承认管理部门也确实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实践证明，由于缺乏与《意见》相配套的制约和惩罚措施，从新股的申购和配售直至新股的上市交易等各个环节均存在诸多不合理的问题。针对新股发行中种种乱象，监管当局不得不紧急出台新的指导意见。在2014年年初新股IPO重启发行了48家公司并上市后，IPO工作实际上又陷于停止状态，其中一方面是拟上市的企业需要补充新的会计年度报告等资料，另一个原因也与本次IPO改革方案不尽完善有关，管理部门需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对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不理想也使得管理部门对IPO工作更加谨慎。针对前面所述的IPO中暴露出来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证监会对新股发行改革方案作了一系列的修改和调整。2014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经过修改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对新股发行与承销有了最新的规定，这一规定延续到今。
应该说这一次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是管理部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并且广泛听取了多方意见后才出台的，也是历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中最为全面和最为市场化的一次，但最终却又陷于失败的尴尬境地。从管理层改革新股发行体制的初衷看，是寄希望于此次改革为过渡到新股发行实行注册制做准备，股票发行人和承销商在新股定价和配售权方面给予的权利以及实行老股转让等，都可能出现在今后实行的新股发行注册制之中。但是，此次发行体制改革实行的结果却出现了与管理部门的期望大相径庭的局面，股票发行人和承销商在股票定价、配售以及老股转让等方面毫不不顾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只顾为自身谋取最大利益的做法引起了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极大不满。最终迫使管理部门不得不再次暂定新股发行，重新回到由管理部门行政调控新股发行的老路上。我们认为这是管理部门在制订政策时过于理想化，与市场实际脱节所致。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新股发行当然也应该是市场化，但是，证券市场更应该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而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法治环境并不理想，并不具备实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的条件和环境。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在信息披露环节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对于证券市场上层出不穷的造假上市、包装上市、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例，目前还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违法违规的成本过低，投资者的利益从根本上还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我们认为，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环境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制订严厉的惩戒制度，让违法者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并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震慑以身试法者。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法规定环境下，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纵观中国股票市场从无到有的近三十年的历程，其中有着无数的反复和曲折，但是发展的成果无疑是十分巨大的，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已经成长成为世界上市值名列前茅的大市场，许多国内的优秀企业上市，尤其是那些对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通过上市完善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管理部门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仍主导着股票市场，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呵护无处不在。我们认为，即便之前的改革没能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成果，也不能就此抹杀改革的成效，放弃改革的理念。我们要分析原因，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正确的策略措施，坚定不移地走继续改革的道路。在对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中，同样我们要认真分析历次改革的经验教训，汲取其中为市场所接受的成功经验，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案，以实现新股发行的市场化为目标，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在改革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市场各方共赢的局面。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中也必须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以市场为导向，减少行政干预，让为市场所接受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顺利的发行股票和上市，使得资本的配置能达到最优化。纵观我国股票市场发行制度改革的历程，无论是额度管理下的审批制还是之后实行的审核制，新股发行制度行政化管理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全面走向市场化的背景下，新股发行体制必须加以改革，党中央提出的新股发行制度由审核制过渡为注册制正是坚持市场化理念的重要一步，也是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改革进程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
我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展开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才刚刚在中国兴起，一些中小型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率先引入了企业股权股份制形式，其中大部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以向企业内部职工以股权的形式进行集资合股经营，也有少数企业向企业外部人员以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股权集资，但由于当时人们对股票这一新兴事物知之甚少，认购股票的热情不高，某些企业甚至需要动员干部带头认购。一些企业发行股票后，为了解决股票的转让问题，企业与个别信托公司合作，在信托公司营业部开设了转让企业股票的业务，我国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就此诞生。这一时期企业股票的发行与交易只是在少数大城市里进行，并未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市场。随着各地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进程的加快，发行股票的企业越来越多，股票需要转让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全国性股票交易市场，各地政府对在当地设立证券交易所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上海和深圳两地政府积极筹备并向中央竭力争取在当地开设证券交易所。在各方努力下，经国务院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两家全国性的股票交易市场就此成立。股票交易所的设立和挂牌股票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极大地推动了各地企业发行股票和挂牌上市的积极性，一大批企业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希望经过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融资并挂牌上市。
由于股票市场刚刚起步，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很不成熟，加上人们对这一新兴市场的认识也十分粗浅，证券业务的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2年前中国证监会尚未设立）对各地发行股票并希望在上海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采取了额度管理的办法严格控制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额，并根据股份制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按地区和行业部门分配股票发行额度。在股份制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给予较多的额度，一些边远地区和股份制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发行股票的额度较少。为了解決国有大中型企业融资的困难，一些急切需要资金的行业管理部门也有发行股票的额度。股票发行额度分配到各地各部门后，主要是由各地政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来选择确定哪些企业可以发行股票，股票发行的价格也基本上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商定，在上报央行后经批准即可发行和上市。由于当时人们对股票市场仅仅认识为是一个为国有经济服务、为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难的这样一个场所，因此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大多为各地各行业中较为优秀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股票发行额度管理下的股票发行基本上在企业所在地进行，发行方式一般有以下两种：一是发行股票认购证，然后对股票认购证的号码进行抽签，中签的股票认购证可以认购一定数量的新股；二是全额预缴款认购新股，按照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额和预缴款总额的比例分配可以认购新股的金额。这两种发行股票的方式都引起了资金短时期内向发行股票所在地集中流动的现象，并且发行时间较长、成本较高，总体来说股票发行的效率不高。为提高发行效率，也为了改变新股认购人的地域局限性，中国证监会推出了利用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网上发行新股，这大大缩短了新股发行时间，降低了新股发行成本，但此时新股发行仍然实行额度审批制。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颁布实施，按照《证券法》对企业股票发行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股票发行核准制，《证券法》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专设发行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核企业股票的发行事宜。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新股发行的条件、发行程序、审核事项等，新股的发行从之前的额度控制下的行政审批制过渡到了核准制，新股发行的批准权也由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收归证监会，拟发行新股企业的申请在经过发审委进行审核通过后再经证监会批准后发行上市。至此，我国实行了十年之久的新股发行额度管理制让位于审核制。新股的发行方式一度采取了上网竞价的方式。但网上竞价认购新股方式虽然体现了新股发行的市场化，但出现了新股发行价格畸高的新问题，一方面造成发行股票企业募集的资金大大超过拟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超募的资金只能存于银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一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合理衔接。为兼顾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管理部门将新股发行方式改为向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按其持有股票市值配售新股。持有股票的股民按市值的多少分配到多少不等的新股申购号，通过摇号确定能否申购新股。同时为改变新股发行价格畸高的现象，证监会此后改变了新股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采用了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来确定新股的发行价格。2006年，中国证监会对股票发行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引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人制度，并将新股发行的询价机制进一步规范化，对于拟发新股的公司也明确提出了财务上的要求。2009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将申购新股的投资者分为网上和网下两部分，目的是将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战略投资者和一般的个人投资者区分开来。以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新股发行中的一些程序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新股的发行仍然需要经过发审委的审核后才能被批准发行。2011年后，新股发行改革的重点放在了信息披露方面，新股发行市盈率也有一定的限制，这一规定虽然解决了新股高发行价的顽症，但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也引来了市场内外的许多质疑声。2012年10月后，由于股票市场持续低迷，中国证监会开始酝酿对新股发行体制作进一步的改革，虽然并没有正式宣布IPO暂停，企业也仍在正常的申报IPO的材料，但实际上新股的发行处于暂停的状态。在暂定新股发行期间，中国证监会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IPO企业自查和核查的工作，一部分企业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带队等待IPO重新开始的行列，但仍有大量的企业欲通过IPO上市。 2013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突出了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方向，明确了股票发行审核以企业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市场化发行机制，在审核理念上发审委不再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做出判断，同时引入了老股存量发行的做法。在新股發行价格和配售方面，《意见》赋予了发行人和承销商新的权利。新股发行价格由发行人和作为承销人的证券公司自行协商确定。同时引入主承销商自主配售机制，网下发行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在提供有效报价投资者中自主选择对其配售新股等等新的举措。2013年底，暂定一年多的IPO重启，首批已经通过发审委审核的企业拿到了发行新股的批文。然而，由于《意见》的一些政策措施存在着重大漏洞，一些企业的发行人和承销商利用这些漏洞制定出符合《意见》但明显不合理的新股发行方案。虽然说《意见》从2014年6月即开始征求人们的意见，社会各界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人们也迫切希望重启的IPO能对之前新股发行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有所改变，但最终又一次引起人们的极大失望。应该承认管理部门也确实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实践证明，由于缺乏与《意见》相配套的制约和惩罚措施，从新股的申购和配售直至新股的上市交易等各个环节均存在诸多不合理的问题。针对新股发行中种种乱象，监管当局不得不紧急出台新的指导意见。在2014年年初新股IPO重启发行了48家公司并上市后，IPO工作实际上又陷于停止状态，其中一方面是拟上市的企业需要补充新的会计年度报告等资料，另一个原因也与本次IPO改革方案不尽完善有关，管理部门需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对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不理想也使得管理部门对IPO工作更加谨慎。针对前面所述的IPO中暴露出来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证监会对新股发行改革方案作了一系列的修改和调整。2014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经过修改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对新股发行与承销有了最新的规定，这一规定延续到今。
应该说这一次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是管理部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并且广泛听取了多方意见后才出台的，也是历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中最为全面和最为市场化的一次，但最终却又陷于失败的尴尬境地。从管理层改革新股发行体制的初衷看，是寄希望于此次改革为过渡到新股发行实行注册制做准备，股票发行人和承销商在新股定价和配售权方面给予的权利以及实行老股转让等，都可能出现在今后实行的新股发行注册制之中。但是，此次发行体制改革实行的结果却出现了与管理部门的期望大相径庭的局面，股票发行人和承销商在股票定价、配售以及老股转让等方面毫不不顾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只顾为自身谋取最大利益的做法引起了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极大不满。最终迫使管理部门不得不再次暂定新股发行，重新回到由管理部门行政调控新股发行的老路上。我们认为这是管理部门在制订政策时过于理想化，与市场实际脱节所致。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新股发行当然也应该是市场化，但是，证券市场更应该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而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法治环境并不理想，并不具备实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的条件和环境。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在信息披露环节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对于证券市场上层出不穷的造假上市、包装上市、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例，目前还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违法违规的成本过低，投资者的利益从根本上还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我们认为，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环境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制订严厉的惩戒制度，让违法者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并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震慑以身试法者。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法规定环境下，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纵观中国股票市场从无到有的近三十年的历程，其中有着无数的反复和曲折，但是发展的成果无疑是十分巨大的，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已经成长成为世界上市值名列前茅的大市场，许多国内的优秀企业上市，尤其是那些对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通过上市完善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管理部门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仍主导着股票市场，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呵护无处不在。我们认为，即便之前的改革没能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成果，也不能就此抹杀改革的成效，放弃改革的理念。我们要分析原因，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正确的策略措施，坚定不移地走继续改革的道路。在对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中，同样我们要认真分析历次改革的经验教训，汲取其中为市场所接受的成功经验，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案，以实现新股发行的市场化为目标，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在改革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市场各方共赢的局面。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中也必须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以市场为导向，减少行政干预，让为市场所接受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顺利的发行股票和上市，使得资本的配置能达到最优化。纵观我国股票市场发行制度改革的历程，无论是额度管理下的审批制还是之后实行的审核制，新股发行制度行政化管理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全面走向市场化的背景下，新股发行体制必须加以改革，党中央提出的新股发行制度由审核制过渡为注册制正是坚持市场化理念的重要一步，也是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改革进程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