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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重量级”的歌手。
身材不高，挺胖，在一众帅哥靓女之中，特别显得与众不同。
韩红也曾因为自己的身材而感到迷惘，年少时，她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结果，屡屡受挫，还得了个“一口闭”的外号。何为“一口闭”？顾名思义，就是唱一句就唱不下去，但，这不是韩红本人的问题，而是因为评委，听了一句，看了一眼，就喊停：“好了，别唱了。”语气，可能还有点不耐烦。
有一阵子，她特别伤心、难过，但是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音乐，是她的宿命。
一个执著的人，怀揣着音乐梦想，终于，有一天，用奶奶卖冰棍攒下的3万元钱，自费拍了自己的第一支MV《喜马拉雅》，又自费20万元，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雪域光芒》。
她是雪域高原的孩子，始终记着，流淌在自己血管中的西藏血液。她唱歌，中气十足，声音高亢、嘹亮，带着藏族歌手特有的土地、阳光和高原的气息，仿佛要将攀向天路的勇气、力量和天高地远的纯洁都倾泻在她的歌声中。
其中，有没有一点点的忧伤？
当9岁她离开昌都到北京去的时候，西藏，留给她的，并不是童年的无忧无虑。
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雍西是著名的藏族歌唱家，忙于演出和工作，对韩红来说，童年的生活，其实是一段备感痛苦、灰色暗淡的记忆。
后来，到北京，与奶奶和叔叔相依为命。酷爱音乐的她，于1987年进入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演出队。说是说演出队，平时，还是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通信兵，只是有演出的时候，她才能化妆、出发，到基层去表演。也就是在那短短的几天里，她才能真正地享受音乐带给她的快乐。
这样的快乐，是短暂的。回来之后，她又会重新回到平静、刻板的生活中去，那种分裂的状态，让她受不了……总之，别看人家胖，苦水，也是一肚子。直到《天亮了》刺激了我们的泪腺，直到《天路》借由春晚的舞台唱到街知巷闻，韩红，才真正像她的名字一样，红了。
正是那些曾经的挫折和打击、孤独与寂寞，造就了今天歌坛的韩红，一个坚强、自信的歌者，唱着属于她自己的天路情歌，用心，动情。
因为，那些故事，都是风雨中的美丽。
2012年伊始，1月14日，韩红将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举办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当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响起，你会不会想起从前，就像韩红她自己一样？
天生不是干这个的料？
《新民周刊》：你的母亲雍西是藏族著名歌唱家，曾因创作和演唱《北京的金山上》而家喻户晓，父亲也是文艺工作者，父母是不是对你影响特别大？
韩红：他们不太支持我做歌手，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让我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以后当医生，救死扶伤，能够帮更多的人。小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去规划我的未来，只是说酷爱音乐，就一直走到了今天。当然，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总有影响。
《新民周刊》：据说你5岁时就参加合唱队唱歌，却因“一口闭”没当成领唱，什么是“一口闭”？
韩红：“一口闭”不是在我5岁参加合唱团的时候，那是我14岁之后，参加各种唱歌比赛，张口唱一句，评委就说：“好了，可以了。”喊停。喊停，不是觉得你唱得不好，而是觉得你的形象不好。他们的意思就是：不用唱了，天生不是干這个的料！
《新民周刊》：评委这样说的话，对你的自信心是不是也打击比较大？
韩红：很难过！但是我属于脸皮比较厚的一类人，这事一过，就把它忘了。小孩嘛，不会想太多，也没有特别把这当回事。不过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都很喜欢我唱歌，这给了我信心。
《新民周刊》：1987年是怎么进入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演出队的？一开始却担任通信兵的职务？
韩红：那也是因为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唱完了，对方一看，这小孩不错，问我：多大了？又说：“我们在招一个业余演出队，你愿不愿意参军？”我说：“好啊。”
我当通信兵，不是一开始，而是从始至终都是通信兵。人的编制在通信连，业余有演出的话，比如说这个星期，把你抽调出来，组织了去演出，唱歌的、打鼓的，都是业余，但好歹是一个让我能听到了音乐的地方。好不容易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艺术团体，演出结束了，又回到连队，人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样，从1987年至1995年，都是如此。8年，够漫长的。
《新民周刊》：后来报考全军所有文艺团体以及部分地方文艺团体，可得到的反应几乎都是“唱得不错，形象差点”，当时是不是特别灰心？
韩红：所有的文艺团队全部考过了，空军歌舞团、海军歌舞团、总政歌舞团，都考过了，都不行。说是说因为形象问题，可是你相信吗？一个小孩，个子矮点我承认，那时候我可没有现在这么胖，才70多斤，就是黑点，不够漂亮。我觉得那些都是借口，推辞你。实际上从头到尾，说到底，都是关系。我们老百姓没有门路，以前我都没说过，现在我才把这个谜底说出来！
《新民周刊》：1988年是怎么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随声乐教授邹文琴学习声乐的？1995年为什么又要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并师从李双江？
韩红：中国音乐学院那是个进修班，和后来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式的音乐学习还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两年的进修，我歌唱的能力提高了很多，让我对音乐也有了更深的领悟，打开了视野。
军艺不一样，那是真正进入了解放军最高的艺术殿堂、音乐学府。那一年，我在二炮提干以后，知道解放军艺术学院在招生，就报名了呗。我得说，李双江老师对我还是有恩的。我去考试，他听了以后很欣赏我，他还真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他把我招了进去。
《新民周刊》：1997年，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放了一期访谈节目《不要为你的相貌发愁》，一开始怎么会说出“你们什么台呀？《半边天》有人看吗？”这样的话？平时不太看电视？
韩红：那时候我不太看电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的音乐创作，我也没见过张越，也不认识她。他们一说《半边天》，我真没听说过，就说：“你们什么台呀？《半边天》有人看吗？”后来我才知道，《半边天》可真挺火的。
张越也是一见如故，非常投机，很感激她给了我第一次露脸的机会，让我走进中央电视台，也让我坚定了对音乐梦想的信心。很感谢她，她后来成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新民周刊》：这一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你的命运？
韩红：那谈不上。事实上在上这档节目之前，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我自费请唱片公司出唱片。自费，当然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这张唱片并没有什么信心，他们跟我说：“我们没钱，你如果愿意出钱，我就给你出。”那样我就借了20万做了我的第一张唱片。10万，是我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叔叔借给我，另外10万，是汕头的一个大姐借我的，后来我都还了。这位大姐自己是个生意人，但是年轻的时候爱唱歌，所以去年，我去汕头参加一个青联的活动，我给当地的贫困生捐了30万，我说当年汕头人帮了我，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是我要帮助汕头人的时候了。
一元一元攒下来的血汗钱
《新民周刊》：你怎么开始自己创作歌曲并写作《喜马拉雅》的？据说是拿奶奶卖冰棍积攒的3万多块钱帮助你拍了MTV？
韩红：那是1995年。央视的两个导演去西藏出差，顺便帮我拍了MV。我奶奶一共只有3万元钱，有的钱都是从枕头里拿出来的，一元一元攒下来的血汗钱。3万元拍一支MV其实也还是不够，我们只能简约地拍了一支MV。
《新民周刊》：第二张专辑《醒了》中，《天亮了》那首歌传唱一时，也特别感人，你是怎么听到那个故事，并写作这首歌的？
身材不高，挺胖，在一众帅哥靓女之中，特别显得与众不同。
韩红也曾因为自己的身材而感到迷惘，年少时，她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结果，屡屡受挫，还得了个“一口闭”的外号。何为“一口闭”？顾名思义，就是唱一句就唱不下去，但，这不是韩红本人的问题，而是因为评委，听了一句，看了一眼，就喊停：“好了，别唱了。”语气，可能还有点不耐烦。
有一阵子，她特别伤心、难过，但是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音乐，是她的宿命。
一个执著的人，怀揣着音乐梦想，终于，有一天，用奶奶卖冰棍攒下的3万元钱，自费拍了自己的第一支MV《喜马拉雅》，又自费20万元，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雪域光芒》。
她是雪域高原的孩子，始终记着，流淌在自己血管中的西藏血液。她唱歌，中气十足，声音高亢、嘹亮，带着藏族歌手特有的土地、阳光和高原的气息，仿佛要将攀向天路的勇气、力量和天高地远的纯洁都倾泻在她的歌声中。
其中，有没有一点点的忧伤？
当9岁她离开昌都到北京去的时候，西藏，留给她的，并不是童年的无忧无虑。
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雍西是著名的藏族歌唱家，忙于演出和工作，对韩红来说，童年的生活，其实是一段备感痛苦、灰色暗淡的记忆。
后来，到北京，与奶奶和叔叔相依为命。酷爱音乐的她，于1987年进入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演出队。说是说演出队，平时，还是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通信兵，只是有演出的时候，她才能化妆、出发，到基层去表演。也就是在那短短的几天里，她才能真正地享受音乐带给她的快乐。
这样的快乐，是短暂的。回来之后，她又会重新回到平静、刻板的生活中去，那种分裂的状态，让她受不了……总之，别看人家胖，苦水，也是一肚子。直到《天亮了》刺激了我们的泪腺，直到《天路》借由春晚的舞台唱到街知巷闻，韩红，才真正像她的名字一样，红了。
正是那些曾经的挫折和打击、孤独与寂寞，造就了今天歌坛的韩红，一个坚强、自信的歌者，唱着属于她自己的天路情歌，用心，动情。
因为，那些故事，都是风雨中的美丽。
2012年伊始，1月14日，韩红将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举办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当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响起，你会不会想起从前，就像韩红她自己一样？
天生不是干这个的料？
《新民周刊》：你的母亲雍西是藏族著名歌唱家，曾因创作和演唱《北京的金山上》而家喻户晓，父亲也是文艺工作者，父母是不是对你影响特别大？
韩红：他们不太支持我做歌手，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让我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以后当医生，救死扶伤，能够帮更多的人。小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去规划我的未来，只是说酷爱音乐，就一直走到了今天。当然，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总有影响。
《新民周刊》：据说你5岁时就参加合唱队唱歌，却因“一口闭”没当成领唱，什么是“一口闭”？
韩红：“一口闭”不是在我5岁参加合唱团的时候，那是我14岁之后，参加各种唱歌比赛，张口唱一句，评委就说：“好了，可以了。”喊停。喊停，不是觉得你唱得不好，而是觉得你的形象不好。他们的意思就是：不用唱了，天生不是干這个的料！
《新民周刊》：评委这样说的话，对你的自信心是不是也打击比较大？
韩红：很难过！但是我属于脸皮比较厚的一类人，这事一过，就把它忘了。小孩嘛，不会想太多，也没有特别把这当回事。不过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都很喜欢我唱歌，这给了我信心。
《新民周刊》：1987年是怎么进入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演出队的？一开始却担任通信兵的职务？
韩红：那也是因为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唱完了，对方一看，这小孩不错，问我：多大了？又说：“我们在招一个业余演出队，你愿不愿意参军？”我说：“好啊。”
我当通信兵，不是一开始，而是从始至终都是通信兵。人的编制在通信连，业余有演出的话，比如说这个星期，把你抽调出来，组织了去演出，唱歌的、打鼓的，都是业余，但好歹是一个让我能听到了音乐的地方。好不容易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艺术团体，演出结束了，又回到连队，人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样，从1987年至1995年，都是如此。8年，够漫长的。
《新民周刊》：后来报考全军所有文艺团体以及部分地方文艺团体，可得到的反应几乎都是“唱得不错，形象差点”，当时是不是特别灰心？
韩红：所有的文艺团队全部考过了，空军歌舞团、海军歌舞团、总政歌舞团，都考过了，都不行。说是说因为形象问题，可是你相信吗？一个小孩，个子矮点我承认，那时候我可没有现在这么胖，才70多斤，就是黑点，不够漂亮。我觉得那些都是借口，推辞你。实际上从头到尾，说到底，都是关系。我们老百姓没有门路，以前我都没说过，现在我才把这个谜底说出来！
《新民周刊》：1988年是怎么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随声乐教授邹文琴学习声乐的？1995年为什么又要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并师从李双江？
韩红：中国音乐学院那是个进修班，和后来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式的音乐学习还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两年的进修，我歌唱的能力提高了很多，让我对音乐也有了更深的领悟，打开了视野。
军艺不一样，那是真正进入了解放军最高的艺术殿堂、音乐学府。那一年，我在二炮提干以后，知道解放军艺术学院在招生，就报名了呗。我得说，李双江老师对我还是有恩的。我去考试，他听了以后很欣赏我，他还真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他把我招了进去。
《新民周刊》：1997年，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放了一期访谈节目《不要为你的相貌发愁》，一开始怎么会说出“你们什么台呀？《半边天》有人看吗？”这样的话？平时不太看电视？
韩红：那时候我不太看电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的音乐创作，我也没见过张越，也不认识她。他们一说《半边天》，我真没听说过，就说：“你们什么台呀？《半边天》有人看吗？”后来我才知道，《半边天》可真挺火的。
张越也是一见如故，非常投机，很感激她给了我第一次露脸的机会，让我走进中央电视台，也让我坚定了对音乐梦想的信心。很感谢她，她后来成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新民周刊》：这一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你的命运？
韩红：那谈不上。事实上在上这档节目之前，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我自费请唱片公司出唱片。自费，当然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这张唱片并没有什么信心，他们跟我说：“我们没钱，你如果愿意出钱，我就给你出。”那样我就借了20万做了我的第一张唱片。10万，是我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叔叔借给我，另外10万，是汕头的一个大姐借我的，后来我都还了。这位大姐自己是个生意人，但是年轻的时候爱唱歌，所以去年，我去汕头参加一个青联的活动，我给当地的贫困生捐了30万，我说当年汕头人帮了我，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是我要帮助汕头人的时候了。
一元一元攒下来的血汗钱
《新民周刊》：你怎么开始自己创作歌曲并写作《喜马拉雅》的？据说是拿奶奶卖冰棍积攒的3万多块钱帮助你拍了MTV？
韩红：那是1995年。央视的两个导演去西藏出差，顺便帮我拍了MV。我奶奶一共只有3万元钱，有的钱都是从枕头里拿出来的，一元一元攒下来的血汗钱。3万元拍一支MV其实也还是不够，我们只能简约地拍了一支MV。
《新民周刊》：第二张专辑《醒了》中，《天亮了》那首歌传唱一时，也特别感人，你是怎么听到那个故事，并写作这首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