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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史研究专家、武汉理工大学的席龙飞教授，在耄耋之年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金色秋天。近年来，他出版了一系列船史研究的著作：《船文化》《中国造船通史》《中国古代造船史》《中国造船简史》《席龙飞船史研究文选》和《中国古船图说》等。其中，《中国古船图说》是颇有特色的。
虽然说，我以前也曾看到一些有关中国古船的《图谱》和《图鉴》，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图说》以古色古香的封面设计、精心印刷的彩色图片、详略得当的中英文说明等鲜明的特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一.《图说》演绎了中国造船史的精华篇章
《图说》共分为11章，从距今约18 000年—4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南宋”“元代”“明代”“清代（至洋务运动）”，直到“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以朝代更替为时间轴，脉络清晰。概括起来，它显现了袖珍版中国造船史的格局。
在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第1章里，《图说》以浙江地区多处发现远古时代的木桨，特别是杭州萧山跨湖桥发现的独木舟残骸，以及同时出土的有段石錛为依据，澄清了那种对于中华舟船文化的偏见，并凸显了源远流长的中华舟船文明的历史辉煌。
在第2章里，《图说》以商代青铜器上的纹样论证了当时已经出现木板船。
在第3章里，《图说》介绍了中国风帆出现在战国时期。
在第5、6章里，《图说》阐述了中国发明水密隔舱对世界造船业的伟大贡献。
在第9章里，《图说》用较大篇幅描写了明朝郑和下西洋舰队的宏伟规模、辉煌业绩，以及中国沿海帆船的三大船型。
在第10章里，《图说》介绍了日本的《唐船图》，以及各地有特色船型和船上的属具。
凡此种种，《图说》以大量生动的实例为基础，以中国造船史为经，以这个团队在长期研究中积累的珍贵图片为纬，编织了中国造船发展历史波澜壮阔的图景。
二.《图说》反映了船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1.参与出土古船考古研究结硕果
以席龙飞教授为首的中国古船史研究团队，曾经多次参与和中国古船有关的考古实践。耄耋之年的席教授亲临考古第一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在《图说》中得到了体现。
略举数例：《图说》第7章，反映了他们参与宁波出土的宋代海船的研究，发现其带有减摇龙骨；参与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的研究，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原研究，指出其反映了宋代的造船技术成就。
《图说》第8章，介绍了在对韩国新安沉船进行两次考察后，席龙飞教授发现该船存在被动式减摇水舱。
《图说》第9章，分别介绍了这个团队对于山东梁山古船和蓬莱4艘古船考察和研究的成果。
2.用“逆向工程”制作船模来进行古船复原研究
船模是舟船文化和航海文化的重要载体。有证据表明，人类的航海活动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而反映这些活动的船模也已经有5 500年的历史。古代人用沥青、黏土、木头等材料制作各种船模来作为冥器和祭祀品，寄托他们对于幸福的向往，对于神灵的膜拜和感恩。
在《图说》第4章，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在中国南方陆续发现了多艘西汉和东汉时期的木制和陶制的船模，这些反映了距今2 000多年前，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船模还有另一个功能，席龙飞教授曾经在《中国造船史》中介绍了金朝正隆年间（1156—1160），工匠张中彦创造的用模型预示造船方案的例子。这个事例和西方造船史上的“海军部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在《图说》第4、5、6、9等章节中，我们分别看到了用“逆向工程”进行复原研究以后制作的“楼船”“斗舰”“八槽船”“五牙舰”和“郑和宝船”模型的照片。
用船模来表现个人对于古船历史的理解，这在制作船模者当中并非个案。以考古实践得到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和船舶的专业知识为依据，以“逆向思维”进行倒推的方法，通过船模的立体形象，来复原中国古船，也就有了强烈的感染力，也容易得到大家的信任。
多年来，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参与出土古船的测绘和研究工作，并应各地博物馆之邀，为一些古船进行复原研究。除此以外，他们还进行了一些仿古船的设计工作。在这些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图样、古船模型、仿古船下水、试航的照片和其他大量的文字资料。
事实证明，由席龙飞教授领衔的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是由年龄梯度分布比较合理的成员构成的。在席龙飞教授带领下，这个团队在目前国内的古船研究领域内最为活跃，成绩也是最为显著的。
三.《图说》展示了中华“船文化”的无限魅力
在《图说》第1章，在介绍从浙江发现新石器时代木桨、独木舟以及同时代的“有段石锛”等文物时，指出了其对于当时的生产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意义。
《图说》第2章，介绍了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和带“舟”字偏旁的字，以及这些字所反映的船文化信息。
《图说》第7章，我们再次看到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的风采，这幅高度写实的名画在历史上被多次临摹。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幅名画以现代手法再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和人、河流和船舶的密切关系。《图说》的文字说明揭示了这幅名画所包含的文化价值。
《图说》还以多幅历史名画、照片和船模照片再现了不同时期中国古船的风采，评说了它们的文化亮点。
书评写到最后，我想起一件事。也就是，在晚清到民国，有一批（至少有150艘以上）中国工匠制作的中国船模流散到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图4）。同时，也有一批西方人士来到中国，在对中国帆船进行考察后，写下了一些名著。例如：中国旧海关英籍高管夏士德的《長江之帆船与舢板》系列图书，法国海军军官奥德马所写包含10卷9个分册的《中国帆船》等等。这些在西方公开展出的船模，以及用大量文字和图片进行记录的学术著作扩大了中国船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虽然说，这些船模和著作反映的是近百年来中国木帆船的状况，但由于中国工匠对于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造船工艺的坚守，中国木帆船发展变化速度甚为缓慢，它们离开老祖宗留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距离尚且不远。因此我想，如果在《图说》中给予这些船模和著作一席之地，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另外，在《图说》第11章里，介绍了福建船政等船厂在晚清到民国所制造的一系列船舶，其中包括江南造船厂在1920年制造的“官府”号万吨运输船（图5）和在1936年建造的“平海”号巡洋舰（图6）等。正如该章标题所示，时属近代。况且，它们的内涵似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船”相去甚远。因此，把它们编入本书就显得比较牵强。
作者简介
沈毅敏（1945— ），男，浙江镇海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原上海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
虽然说，我以前也曾看到一些有关中国古船的《图谱》和《图鉴》，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图说》以古色古香的封面设计、精心印刷的彩色图片、详略得当的中英文说明等鲜明的特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一.《图说》演绎了中国造船史的精华篇章
《图说》共分为11章，从距今约18 000年—4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南宋”“元代”“明代”“清代（至洋务运动）”，直到“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以朝代更替为时间轴，脉络清晰。概括起来，它显现了袖珍版中国造船史的格局。
在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第1章里，《图说》以浙江地区多处发现远古时代的木桨，特别是杭州萧山跨湖桥发现的独木舟残骸，以及同时出土的有段石錛为依据，澄清了那种对于中华舟船文化的偏见，并凸显了源远流长的中华舟船文明的历史辉煌。
在第2章里，《图说》以商代青铜器上的纹样论证了当时已经出现木板船。
在第3章里，《图说》介绍了中国风帆出现在战国时期。
在第5、6章里，《图说》阐述了中国发明水密隔舱对世界造船业的伟大贡献。
在第9章里，《图说》用较大篇幅描写了明朝郑和下西洋舰队的宏伟规模、辉煌业绩，以及中国沿海帆船的三大船型。
在第10章里，《图说》介绍了日本的《唐船图》，以及各地有特色船型和船上的属具。
凡此种种，《图说》以大量生动的实例为基础，以中国造船史为经，以这个团队在长期研究中积累的珍贵图片为纬，编织了中国造船发展历史波澜壮阔的图景。
二.《图说》反映了船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1.参与出土古船考古研究结硕果
以席龙飞教授为首的中国古船史研究团队，曾经多次参与和中国古船有关的考古实践。耄耋之年的席教授亲临考古第一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在《图说》中得到了体现。
略举数例：《图说》第7章，反映了他们参与宁波出土的宋代海船的研究，发现其带有减摇龙骨；参与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的研究，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原研究，指出其反映了宋代的造船技术成就。
《图说》第8章，介绍了在对韩国新安沉船进行两次考察后，席龙飞教授发现该船存在被动式减摇水舱。
《图说》第9章，分别介绍了这个团队对于山东梁山古船和蓬莱4艘古船考察和研究的成果。
2.用“逆向工程”制作船模来进行古船复原研究
船模是舟船文化和航海文化的重要载体。有证据表明，人类的航海活动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而反映这些活动的船模也已经有5 500年的历史。古代人用沥青、黏土、木头等材料制作各种船模来作为冥器和祭祀品，寄托他们对于幸福的向往，对于神灵的膜拜和感恩。
在《图说》第4章，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在中国南方陆续发现了多艘西汉和东汉时期的木制和陶制的船模，这些反映了距今2 000多年前，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船模还有另一个功能，席龙飞教授曾经在《中国造船史》中介绍了金朝正隆年间（1156—1160），工匠张中彦创造的用模型预示造船方案的例子。这个事例和西方造船史上的“海军部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在《图说》第4、5、6、9等章节中，我们分别看到了用“逆向工程”进行复原研究以后制作的“楼船”“斗舰”“八槽船”“五牙舰”和“郑和宝船”模型的照片。
用船模来表现个人对于古船历史的理解，这在制作船模者当中并非个案。以考古实践得到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和船舶的专业知识为依据，以“逆向思维”进行倒推的方法，通过船模的立体形象，来复原中国古船，也就有了强烈的感染力，也容易得到大家的信任。
多年来，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参与出土古船的测绘和研究工作，并应各地博物馆之邀，为一些古船进行复原研究。除此以外，他们还进行了一些仿古船的设计工作。在这些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图样、古船模型、仿古船下水、试航的照片和其他大量的文字资料。
事实证明，由席龙飞教授领衔的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是由年龄梯度分布比较合理的成员构成的。在席龙飞教授带领下，这个团队在目前国内的古船研究领域内最为活跃，成绩也是最为显著的。
三.《图说》展示了中华“船文化”的无限魅力
在《图说》第1章，在介绍从浙江发现新石器时代木桨、独木舟以及同时代的“有段石锛”等文物时，指出了其对于当时的生产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意义。
《图说》第2章，介绍了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和带“舟”字偏旁的字，以及这些字所反映的船文化信息。
《图说》第7章，我们再次看到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的风采，这幅高度写实的名画在历史上被多次临摹。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幅名画以现代手法再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和人、河流和船舶的密切关系。《图说》的文字说明揭示了这幅名画所包含的文化价值。
《图说》还以多幅历史名画、照片和船模照片再现了不同时期中国古船的风采，评说了它们的文化亮点。
书评写到最后，我想起一件事。也就是，在晚清到民国，有一批（至少有150艘以上）中国工匠制作的中国船模流散到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图4）。同时，也有一批西方人士来到中国，在对中国帆船进行考察后，写下了一些名著。例如：中国旧海关英籍高管夏士德的《長江之帆船与舢板》系列图书，法国海军军官奥德马所写包含10卷9个分册的《中国帆船》等等。这些在西方公开展出的船模，以及用大量文字和图片进行记录的学术著作扩大了中国船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虽然说，这些船模和著作反映的是近百年来中国木帆船的状况，但由于中国工匠对于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造船工艺的坚守，中国木帆船发展变化速度甚为缓慢，它们离开老祖宗留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距离尚且不远。因此我想，如果在《图说》中给予这些船模和著作一席之地，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另外，在《图说》第11章里，介绍了福建船政等船厂在晚清到民国所制造的一系列船舶，其中包括江南造船厂在1920年制造的“官府”号万吨运输船（图5）和在1936年建造的“平海”号巡洋舰（图6）等。正如该章标题所示，时属近代。况且，它们的内涵似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船”相去甚远。因此，把它们编入本书就显得比较牵强。
作者简介
沈毅敏（1945— ），男，浙江镇海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原上海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