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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胡风早期的两篇论文《林语堂论》《张天翼论》来简单的谈一下胡风针对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性灵主义”以及“闲适”、“幽默”的文学观与张天翼等人提倡的客观主义文学观的批评。
关键词：胡风；现实主义；性灵主义；“客观主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80-02
谈到胡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点所构建的体验现实主义体系。胡风早期的文学理论主张继承“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挥作家的“主观创作精神”，反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性灵主义”、“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胡风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初形成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而《林语堂论》《张天翼论》是胡风在1934年12月针对具体作家所作的评论，同时也是胡风作为批评家进入文坛的标志。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文坛曾风行过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到三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又出现了“性灵主义”与“趣味主义”的潮流，主要代表人物是以林语堂、周作人等为核心的“语丝派”。该派文人在“五四”时期也曾积极参加新文学的倡导与建设，有的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便不再有当年积极参加革命的热情，而要寻找一条退避的路，林语堂便是其中之一。他开始在“性灵”中寻找他的文学出路，崇尚冲淡的心境和超然的态度。“性灵说”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性灵”的概念，他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任性而发，率性而行”。林语堂的“性灵说”即来源于公安派。关于“性灵”，林语堂有直截了当的解释“性灵就是自我”，他又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唯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与此”（林语堂《论文》）。他对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情有独钟，多次引用他的“性灵说”并加以发挥，同时又接受了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艺术即直觉”的表现论美学观。
然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林语堂等人提倡的“闲适文学”、“性灵主义”显然与左翼革命文学的主张相悖。胡风当时是左翼的批评家，使命感很强，很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涵。他主张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就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当他意识到林语堂在“热闹”、“悲壮”的两三年之后，只剩下“冲淡的心情”和“麻木与顽硬”时，便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林语堂以及他所提倡的“性灵主义”。
在《林语堂论》中胡风肯定了林语堂在音韵学、音语学以及他在外国语文教学方面作出的贡献。胡风对林语堂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他处世态度的变迁以及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化见解的。文章在“他的黄金时代”一节中胡风肯定了林语堂早期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
1、对于投身在北京政府下面的学者的斗争。
2、主张欧化，反对国粹主义，反对以《甲寅》为首的复古势力的支持者。
3、所谓“性之改造”……主张骂人的必要。
4、对于民众力量的肯定。
5、……(《林语堂论》)
接着胡风就指出了即使在“他的黄金时代”也有他阴暗、消极的一面：林语堂虽然也是反对国粹主义，主张欧化的一员，但不过是因为“古人之精神，极难捉摸”，“不如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而已，而且还进一步承认“古人精神或有可复者”。胡风认为他的反对“国粹主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实际上从林语堂推崇公安派的“性灵主义”、语录体、小品文可以看出他与封建复古派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胡风认为林语堂初期积极参加革命是他的西方旧民主主义思想在起作用，这种思想只在特定的环境中起作用，时代在改变，这种思想就逐渐落伍了。林语堂有他自己的中心哲学即：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所谓“艺术是表现”，是“心灵的抒发”。林语堂主张的幽默和小品文是他的思想在实践上的表现，这必然导致他从初期的积极到后来的消极的转变。初期的那一点向“民众”的热情早已跑的无影无踪，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的“性之改造”，终于变成抽象的“个性”，抽象的“表现”，抽象的“性灵”，在我们这些从饿里求生死里求生的芸芸众生中昂然阔步。(《林语堂论》)林语堂赞美的所谓的抽象的“个性”和幽默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是不合时宜的，他的“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林语堂论》)同样在那样的环境下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不关心社会和民众，逆现实社会的潮流而动。
胡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评价林语堂的文学观的，这种主张“性灵”和“个性”的文学观自然会受到严厉的批判。在当时社会，民众的温饱问题都还没能解决，哪有闲心看什么“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呢？胡风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认为小品文应该像鲁迅的杂文那样有积极的战斗性，从这个立场出发林语堂的小品文是走向鲁迅精神的反面的。胡风对林语堂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是从自己的文学立场和观点出发的。他一方面批判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思想背离“五四”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直面人生，关注政治、批判现实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批判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脱离了时代现象和人民大众的社会审美心理，这种对历史的背离和对现实的脱离正是三十年代林语堂的文艺思想的根本局限和悲剧所在。胡风对林语堂等人提倡的性灵、趣味的文学做纯粹的阶级分析，完全否认了它的社会价值未免也过于简单化，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表现出明显的“左”的机械论的倾向。从左翼文艺运动方向来看，论语派和新月派都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但是林语堂及其论语派在主观上并不是以左翼文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论语》创刊之初，鲁迅、茅盾等人都曾为之撰稿。所以胡风早期的评论《林语堂论》，自然而然也体现了胡风理论的局限性。
胡风最早提出对客观主义的批判是在其早期撰写的另一篇论文《张天翼论》中。胡风所指的“客观主义”通常指的是被动地奴从于现实，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来把握现实的本质意义，无法把创作和作家的艺术想象、感情结合起来。胡风在《张天翼论》一文中强烈批判张天翼一类作家创作的作品：缺乏作者的热情，作者完全置身与作品之外，只是注重历史地、发展地写出生活的趋向，以增加作品的思想性去激励人、教育人，而忽视了作者自己的真实体验过的独特个人感受。胡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客观主义倾向，但是却有些偏激地否定了当时的这些作家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热情，从而显示了胡风早期理论的局限性。
其实，无论性灵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它们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社会大环境，不能笼统地用一种公式去判断。应该实事求是地评论作家的创作。胡风以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体系”来评论其他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偏差的一面。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要评论一种文学主张和艺术流派自然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环境。历史的问题还要放在历史的范畴中去探讨，这样才能将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看的较为清楚。因此我们要评论“论语派”时就不能抽象地讨论幽默和性灵的价值，而必须在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和文艺思潮的发展中来看待它；评论客观主义也一样，要和当时的创作环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胡风．胡风评论集•林语堂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胡风．胡风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林语堂．林语堂文集［C］．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4］林语堂．林语堂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5］施建伟．林语堂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关键词：胡风；现实主义；性灵主义；“客观主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80-02
谈到胡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点所构建的体验现实主义体系。胡风早期的文学理论主张继承“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挥作家的“主观创作精神”，反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性灵主义”、“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胡风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初形成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而《林语堂论》《张天翼论》是胡风在1934年12月针对具体作家所作的评论，同时也是胡风作为批评家进入文坛的标志。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文坛曾风行过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到三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又出现了“性灵主义”与“趣味主义”的潮流，主要代表人物是以林语堂、周作人等为核心的“语丝派”。该派文人在“五四”时期也曾积极参加新文学的倡导与建设，有的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便不再有当年积极参加革命的热情，而要寻找一条退避的路，林语堂便是其中之一。他开始在“性灵”中寻找他的文学出路，崇尚冲淡的心境和超然的态度。“性灵说”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性灵”的概念，他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任性而发，率性而行”。林语堂的“性灵说”即来源于公安派。关于“性灵”，林语堂有直截了当的解释“性灵就是自我”，他又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唯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与此”（林语堂《论文》）。他对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情有独钟，多次引用他的“性灵说”并加以发挥，同时又接受了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艺术即直觉”的表现论美学观。
然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林语堂等人提倡的“闲适文学”、“性灵主义”显然与左翼革命文学的主张相悖。胡风当时是左翼的批评家，使命感很强，很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涵。他主张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就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当他意识到林语堂在“热闹”、“悲壮”的两三年之后，只剩下“冲淡的心情”和“麻木与顽硬”时，便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林语堂以及他所提倡的“性灵主义”。
在《林语堂论》中胡风肯定了林语堂在音韵学、音语学以及他在外国语文教学方面作出的贡献。胡风对林语堂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他处世态度的变迁以及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化见解的。文章在“他的黄金时代”一节中胡风肯定了林语堂早期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
1、对于投身在北京政府下面的学者的斗争。
2、主张欧化，反对国粹主义，反对以《甲寅》为首的复古势力的支持者。
3、所谓“性之改造”……主张骂人的必要。
4、对于民众力量的肯定。
5、……(《林语堂论》)
接着胡风就指出了即使在“他的黄金时代”也有他阴暗、消极的一面：林语堂虽然也是反对国粹主义，主张欧化的一员，但不过是因为“古人之精神，极难捉摸”，“不如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而已，而且还进一步承认“古人精神或有可复者”。胡风认为他的反对“国粹主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实际上从林语堂推崇公安派的“性灵主义”、语录体、小品文可以看出他与封建复古派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胡风认为林语堂初期积极参加革命是他的西方旧民主主义思想在起作用，这种思想只在特定的环境中起作用，时代在改变，这种思想就逐渐落伍了。林语堂有他自己的中心哲学即：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所谓“艺术是表现”，是“心灵的抒发”。林语堂主张的幽默和小品文是他的思想在实践上的表现，这必然导致他从初期的积极到后来的消极的转变。初期的那一点向“民众”的热情早已跑的无影无踪，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的“性之改造”，终于变成抽象的“个性”，抽象的“表现”，抽象的“性灵”，在我们这些从饿里求生死里求生的芸芸众生中昂然阔步。(《林语堂论》)林语堂赞美的所谓的抽象的“个性”和幽默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是不合时宜的，他的“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林语堂论》)同样在那样的环境下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不关心社会和民众，逆现实社会的潮流而动。
胡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评价林语堂的文学观的，这种主张“性灵”和“个性”的文学观自然会受到严厉的批判。在当时社会，民众的温饱问题都还没能解决，哪有闲心看什么“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呢？胡风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认为小品文应该像鲁迅的杂文那样有积极的战斗性，从这个立场出发林语堂的小品文是走向鲁迅精神的反面的。胡风对林语堂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是从自己的文学立场和观点出发的。他一方面批判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思想背离“五四”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直面人生，关注政治、批判现实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批判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脱离了时代现象和人民大众的社会审美心理，这种对历史的背离和对现实的脱离正是三十年代林语堂的文艺思想的根本局限和悲剧所在。胡风对林语堂等人提倡的性灵、趣味的文学做纯粹的阶级分析，完全否认了它的社会价值未免也过于简单化，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表现出明显的“左”的机械论的倾向。从左翼文艺运动方向来看，论语派和新月派都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但是林语堂及其论语派在主观上并不是以左翼文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论语》创刊之初，鲁迅、茅盾等人都曾为之撰稿。所以胡风早期的评论《林语堂论》，自然而然也体现了胡风理论的局限性。
胡风最早提出对客观主义的批判是在其早期撰写的另一篇论文《张天翼论》中。胡风所指的“客观主义”通常指的是被动地奴从于现实，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来把握现实的本质意义，无法把创作和作家的艺术想象、感情结合起来。胡风在《张天翼论》一文中强烈批判张天翼一类作家创作的作品：缺乏作者的热情，作者完全置身与作品之外，只是注重历史地、发展地写出生活的趋向，以增加作品的思想性去激励人、教育人，而忽视了作者自己的真实体验过的独特个人感受。胡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客观主义倾向，但是却有些偏激地否定了当时的这些作家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热情，从而显示了胡风早期理论的局限性。
其实，无论性灵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它们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社会大环境，不能笼统地用一种公式去判断。应该实事求是地评论作家的创作。胡风以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体系”来评论其他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偏差的一面。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要评论一种文学主张和艺术流派自然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环境。历史的问题还要放在历史的范畴中去探讨，这样才能将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看的较为清楚。因此我们要评论“论语派”时就不能抽象地讨论幽默和性灵的价值，而必须在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和文艺思潮的发展中来看待它；评论客观主义也一样，要和当时的创作环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胡风．胡风评论集•林语堂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胡风．胡风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林语堂．林语堂文集［C］．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4］林语堂．林语堂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5］施建伟．林语堂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