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let的消息传来上面让我们研究一下如何推迟加入联合国
好像是在1970年的冬天，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陪着毛主席接见一位外宾——美国的斯诺先生。毛主席对斯诺说，美国的左中右都可以来。然后，罗贵波就向我们传达了。“这怎么可能?”大家一时不能相信。这是新的精神，美国的右派也可以来，过去，我们跟右派从不来往的。在华沙，大家都知道，是美国人主动跟我们接触。为此，国内还批评了我们的代办。这时候，正好美国乒乓球队来访了，这个事情也就公开了。
那时候，我在外交部欧美司主管国际条法这部分，除了联合国政府组织以外，还主管与很多国际民间组织的交流。有一个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属于国际乒联系统，打了电报要求访问中国，这事我就参与处理了。这在思想上有个过程，一开始转不过弯来，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日本的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要求访华。当时部里就打了报告，建议推迟访问。后来，毛主席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领导就决定要我代表外交部参加接待。出面接待的是国家体委。我名义上是对外友协的“理事”，实际上是代表外交部参加接待工作的。
那天我提前到了飞机场，看到那里还有条大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厂飞机马上要降落了，但飞机场还有这么个大标语。这是毛主席“五二O”声明里的话，是当时的“最高指示”，到处都挂着。美国人下飞机看到就不好了，万一回去说了，就麻烦了。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恐十白得撇下来。
1970年，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把西哈努克推翻了。5月20日，我们就在天安门举行了一个大会，发表了“五二O”声明，题目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柬埔寨的事件推迟了中美关系改善的进程。本来毛主席在这之前已经有所考虑。大概是1969年，尼克松在堪萨斯大学讲话，承认世界上有五大力量，美国、中国、日本、欧洲、苏联。毛主席读了以后，觉得美国承认中国是个力量，不得不打交道，他也就觉得要改变一下。美国当时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陷得很深，国内反对的人很多，美国人要脱身，再陷下去它日子也不好过。它想脱身就得找中国，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乒乓球无非是一个桥梁，借这个“桥”，双方表示一些友好。以后就是基辛格访华。当时我主要负责国际方面的，我早已不当美国科科长了；乒乓外交沾一点边，中美直接谈判我就不管了。当时欧美司司长已换成章文晋，他就直接抓了。那时候还不叫司长，还是主要负责人吧。这之后，就涉及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
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可能要恢复。因为1970年投票的时候，我记得已经是51票对49票，赞成中国恢复的是51票，反对恢复的是49票。由于美国以“重要问题”案需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继续顽固阻挠，提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票数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的票数。1971年基辛格一来，形势大好。当时我跟姬鹏飞讲，今年有可能会通过。姬鹏飞说了一句：“也许有可能。”就没有多说什么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来，上面还让我们研究过一次，问如何才能推迟一点加入联合国，这就搞不清楚是怎么考虑的了。可是后来也没讨论，说是让我们准备准备，第二天要到总理那里去讨论一下。我们想半天也想不出个理由来。第二天去了，总理也没提这个问题。总理较晚才到，问了一声：“凌青来了没有?”问了以后也没进一步说，可能又改变了。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登程，毛泽东让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机场送行。邓小平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后来，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去联合国，而且要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到飞机场去送行。外交部的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在京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飞机场去欢送，还组织了好多群众，这是唯一的一次。
我到联合国已经比较晚了。这中间我到委内瑞拉做大使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1971年至1973年，我参加过几次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
1972年召开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会议。姬鹏飞当团长，韩念龙当副团长，韩叙，我，还有一个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我们几个是顾问。越南战争停止了，五大国加上联合国秘书长一起参加这个会议。最后一天，突然冒出一个事来，南越政府代表团发一个声明给各个国家，表示要怎么怎么样。当时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部长。他有经验，当场就表态说，苏联政府收到南越政府声明的话，一分钟也不停留就要给它退回去。我们中国方面没有作这样的表态。当时考虑，中国要是一表态，就跟苏联一致了。第二天，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专门作了一次发言，表示反对南越这个立场。中国就是不承认南越，南越作为一个官方代表给你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会议结束了，大家都不发言了，只有中国代表团申请发言，显得很不协调。
1974年，中央决定让小平同志出席联大经济问题特别会议，即讨论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联大。这是联大特别会议第一次讨论经济问题。这次会议是在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的情况下召开的，它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为争取经济发展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
毛主席让小平同志当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当时是副部长，带了我和罗旭到了小平同志住的地方。罗旭当时是外交部领导小组成员。那时，小平同志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他的房间破破烂烂，也没装修，只有几个沙发，空空荡荡的。乔冠华告诉小平同志，让他当代表团团长是中央的决定，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医生啊，身体怎么样啊。“医生我早就没有了。”小平同志说。然后主要谈了起草、发言的事。乔冠华问他对代表团有什么意见，小平同志说主要是起草和发言，搞个稿子吧。
后来代表团成员讨论时，觉得这篇发言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就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对外发言，往往要跟着中央的新思想，把新思想写进去。当时的新思想就是“三个世界”，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立即表示同意。乔冠华想了一下，表示要分两部分写，一部分由他写，一部分由我写。那一段关于“三个世界”的部分不好写，所以乔冠华说由他自己来写，找到周南做助手。当时周南在国内休假。他常驻联合国，当时还是代表团的一等秘书。
写好以后拿到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花了一天时间，亲自把草稿逐字逐句推敲一遍。中午就在那儿吃饭，在椅子上稍微靠一下，简单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当时，小平同志已是70高龄，还和大家一起讨论。
完了以后，又聚了一次，最后定稿。我记得最后定稿时，当讨论到发言稿的最后一段结束语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我记下这几句话后，小平同志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原来的送审稿可能没有这几句。最后报到毛主席那里，他批了“很好”两个字。 后来联合国开会我没有去，乔冠华、黄华、罗旭去了。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没有提到过的，更显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这篇讲话在当时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中国人坚决拒绝教科文组织返还的数十万美元的会费。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再把联合国看做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1978年初我从委内瑞拉回国，就到国际条法司当司长，当了两年。1980年8月，我接替陈楚，出任新中国第三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我从国际条法司司长到当驻联合国代表这段时间，主要是搞与联合国有关的工作，以前也搞，现在是独挑大梁，具体搞。上面虽然还有分管部长，但主要靠自己。国家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对联合国怎么改革开放，领导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或要求。改革开放初期，不像现在这样，那时是一律不接受外援的。我记得 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法权利后，我们去巴黎参加会议，黄镇当团长，我当代表。参加完以后，根据规定，从各国交纳的会费中拿出一定的比例返还给我们买图书。教科文组织嘛，给你钱买图书。我们当时报告给国内，主管的外贸部门却不同意，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援助。我们会费二三百万美元，返还的有几十万美元，白给也不要。
在这期间，我们首先考虑对联合国的看法应该有所改变，应该比较实事求是。五六十年代，都是一个提法，就是说“联合国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但是到了7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联合国里面亚非拉势力增加，绝大多数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来独立了，参加联合国，成分有所变化。虽然这些新加入的亚非拉国家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像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如果没有这些亚非拉国家支持，是不可能的。当时是76票对35票，投赞成票的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西欧国家。这也说明联合国结构在变化，美国要操纵也不那么容易。这是一点。再一点，联合国自己也做些事，包括环境问题、联合国开发署问题、海洋法会议，这完全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的。
从那时候起，我们对联合国的看法比较实际起来。就拿维和行动来说吧，我们刚进去时，不参加，不投票，脱离接触，不沾边。那时维和行动多数是坏的。比如在刚果(金)，联合国部队进去后把刚果民族独立英雄卢蒙巴抓起来，另立了个蒙博托。像这些例子，说明联合国维和行动确实不好。而另外一些则不完全是坏的。国内两派打起来，打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部队进去维和是可以考虑的。所以维和不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大国服务的，要实事求是来看。所以我们对联合国的看法作了一些改变。
其次，对联合国援助态度可作一些改变，过去我们一律不接受援助。我当国际条法司司长时，在我们建议下，有关部门同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联系的。开始时，我们还只同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京设立机构，但开发计划署是没有多少资金的，主要是提供训练人员等援助。对世界银行，我们还不敢贸然同它发生关系，我们说它是美国“操纵”的金融机构，不与它发生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我们需要大量资金，而世界银行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大量外国贷款的国际组织。我们终于决定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0年初，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来访问，小平同志亲自会见，解释中国的开放政策，欢迎同世行的合作，掀开了中国与世行关系新的一页。到上个世纪末，世界银行已经给中国贷款300多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缺乏资金的困难，对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样，我们就把中央初步改革的思想进一步运用到了联合国。
还有一个裁军问题。刚进人联合国时，发展中国家压我们，让我们加入裁军谈判。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对他们说，帝国主义时代，有什么裁军可言!我们当时是这个态度，这个口号，而不是把裁军作为一个工具，在这个里面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确实比较僵硬。1978年联合国举行第一次裁军大会，当时中国参加了。开始内部还有争议，到底去不去?国内领导层中还有人反对，问：你们怎么也主张参加?这个倒不是我的主张，是外交部长黄华主张参加。他说，发展中国家邀请我们，不结盟国家也希望我们参加。最后还是去了，黄华当团长，副团长是陈楚和我。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参加裁军大会。整个国家在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对联合国的看法也逐步有所改变。
中国人在联合国的“创造”是：“不参加投票”。国民党政府曾按5％缴纳联合国会费。周恩来从政治上考虑，一锤定音：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按5.5％缴
我们进人联合国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1年至1978年。刚进去时是逐步了解情况，同时也有很多东西受“左”的影响，像刚才讲的裁军、维和，决不参加。我们在联合国创造了一个先例：不参加投票。一个赞成，一个反对，一个弃权，都有点进去的意思。不参加投票和弃权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进入联合国初期，还不了解，就摸情况。从来没参加过联合国斗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尽量还是离远一点，这是必要的。1978年至80年代中期，这又是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直至现在，可以算作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我们在联合国的活动逐渐实际一些，确实更加务实，但也还不是绝对化。对联合国的态度是“逐项进行审议”，合理的部分同意，不合理的就反对。缴纳联合国会费也开始从实际出发。我们大概开头定得太高。原先国民党政府是4％、 5％。我们进去以后，总理说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因此定为5．5％。然后过了一段时期，又增加到7％。当时面临什么情况呢?1978年，我们人均收人才200多美元，属于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联合国缴纳会费有个标准，收入低可以少交，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们是从政治上考虑，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总部定下标准，其他所有专门机构都按这个标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缴纳联合国的会费就得几千万美元，而我们国家整个外汇储备才二十几亿美元。这种情况只在1979年以后才逐渐改变，应该说这是开放政策的结果。
后来，我们就考虑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国民收入低就少交。一直到我当了代表后，这个问题才最后确定。这样，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就反对我们了。我们少交，他们比例就要增加一些。最后我们做了个妥协，根据我国国民收入交多少，又替最穷国家交一些。那个时候降低到0．9％。联合国会费三分之一是美国交的，30亿美元。后来，美国不干了。开始它还能控制联合国，后来控制不住了，它不干了，降到25％。
1978年至1979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柬埔寨问题。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后，西哈努克到了北京，准备率领民主柬埔寨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控诉越南侵略柬埔寨。联合国同意支持民主柬埔寨。当时我们在政策上是支持西哈努克的，反对越南入侵。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是仓促决定的。到达的前一天，黄华外长半夜打电话给我，要求写出接待方案。我们连忙赶写了报告，大意是做好接待工作，并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在纽约的活动。写好后，已经来不及逐级呈报。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前，看了我们的报告，批了“大致可以”几个字。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小平同志赞扬了西哈努克亲王的爱国热忱，并详细分析了在联合国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予准备的对策。 见了西哈努克亲王以后，小平同志一再跟我们讲：西哈努克要到联合国去，你们一定要安排头等舱，到那儿要住最高级的宾馆，中国人给他出钱。因为这是要提高他的地位，不能太寒酸。小平同志想得很细，而且这方面很有经验，具体办事都提醒我们注意。当时我感到：一个伟大政治家不仅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要作出正确决策，就是在关键性的具体问题上，也要考虑得十分细致。柬埔寨问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影响我国周边和平安定形势的一个热点问题，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始终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再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个问题每年联合国安理会都要讨论，我们坚决站在反对侵略的立场上。在反对苏联入侵这一点上，跟美国有共同点，跟苏联就对立起来了。比较微妙的是由东盟国家发起的1982年柬埔寨国际会议。
本来，1979年至1981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美国、中国、东盟的立场是一致的，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支持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苏联方面不同意，就这样对峙着。对峙了几年以后，东盟觉得完全跟中国走不大合适，因为民主柬埔寨有共产党，这样一来东盟国家支持共产党了，所以他们搞了个柬埔寨国际会议。
事前，东盟国家通过了一个稿子。通过以后，就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要求柬埔寨解除武装，按照津巴布韦方式举行选举。在当时，如果此方案实施起来，就等于让民主柬埔寨解除武装，让他们投降。
这个事件我们事先不知道。大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恰好都在国内休假。于是就在小平同志家里谈，考虑怎样应付，大家都发了言。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要争取，把不利于民主柬埔寨进行武装斗争的决议打掉。
在这次柬埔寨国际会议上，东盟国家的代表围攻中国代表团，但最终他们也作了妥协。事先我们对东盟做了工作，对美国也做了工作。东盟五国代表事先跟我谈，我表示，我们不能接受的，就这么一条。将来可以选举了，采取什么方式，由各方商议来定。我们强调，现在还是战争期间，将来的问题不一定现在管。现在还是要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外国侵略。后来那个妥协方案还是可以用的。他们后来也不提解除武装，措词变了。
过去受毛主席影响，支持世界革命，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但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明确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尊重对方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我们要求人们这样，自己也这样，不干涉内政。不然是很不得人心的。
在联合国5年，重大事情除了阿富汗、柬埔寨以外，就是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
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动了真格。按照邓小平“一否到底”的重要指示，凌青16次断然否决瓦尔德海姆。邓小平对到访的德奎利亚尔说：中国“绝不当头头”
根据惯例，联合国秘书长大国人选是不能当的，五大国不能当，一般都是小国，各方面平衡一下。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是1981年秋天的事。1981年瓦尔德海姆第二任任期届满，但是他于9月10日正式宣布竞选第二次连任。如竞选成功，就是第三任了。以当时形势，联合国内外对瓦尔德海姆再度连任也一致看好，因为他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坚决支持。事实上，按“冷战”时期的“老黄历”，只要美苏两家中意的人选，即使广大中小国家反对，也能“出线”。
除瓦尔德海姆参加竞选外，还有好几个人参加竞选，其中有一位是坦桑尼亚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他在联合国当了将近10年的常驻代表，后来回到国内当了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还当过坦桑尼亚的总理、外交部长。萨利姆对中国非常友好。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他在会议大厅里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所以美国政府及尼克松非常讨厌这个人。问题在于，当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支持萨利姆的可能只有中国一票，他显然无法通过提名。
按程序，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先由安理会提名，再交大会通过。安理会成员国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按安理会议事规则，凡属程序性问题，只需9票多数即可通过，但推荐秘书长这样的实质性问题，就没有这样简单了。当选多数票至少为9票，而且反对票中不得有常任理事国，否则就无法通过。换言之，推荐秘书长需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
我们当时面临一个形势，是否跟以前一样，只支持萨利姆两轮，然后再转过来，支持瓦尔德海姆。最后，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这次可以支持到底，否决瓦尔德海姆当秘书长。应该说，瓦尔德海姆上任以来与中国也有着良好的关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瓦尔德海姆还主动提出，让中国多派些人到联合国来工作。这也是他对中国的好意。中国本来无意厚此薄彼。但是，竞选已掺人了深刻的政治因素。据分析，美国否决萨利姆，是因为他在非洲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总是比较激进，不合自己的胃口。
我们考虑了几条理由：第一，对如此友好的国家和个人，我们如果不支持到底，是显示不出我们支持的诚意的。中国要支持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在联合国的一贯立场。萨利姆是中国’很好的朋友，我们不能支持他两轮之后就转向了。不能随便应付一下，要诚恳，支持到底。第二，我们虽然对任何西方候选人的个人和国家不抱成见，但这一职务长期受西方垄断也不合理。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到1981年，秘书长的人选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瑞典的哈马舍尔德、挪威的赖伊、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都是白人。有色人种只有一个，缅甸的吴丹。而且当时吴丹还是副秘书长，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刚果(金)飞机失事遇难，然后吴丹才当了秘书长。第三，很重要的方面，考虑的就是中美关系。因为自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直表示支持台湾，说不能把台湾扔到大海里不管。在中美就售台武器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我们要反对瓦尔德海姆到底，支持萨利姆到底，实际上就是等于跟美国干到底。美国带头反对萨利姆，我们就带头支持萨利姆；美国带头支持瓦尔德海姆，我们就带头反对瓦尔德海姆。
在当时的背景下，跟美国强硬地斗一下，有一定的好处。中美双方当时正就第三个联合公报进行谈判，就是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还没达成协议。谈判很有可能陷入僵局。我后来听说，必要时大使馆有可能要降格，又变成联络处。好像有过这么一个考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跟美国强硬强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最后，我们代表团党委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建议坚持到底。在我们代表团报告以前，小平同志已经讲了，要否决到底，“一否到底”，可我们并不知道。这样，我们便与中央不谋而合了。所以报告到了以后，受到了中央的嘉奖。外交部通报了，我们非常高兴。
10月27日上午，在安理会的一个小会议厅里，关于秘书长提名的第一轮投票开始举行。拿到选票后，我和身旁的副代表梁于藩略作商议后，即按预定方案投票：赞成对萨利姆的提名而反对瓦尔德海姆。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萨利姆11票，但有一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瓦尔德海姆10票，也有一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在以后的3轮投票中，瓦尔德海姆大多与前次持平，而萨利姆得票渐渐趋少。
第五、第六轮投票在第二天举行，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次得票均为8票和11票。一个星期后，举行了第七、第八轮投票，由于中、美两国态度依旧，两人的提名都未获通过。
提名进入了僵局。长达20天的马拉松式的投票，对中国人的考验越来越严峻。最初，曾流传——种说法，即认为中国对萨利姆的支持是有保留的，在看到萨利姆提名无望通过后便会相机行事，转而放弃支持，使瓦尔德海姆“柳暗花明”。这些观察家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五年前的1976年，瓦尔德海姆第一次争取连任时，中国最初也持反对态度，但眼看那位为自己所中意的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无望“出线”时，似乎也就顺水推舟，转而放弃对瓦尔德海姆的“否决”。这次，在经过16轮投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不仅美国人反对萨利姆是铁了心，中国这一回否决瓦尔德海姆也是动了真格。这样，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再也不是死心眼地呆在会场里，而是离开表决器，到会场外进行更多的活动，寻求打破僵局。 妥协的方案出来了：一是让瓦尔德海姆继续任职 1至3年后再行选举；二是5年的任期干脆让瓦尔德海姆、萨利姆“平分秋色”，一人一半；三是另觅候选人，其前提是原候选人至少有一人退出竞选。延长任期和分享任期的两种方案不久被否定，这样，另推候选人势所必然。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首先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这样，就为新的候选人“出炉”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几天之内，秘书长候选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台亮相，最热闹的时候竟达到 9人之多，而且，包括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内的9名候选人，清一色属于发展中国家1
12月11日，在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奥通努大使主持下，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就候选人举行第17轮投票。结果，德奎利亚尔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0票赞成，因无否决票而当选。12月25日上午，第3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联合国秘书长。
1982年，新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小平同志会见了他。由于德奎利亚尔出任秘书长时的前述特殊背景，他在谈话中几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中国有特殊条件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领导作用”。但小平同志一再表示不同意。他指出：领袖“做不得”，“很多朋友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发展中国家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小平同志讲话时，那种坚定而诚恳的态度，使对方感到中国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事后，德奎利亚尔一行不少人员都对我们当时在场的人表示，十分赞赏中国这种既支持发展中国家，又不愿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指手画脚的立场。冷战后期，小平同志再次强调“绝不当头”的思想，这是从另一种国际环境下提出的重要政治考虑，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的。
在凌青就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时候，正好遇上了英阿马岛战争。狡黠的帕森在安理会的一系列提案都成了战争的烟幕弹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战争。我当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那会儿，英国与阿根廷打起来了。英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叫帕森，外交经验多，比较狡猾。在得到阿根廷要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后，他就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提出：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有争议，可能有什么军事行动，希望和平解决。他抓和平解决的旗帜，大家都照例通过，因为谁也不敢说不要和平嘛。通过之后，英国就增添了一个资本。过了两天，阿根廷果然进攻了马尔维纳斯。进攻之后，帕森又来了，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说，你看，几天前，我讲的话没错吧?然后要求通过一个决议，要求阿根廷停止进攻。这个大家当然也很容易通过，反正要和平嘛。这样，英国就在外交上争取到了主动。主权虽然是阿根廷的，但它就比较被动，好像是它老想打似的。后来英国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远征舰队，远征马尔维纳斯，双方就打起来了。
当时我当轮值主席，我们还是同情阿根廷这一边。但是我们不好出面，所以我们就通过安理会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巴拿马，代表阿根廷向安理会提出议案，对英国提出恢复马岛主权的要求。
后来，英国舰队胜利以后，撒切尔夫人访问了联合国，之后就到了中国，与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看起来，中国要收回香港，撒切尔夫人并没有精神准备。所以到北京以后，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谈话，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她就懵了。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走下台阶时，她跌了一下。在联合国的时候，撒切尔夫人是很坦然的。她没想到我们在香港问题上态度那么坚决。
顺便还要说一下的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香港和澳门是否属于殖民地的问题便摆在了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面前。我在担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时，参与了有关香港、澳门定性问题的讨论和拟稿。中国政府关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门的准确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讲坛：殖民地是遭受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主权的国家，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广泛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在中国的坚持下，第27届联大会议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而形成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上删去了香港和澳门。这样，就从国际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中英《联合声明》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这件事，是英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双边协定，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双方都是主权国家，签了字不登记也是有效的。但登记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大家都公认了。英国人可能对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国要搞“一国两制”，他们对“一国两制”不放心，认为这个是假的，所以要到国际上登记一下，这样就有国际监督了。这是他们的一个小打算。对中国来说，我们同意，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实施“一国两制”是诚心诚意的，所以不怕。
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风和日丽，象征着光明的未来。我奉命在这一天约好英国大使汤姆森一起来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将中英《联合声明》递交给福莱斯豪尔副秘书长。在与汤姆森握手时，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应该说这不仅是一种微笑，而是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狂喜。当时我已是离任前夕，我在联合国的使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心情非常激动。我对福莱斯豪尔博士说：“我能亲自参与完成这一文献的法律手续，不仅可以告慰于先祖，而且也使我再一次体验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雄厚国力的伟大国家，任何外国再也欺辱不了我们。”记得1984年9月，中英双方经过22轮谈判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喜讯传来，我心潮澎湃，赋七律一首：“中华儿女志弥坚，昂首虎门销毒烟。战斗百年涤旧耻，腾飞万里谱新篇。河山昔日悲焦土，大地今朝喜换颜。高祖有灵应不识，笑问天上抑人间?”
不到1个月，我和夫人张联就离任回国了。
好像是在1970年的冬天，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陪着毛主席接见一位外宾——美国的斯诺先生。毛主席对斯诺说，美国的左中右都可以来。然后，罗贵波就向我们传达了。“这怎么可能?”大家一时不能相信。这是新的精神，美国的右派也可以来，过去，我们跟右派从不来往的。在华沙，大家都知道，是美国人主动跟我们接触。为此，国内还批评了我们的代办。这时候，正好美国乒乓球队来访了，这个事情也就公开了。
那时候，我在外交部欧美司主管国际条法这部分，除了联合国政府组织以外，还主管与很多国际民间组织的交流。有一个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属于国际乒联系统，打了电报要求访问中国，这事我就参与处理了。这在思想上有个过程，一开始转不过弯来，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日本的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要求访华。当时部里就打了报告，建议推迟访问。后来，毛主席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领导就决定要我代表外交部参加接待。出面接待的是国家体委。我名义上是对外友协的“理事”，实际上是代表外交部参加接待工作的。
那天我提前到了飞机场，看到那里还有条大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厂飞机马上要降落了，但飞机场还有这么个大标语。这是毛主席“五二O”声明里的话，是当时的“最高指示”，到处都挂着。美国人下飞机看到就不好了，万一回去说了，就麻烦了。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恐十白得撇下来。
1970年，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把西哈努克推翻了。5月20日，我们就在天安门举行了一个大会，发表了“五二O”声明，题目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柬埔寨的事件推迟了中美关系改善的进程。本来毛主席在这之前已经有所考虑。大概是1969年，尼克松在堪萨斯大学讲话，承认世界上有五大力量，美国、中国、日本、欧洲、苏联。毛主席读了以后，觉得美国承认中国是个力量，不得不打交道，他也就觉得要改变一下。美国当时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陷得很深，国内反对的人很多，美国人要脱身，再陷下去它日子也不好过。它想脱身就得找中国，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乒乓球无非是一个桥梁，借这个“桥”，双方表示一些友好。以后就是基辛格访华。当时我主要负责国际方面的，我早已不当美国科科长了；乒乓外交沾一点边，中美直接谈判我就不管了。当时欧美司司长已换成章文晋，他就直接抓了。那时候还不叫司长，还是主要负责人吧。这之后，就涉及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
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可能要恢复。因为1970年投票的时候，我记得已经是51票对49票，赞成中国恢复的是51票，反对恢复的是49票。由于美国以“重要问题”案需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继续顽固阻挠，提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票数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的票数。1971年基辛格一来，形势大好。当时我跟姬鹏飞讲，今年有可能会通过。姬鹏飞说了一句：“也许有可能。”就没有多说什么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来，上面还让我们研究过一次，问如何才能推迟一点加入联合国，这就搞不清楚是怎么考虑的了。可是后来也没讨论，说是让我们准备准备，第二天要到总理那里去讨论一下。我们想半天也想不出个理由来。第二天去了，总理也没提这个问题。总理较晚才到，问了一声：“凌青来了没有?”问了以后也没进一步说，可能又改变了。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登程，毛泽东让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机场送行。邓小平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后来，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去联合国，而且要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到飞机场去送行。外交部的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在京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飞机场去欢送，还组织了好多群众，这是唯一的一次。
我到联合国已经比较晚了。这中间我到委内瑞拉做大使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1971年至1973年，我参加过几次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
1972年召开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会议。姬鹏飞当团长，韩念龙当副团长，韩叙，我，还有一个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我们几个是顾问。越南战争停止了，五大国加上联合国秘书长一起参加这个会议。最后一天，突然冒出一个事来，南越政府代表团发一个声明给各个国家，表示要怎么怎么样。当时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部长。他有经验，当场就表态说，苏联政府收到南越政府声明的话，一分钟也不停留就要给它退回去。我们中国方面没有作这样的表态。当时考虑，中国要是一表态，就跟苏联一致了。第二天，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专门作了一次发言，表示反对南越这个立场。中国就是不承认南越，南越作为一个官方代表给你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会议结束了，大家都不发言了，只有中国代表团申请发言，显得很不协调。
1974年，中央决定让小平同志出席联大经济问题特别会议，即讨论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联大。这是联大特别会议第一次讨论经济问题。这次会议是在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的情况下召开的，它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为争取经济发展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
毛主席让小平同志当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当时是副部长，带了我和罗旭到了小平同志住的地方。罗旭当时是外交部领导小组成员。那时，小平同志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他的房间破破烂烂，也没装修，只有几个沙发，空空荡荡的。乔冠华告诉小平同志，让他当代表团团长是中央的决定，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医生啊，身体怎么样啊。“医生我早就没有了。”小平同志说。然后主要谈了起草、发言的事。乔冠华问他对代表团有什么意见，小平同志说主要是起草和发言，搞个稿子吧。
后来代表团成员讨论时，觉得这篇发言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就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对外发言，往往要跟着中央的新思想，把新思想写进去。当时的新思想就是“三个世界”，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立即表示同意。乔冠华想了一下，表示要分两部分写，一部分由他写，一部分由我写。那一段关于“三个世界”的部分不好写，所以乔冠华说由他自己来写，找到周南做助手。当时周南在国内休假。他常驻联合国，当时还是代表团的一等秘书。
写好以后拿到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花了一天时间，亲自把草稿逐字逐句推敲一遍。中午就在那儿吃饭，在椅子上稍微靠一下，简单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当时，小平同志已是70高龄，还和大家一起讨论。
完了以后，又聚了一次，最后定稿。我记得最后定稿时，当讨论到发言稿的最后一段结束语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我记下这几句话后，小平同志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原来的送审稿可能没有这几句。最后报到毛主席那里，他批了“很好”两个字。 后来联合国开会我没有去，乔冠华、黄华、罗旭去了。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没有提到过的，更显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这篇讲话在当时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中国人坚决拒绝教科文组织返还的数十万美元的会费。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再把联合国看做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1978年初我从委内瑞拉回国，就到国际条法司当司长，当了两年。1980年8月，我接替陈楚，出任新中国第三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我从国际条法司司长到当驻联合国代表这段时间，主要是搞与联合国有关的工作，以前也搞，现在是独挑大梁，具体搞。上面虽然还有分管部长，但主要靠自己。国家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对联合国怎么改革开放，领导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或要求。改革开放初期，不像现在这样，那时是一律不接受外援的。我记得 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法权利后，我们去巴黎参加会议，黄镇当团长，我当代表。参加完以后，根据规定，从各国交纳的会费中拿出一定的比例返还给我们买图书。教科文组织嘛，给你钱买图书。我们当时报告给国内，主管的外贸部门却不同意，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援助。我们会费二三百万美元，返还的有几十万美元，白给也不要。
在这期间，我们首先考虑对联合国的看法应该有所改变，应该比较实事求是。五六十年代，都是一个提法，就是说“联合国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但是到了7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联合国里面亚非拉势力增加，绝大多数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来独立了，参加联合国，成分有所变化。虽然这些新加入的亚非拉国家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像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如果没有这些亚非拉国家支持，是不可能的。当时是76票对35票，投赞成票的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西欧国家。这也说明联合国结构在变化，美国要操纵也不那么容易。这是一点。再一点，联合国自己也做些事，包括环境问题、联合国开发署问题、海洋法会议，这完全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的。
从那时候起，我们对联合国的看法比较实际起来。就拿维和行动来说吧，我们刚进去时，不参加，不投票，脱离接触，不沾边。那时维和行动多数是坏的。比如在刚果(金)，联合国部队进去后把刚果民族独立英雄卢蒙巴抓起来，另立了个蒙博托。像这些例子，说明联合国维和行动确实不好。而另外一些则不完全是坏的。国内两派打起来，打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部队进去维和是可以考虑的。所以维和不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大国服务的，要实事求是来看。所以我们对联合国的看法作了一些改变。
其次，对联合国援助态度可作一些改变，过去我们一律不接受援助。我当国际条法司司长时，在我们建议下，有关部门同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联系的。开始时，我们还只同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京设立机构，但开发计划署是没有多少资金的，主要是提供训练人员等援助。对世界银行，我们还不敢贸然同它发生关系，我们说它是美国“操纵”的金融机构，不与它发生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我们需要大量资金，而世界银行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大量外国贷款的国际组织。我们终于决定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0年初，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来访问，小平同志亲自会见，解释中国的开放政策，欢迎同世行的合作，掀开了中国与世行关系新的一页。到上个世纪末，世界银行已经给中国贷款300多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缺乏资金的困难，对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样，我们就把中央初步改革的思想进一步运用到了联合国。
还有一个裁军问题。刚进人联合国时，发展中国家压我们，让我们加入裁军谈判。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对他们说，帝国主义时代，有什么裁军可言!我们当时是这个态度，这个口号，而不是把裁军作为一个工具，在这个里面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确实比较僵硬。1978年联合国举行第一次裁军大会，当时中国参加了。开始内部还有争议，到底去不去?国内领导层中还有人反对，问：你们怎么也主张参加?这个倒不是我的主张，是外交部长黄华主张参加。他说，发展中国家邀请我们，不结盟国家也希望我们参加。最后还是去了，黄华当团长，副团长是陈楚和我。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参加裁军大会。整个国家在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对联合国的看法也逐步有所改变。
中国人在联合国的“创造”是：“不参加投票”。国民党政府曾按5％缴纳联合国会费。周恩来从政治上考虑，一锤定音：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按5.5％缴
我们进人联合国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1年至1978年。刚进去时是逐步了解情况，同时也有很多东西受“左”的影响，像刚才讲的裁军、维和，决不参加。我们在联合国创造了一个先例：不参加投票。一个赞成，一个反对，一个弃权，都有点进去的意思。不参加投票和弃权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进入联合国初期，还不了解，就摸情况。从来没参加过联合国斗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尽量还是离远一点，这是必要的。1978年至80年代中期，这又是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直至现在，可以算作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我们在联合国的活动逐渐实际一些，确实更加务实，但也还不是绝对化。对联合国的态度是“逐项进行审议”，合理的部分同意，不合理的就反对。缴纳联合国会费也开始从实际出发。我们大概开头定得太高。原先国民党政府是4％、 5％。我们进去以后，总理说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因此定为5．5％。然后过了一段时期，又增加到7％。当时面临什么情况呢?1978年，我们人均收人才200多美元，属于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联合国缴纳会费有个标准，收入低可以少交，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们是从政治上考虑，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总部定下标准，其他所有专门机构都按这个标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缴纳联合国的会费就得几千万美元，而我们国家整个外汇储备才二十几亿美元。这种情况只在1979年以后才逐渐改变，应该说这是开放政策的结果。
后来，我们就考虑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国民收入低就少交。一直到我当了代表后，这个问题才最后确定。这样，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就反对我们了。我们少交，他们比例就要增加一些。最后我们做了个妥协，根据我国国民收入交多少，又替最穷国家交一些。那个时候降低到0．9％。联合国会费三分之一是美国交的，30亿美元。后来，美国不干了。开始它还能控制联合国，后来控制不住了，它不干了，降到25％。
1978年至1979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柬埔寨问题。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后，西哈努克到了北京，准备率领民主柬埔寨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控诉越南侵略柬埔寨。联合国同意支持民主柬埔寨。当时我们在政策上是支持西哈努克的，反对越南入侵。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是仓促决定的。到达的前一天，黄华外长半夜打电话给我，要求写出接待方案。我们连忙赶写了报告，大意是做好接待工作，并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在纽约的活动。写好后，已经来不及逐级呈报。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前，看了我们的报告，批了“大致可以”几个字。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小平同志赞扬了西哈努克亲王的爱国热忱，并详细分析了在联合国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予准备的对策。 见了西哈努克亲王以后，小平同志一再跟我们讲：西哈努克要到联合国去，你们一定要安排头等舱，到那儿要住最高级的宾馆，中国人给他出钱。因为这是要提高他的地位，不能太寒酸。小平同志想得很细，而且这方面很有经验，具体办事都提醒我们注意。当时我感到：一个伟大政治家不仅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要作出正确决策，就是在关键性的具体问题上，也要考虑得十分细致。柬埔寨问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影响我国周边和平安定形势的一个热点问题，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始终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再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个问题每年联合国安理会都要讨论，我们坚决站在反对侵略的立场上。在反对苏联入侵这一点上，跟美国有共同点，跟苏联就对立起来了。比较微妙的是由东盟国家发起的1982年柬埔寨国际会议。
本来，1979年至1981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美国、中国、东盟的立场是一致的，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支持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苏联方面不同意，就这样对峙着。对峙了几年以后，东盟觉得完全跟中国走不大合适，因为民主柬埔寨有共产党，这样一来东盟国家支持共产党了，所以他们搞了个柬埔寨国际会议。
事前，东盟国家通过了一个稿子。通过以后，就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要求柬埔寨解除武装，按照津巴布韦方式举行选举。在当时，如果此方案实施起来，就等于让民主柬埔寨解除武装，让他们投降。
这个事件我们事先不知道。大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恰好都在国内休假。于是就在小平同志家里谈，考虑怎样应付，大家都发了言。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要争取，把不利于民主柬埔寨进行武装斗争的决议打掉。
在这次柬埔寨国际会议上，东盟国家的代表围攻中国代表团，但最终他们也作了妥协。事先我们对东盟做了工作，对美国也做了工作。东盟五国代表事先跟我谈，我表示，我们不能接受的，就这么一条。将来可以选举了，采取什么方式，由各方商议来定。我们强调，现在还是战争期间，将来的问题不一定现在管。现在还是要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外国侵略。后来那个妥协方案还是可以用的。他们后来也不提解除武装，措词变了。
过去受毛主席影响，支持世界革命，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但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明确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尊重对方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我们要求人们这样，自己也这样，不干涉内政。不然是很不得人心的。
在联合国5年，重大事情除了阿富汗、柬埔寨以外，就是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
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动了真格。按照邓小平“一否到底”的重要指示，凌青16次断然否决瓦尔德海姆。邓小平对到访的德奎利亚尔说：中国“绝不当头头”
根据惯例，联合国秘书长大国人选是不能当的，五大国不能当，一般都是小国，各方面平衡一下。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是1981年秋天的事。1981年瓦尔德海姆第二任任期届满，但是他于9月10日正式宣布竞选第二次连任。如竞选成功，就是第三任了。以当时形势，联合国内外对瓦尔德海姆再度连任也一致看好，因为他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坚决支持。事实上，按“冷战”时期的“老黄历”，只要美苏两家中意的人选，即使广大中小国家反对，也能“出线”。
除瓦尔德海姆参加竞选外，还有好几个人参加竞选，其中有一位是坦桑尼亚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他在联合国当了将近10年的常驻代表，后来回到国内当了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还当过坦桑尼亚的总理、外交部长。萨利姆对中国非常友好。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他在会议大厅里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所以美国政府及尼克松非常讨厌这个人。问题在于，当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支持萨利姆的可能只有中国一票，他显然无法通过提名。
按程序，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先由安理会提名，再交大会通过。安理会成员国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按安理会议事规则，凡属程序性问题，只需9票多数即可通过，但推荐秘书长这样的实质性问题，就没有这样简单了。当选多数票至少为9票，而且反对票中不得有常任理事国，否则就无法通过。换言之，推荐秘书长需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
我们当时面临一个形势，是否跟以前一样，只支持萨利姆两轮，然后再转过来，支持瓦尔德海姆。最后，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这次可以支持到底，否决瓦尔德海姆当秘书长。应该说，瓦尔德海姆上任以来与中国也有着良好的关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瓦尔德海姆还主动提出，让中国多派些人到联合国来工作。这也是他对中国的好意。中国本来无意厚此薄彼。但是，竞选已掺人了深刻的政治因素。据分析，美国否决萨利姆，是因为他在非洲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总是比较激进，不合自己的胃口。
我们考虑了几条理由：第一，对如此友好的国家和个人，我们如果不支持到底，是显示不出我们支持的诚意的。中国要支持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在联合国的一贯立场。萨利姆是中国’很好的朋友，我们不能支持他两轮之后就转向了。不能随便应付一下，要诚恳，支持到底。第二，我们虽然对任何西方候选人的个人和国家不抱成见，但这一职务长期受西方垄断也不合理。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到1981年，秘书长的人选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瑞典的哈马舍尔德、挪威的赖伊、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都是白人。有色人种只有一个，缅甸的吴丹。而且当时吴丹还是副秘书长，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刚果(金)飞机失事遇难，然后吴丹才当了秘书长。第三，很重要的方面，考虑的就是中美关系。因为自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直表示支持台湾，说不能把台湾扔到大海里不管。在中美就售台武器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我们要反对瓦尔德海姆到底，支持萨利姆到底，实际上就是等于跟美国干到底。美国带头反对萨利姆，我们就带头支持萨利姆；美国带头支持瓦尔德海姆，我们就带头反对瓦尔德海姆。
在当时的背景下，跟美国强硬地斗一下，有一定的好处。中美双方当时正就第三个联合公报进行谈判，就是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还没达成协议。谈判很有可能陷入僵局。我后来听说，必要时大使馆有可能要降格，又变成联络处。好像有过这么一个考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跟美国强硬强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最后，我们代表团党委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建议坚持到底。在我们代表团报告以前，小平同志已经讲了，要否决到底，“一否到底”，可我们并不知道。这样，我们便与中央不谋而合了。所以报告到了以后，受到了中央的嘉奖。外交部通报了，我们非常高兴。
10月27日上午，在安理会的一个小会议厅里，关于秘书长提名的第一轮投票开始举行。拿到选票后，我和身旁的副代表梁于藩略作商议后，即按预定方案投票：赞成对萨利姆的提名而反对瓦尔德海姆。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萨利姆11票，但有一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瓦尔德海姆10票，也有一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在以后的3轮投票中，瓦尔德海姆大多与前次持平，而萨利姆得票渐渐趋少。
第五、第六轮投票在第二天举行，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次得票均为8票和11票。一个星期后，举行了第七、第八轮投票，由于中、美两国态度依旧，两人的提名都未获通过。
提名进入了僵局。长达20天的马拉松式的投票，对中国人的考验越来越严峻。最初，曾流传——种说法，即认为中国对萨利姆的支持是有保留的，在看到萨利姆提名无望通过后便会相机行事，转而放弃支持，使瓦尔德海姆“柳暗花明”。这些观察家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五年前的1976年，瓦尔德海姆第一次争取连任时，中国最初也持反对态度，但眼看那位为自己所中意的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无望“出线”时，似乎也就顺水推舟，转而放弃对瓦尔德海姆的“否决”。这次，在经过16轮投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不仅美国人反对萨利姆是铁了心，中国这一回否决瓦尔德海姆也是动了真格。这样，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再也不是死心眼地呆在会场里，而是离开表决器，到会场外进行更多的活动，寻求打破僵局。 妥协的方案出来了：一是让瓦尔德海姆继续任职 1至3年后再行选举；二是5年的任期干脆让瓦尔德海姆、萨利姆“平分秋色”，一人一半；三是另觅候选人，其前提是原候选人至少有一人退出竞选。延长任期和分享任期的两种方案不久被否定，这样，另推候选人势所必然。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首先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这样，就为新的候选人“出炉”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几天之内，秘书长候选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台亮相，最热闹的时候竟达到 9人之多，而且，包括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内的9名候选人，清一色属于发展中国家1
12月11日，在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奥通努大使主持下，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就候选人举行第17轮投票。结果，德奎利亚尔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0票赞成，因无否决票而当选。12月25日上午，第3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联合国秘书长。
1982年，新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小平同志会见了他。由于德奎利亚尔出任秘书长时的前述特殊背景，他在谈话中几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中国有特殊条件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领导作用”。但小平同志一再表示不同意。他指出：领袖“做不得”，“很多朋友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发展中国家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小平同志讲话时，那种坚定而诚恳的态度，使对方感到中国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事后，德奎利亚尔一行不少人员都对我们当时在场的人表示，十分赞赏中国这种既支持发展中国家，又不愿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指手画脚的立场。冷战后期，小平同志再次强调“绝不当头”的思想，这是从另一种国际环境下提出的重要政治考虑，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的。
在凌青就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时候，正好遇上了英阿马岛战争。狡黠的帕森在安理会的一系列提案都成了战争的烟幕弹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战争。我当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那会儿，英国与阿根廷打起来了。英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叫帕森，外交经验多，比较狡猾。在得到阿根廷要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后，他就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提出：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有争议，可能有什么军事行动，希望和平解决。他抓和平解决的旗帜，大家都照例通过，因为谁也不敢说不要和平嘛。通过之后，英国就增添了一个资本。过了两天，阿根廷果然进攻了马尔维纳斯。进攻之后，帕森又来了，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说，你看，几天前，我讲的话没错吧?然后要求通过一个决议，要求阿根廷停止进攻。这个大家当然也很容易通过，反正要和平嘛。这样，英国就在外交上争取到了主动。主权虽然是阿根廷的，但它就比较被动，好像是它老想打似的。后来英国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远征舰队，远征马尔维纳斯，双方就打起来了。
当时我当轮值主席，我们还是同情阿根廷这一边。但是我们不好出面，所以我们就通过安理会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巴拿马，代表阿根廷向安理会提出议案，对英国提出恢复马岛主权的要求。
后来，英国舰队胜利以后，撒切尔夫人访问了联合国，之后就到了中国，与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看起来，中国要收回香港，撒切尔夫人并没有精神准备。所以到北京以后，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谈话，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她就懵了。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走下台阶时，她跌了一下。在联合国的时候，撒切尔夫人是很坦然的。她没想到我们在香港问题上态度那么坚决。
顺便还要说一下的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香港和澳门是否属于殖民地的问题便摆在了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面前。我在担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时，参与了有关香港、澳门定性问题的讨论和拟稿。中国政府关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门的准确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讲坛：殖民地是遭受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主权的国家，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广泛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在中国的坚持下，第27届联大会议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而形成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上删去了香港和澳门。这样，就从国际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中英《联合声明》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这件事，是英国方面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双边协定，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双方都是主权国家，签了字不登记也是有效的。但登记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大家都公认了。英国人可能对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国要搞“一国两制”，他们对“一国两制”不放心，认为这个是假的，所以要到国际上登记一下，这样就有国际监督了。这是他们的一个小打算。对中国来说，我们同意，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实施“一国两制”是诚心诚意的，所以不怕。
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风和日丽，象征着光明的未来。我奉命在这一天约好英国大使汤姆森一起来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将中英《联合声明》递交给福莱斯豪尔副秘书长。在与汤姆森握手时，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应该说这不仅是一种微笑，而是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狂喜。当时我已是离任前夕，我在联合国的使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心情非常激动。我对福莱斯豪尔博士说：“我能亲自参与完成这一文献的法律手续，不仅可以告慰于先祖，而且也使我再一次体验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雄厚国力的伟大国家，任何外国再也欺辱不了我们。”记得1984年9月，中英双方经过22轮谈判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喜讯传来，我心潮澎湃，赋七律一首：“中华儿女志弥坚，昂首虎门销毒烟。战斗百年涤旧耻，腾飞万里谱新篇。河山昔日悲焦土，大地今朝喜换颜。高祖有灵应不识，笑问天上抑人间?”
不到1个月，我和夫人张联就离任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