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汇率的问题上，过去几周的几个重大新发展，标志着国际社会试图对中国汇率政策施加影响的努力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美方少数参议员的情绪化的抱怨，发展成一个有系统的国际行动程序
　　
　　过去几个星期，国际上在汇率问题上有几个新的重大发展。
　　首先，美国财政部在6月中旬发布的半年报告中，尽管使用了较为强硬的语气再次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表示不满，但仍未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其次，在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的几小时内，以舒默为首的几名美国参议员联名推出一个新的有关汇率的法案草案，首次提出“汇率偏离”的概念，取代了近年来常用的“汇率操纵”。
　　第三，在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的几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该组织对成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督的补充决议。
　　无论是美国参议员的新法案草案，还是IMF的决议，都未单独提及中国的汇率政策；但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上述一系列变化的矛头所指就是人民币汇率政策。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首先，有必要澄清几个重要的相关概念——“汇率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汇率偏离”(currency mis alignment)和“汇率干预”(currency intervention)。在“汇率操纵”问题上，IMF和美财政部使用的概念基本相同，都是指一国的汇率政策阻碍了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用于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这一概念里，既含有技术上也含有意向上的因素，因而在实践中，判定一个国家操纵汇率的门槛比较高。这是美国财政部一直没有认定中国操纵汇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汇率偏离”指一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其均衡水平发生了偏差。就人民币而言，其实际有效汇率，是在人民币对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的区别而计算出来的。可见，“汇率偏离”首先是一个技术概念。
　　“汇率干预”是世界上很多央行每天在做但又大都不愿承认的事情。毕竟，“干预”是个贬义词，有一点点“操纵”的含义。但在笔者看来，“汇率干预”实际上应是一个学术概念:只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发生变动，就意味着有汇率干预发生。外汇储备的增加(减少)表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净买入(卖出)外汇，从而使市场汇率不完全由外汇市场上的其他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来决定，因而构成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区分上述概念，有助于理解近期国际上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舒默等美国参议员以“汇率偏离”取代“汇率操纵”，将使认定中国“汇率偏离”更为容易，为美方基于这一认定之上而采取制裁性措施扫清障碍。据有关报道，为避免“汇率偏离”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从而可能“打击一大片”，美方参议员的法案草案中还将加入一个灵活性——区分“善意”(benign) 和“恶意”(m align) 的偏离。
　　笔者判断，在做这一区分时，很可能会用到“汇率干预”的概念。例如，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日元和人民币在技术上都被判定“汇率偏离”，但前者的偏离会被认为是“善意”的，而后者是“恶意”的。这是因为，日本的外汇储备没有显著增加，从而表明日本央行没有进行过外汇干预，日元的“汇率偏离”完全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外汇干预”导致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从而得出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不是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结论。
　　当然，在技术上认定一国“汇率偏离”绝非易事。对汇率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要想准确估计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均衡汇率”，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要得出“汇率偏离”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要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主观判断”的成分。
　　鉴于此，IMF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惟一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就成员国汇率问题发表意见的国际机构。有迹象表明，IMF在其新的汇率政策框架下，有可能会对其成员国的“汇率偏离”程度做出具体的量化估计。如果IMF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偏离”程度的具体的量化估计，其影响将会非常广泛和深远。尤其是，IMF的结论将有可能被包括美国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国际上其它一系列组织、机构和个人当做一个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的权威裁定，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压力，要比几个美国参议员的威胁大得多。
　　过去几个星期，在汇率问题上的几个重大新发展，标志着国际社会试图对中国汇率政策施加影响的努力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美方少数参议员的情绪化的抱怨，已发展成一个有系统的国际行动程序。换句话说，火车已经驶出车站了。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灵活性，都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供职机构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