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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谓党的“八大悬案”，是指1956年毛泽东对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关主要矛盾问题的一些提法提出批评一事。对于这个批评的是非得失，在理论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故曰“八大悬案”，主要包括起草报告的原因、主要矛盾实质的提出者、报告的起草过程与毛泽东否定主要矛盾的过程四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八大悬案；探析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1-0068-06
2002年第6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胡绳的遗作《谈党的“八大悬案”》，该文首先提出了党的“八大悬案”，胡绳以当事人之一的身份，对有关这一悬案的四个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回忆和深入的分析。对于澄清这些问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很多问题在学术界仍然争论甚多。
一、起草政治报告决议的原因
韩钢指出：“八大的文件本来三个：第七届中央委員会的报告、党章修正案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为准备这三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两个起草委员会。后来又增加了两个：一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这样，一共五个文件，党章的两个和关于“二五”计划的两个都是各自配套的，唯独政治报告没有一个文件配套。”①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在1956年8月30日就开始了，关于预备会议的任务，邓小平说：“在13天内政治报告、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五个文件要定稿。”②可以看出，预备会议也只是讨论了这五个文件，并没有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直到9月17日，也就是党的八大正式会议开始之后才做这项工作的，距大会闭幕只有10天的时间，所以这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比较紧迫，不如报告的起草那样从容。但对于起草决议的原因则不明确，胡绳回忆：“党的、人大的、政协的会议，作为决议就是把原来报告主要的核心的内容说一下。本来不应该这样：一个大会开了几天，到最后忽然向大会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主要矛盾，这样不但对领导者是突然袭击，对全体参加者也是突然袭击。时间也来不及，不可能讨论问题了。七大没有什么决议，就是通过了报告《论联合政府》。进城以前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的讲话就是决议，没有另写什么决议。可能这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本来就不需要搞什么决议，是多余的。当时起草决议的同志，好像觉得要说点什么东西，说出个主要矛盾，也觉得大家恐怕都是这样想的，似乎不成问题。”③
对于胡绳的解释，周承恩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说法似乎令人费解，好像无缘无故就提出要搞一个政治决议，而且在决议中似乎不经意地说出了个主要矛盾。我觉得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大可能是这样，无论是提出搞政治决议，还是在决议中写主要矛盾问题，都不是多余的，更不是偶然的。”①韩钢指出：“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议，在八大之前有过两次，一次是四大，一次是七大。两次大会的情况还不一样，四大的决议内容比较充实，有一定篇幅；七大的决议则实在简单，简单到全部内容只有一句话，这样简单的决议当然用不着费事做什么起草工作。八大是否因为曾经考虑采用七大决议的形式而没有提前做文字工作，笔者不得而知。”②但是韩钢指出：“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转折时分析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毛泽东一贯的思维方式，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如此，从抗日战争再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也是如此，从第三次国内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是如此。以他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分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③八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事件，那就是八大关于政治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写进了一段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话。这件事的经过是，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人们发现，刘少奇的报告中缺乏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于是决议的起草者就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这个报告的长篇决议的草案中，在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们对于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们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④因此可以推断，决议是在代表的提议下，毛泽东的指导下，秘书们完成的。
二、决议中主要矛盾实质的提出者
关于主要矛盾的完整表述是人民对先进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生产间的矛盾，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争议最大的是最后一句，胡绳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把这说成是刘少奇的主张这个说法不对，刘少奇政治报告中根本没有讲主要矛盾问题，很多回忆录都犯了这个错误，例如，薄一波回忆：“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战胜了资本主义。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⑤李雪峰回忆：“在讨论政治报告中，关于我国的主要矛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赞成报告中写的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记得这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⑥薄一波、李雪峰的回忆有两个错误：一是刘少奇政治报告中根本没有讲主要矛盾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指出：“现在，革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①二是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是在关于政治报告决议中提出的，而不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这个决议是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因此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是他的主张。薄一波、李雪峰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搞混了，之所以产生以上的错误，大概与“文革”中刘少奇被扣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帽子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公开质问刘少奇，指出：“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② 胡绳认为可能是胡乔木提出的主要矛盾的实质，但是周承恩指出：“但我从一位曾参加1981年历史决议起草的朋友那里听说，胡乔木在同一些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同志谈话说，曾说过增写这句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间接传闻，不足为据。”③查证史料，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是陈伯达提出的，而非胡乔木。
第一，胡乔木回忆：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第二，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当时就被毛泽东加以训斥，并被树立为对立面。这样，我们就彻底认清了他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④。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时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来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了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⑤
第二，胡绳的回忆同样证明是陈伯达提出的主要矛盾实质这句话，胡绳说：“毛主席主要反对、不满的是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个不行，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先进，什么叫先进？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我记得，陈伯达还维护这个说法。他对主席讲，列宁说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而生产力还落后。陈伯达告诉我说，毛主席回答说，列宁讲的是和外国比较，我们社会主义是先进的，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绝不能说本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是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这不行。”⑥
第三，陈伯达在回忆录中承认是自己提出的，他曾在1981年12月说：“我倒了以后，上面派人来问我时，问过我八大决议中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那句话是怎样写出来的。我跟他们说，政治报告时在会议前起草的，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但是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则是在会议进行中起草的，所以搞的比较仓促。我在决议草案中写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又觉得仅是这样的说法，有些太笼统，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当时会议议程很紧，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样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
三、毛泽东与报告的修改过程
陈伯达提出了关于主要矛盾的第三句话，毛泽东的意见如何，这与报告的修改过程息息相关。《中共八大史》详细记载了决议的修改过程：第一稿是9月19日写成的，晚上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稿子，9月23日改出来第二稿，24日改出了第三稿，第三稿中增加了主要矛盾的内容：我们现在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这是在文件中，第一次论述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草案当天下发到各代表团讨论，晚上毛泽东主持会议，汇总各代表团的意见，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26日改出了第四稿，关于主要矛盾，没什么修改。也就是这一天晚上，胡乔木有对稿子进行了修改，第五稿对主要矛盾的叙述没有什么变化，这天晚上，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草案，第二天将提交大会表决。毛泽东对稿子作了审阅，在27日凌晨两点，在稿子上写道：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至此，草案算是定稿了，可是根据现存档案，胡乔木又加上了众所周知的那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就是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表达了不同意见②。
韩钢对此有两点疑惑：一是这个修改是胡乔木本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第二，这个修改后的稿子是否送毛泽东审阅过。③《中共八大史》记载：加写这句话是在毛泽东看过之后，胡乔木本人是否报告了毛泽东，我们不得而知④。这就成了一个谜团，毛泽东看到最后的修改稿的决议了吗？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版本。
有的说毛泽东看过最后的修改稿，《毛泽东传》记载：“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这一句话，9月27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胡乔木回忆：“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⑤对此存在四个疑点：一是八大的闭幕式27日下午2点开幕，而毛泽东1点50分还在中南海游泳池，这是不合常理的；二是毛泽东在27日凌晨两点已经决定最后的修改稿了，已经是付印了，怎么又修改意见了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离开会时间很近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翻译，《毛泽东传》的前后记载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是毛泽东当时看过的话，为什么当时同意，而后又表示反对呢？沈志华认为可能是毛泽东漏看了，他认为：“尽管事情仓促，毛泽东事先是知道并且同意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表述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匆忙间他没有留意这句话），但正是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表示不滿。”⑥这种解释令人难以信服。
陈伯达的回忆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指出：“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经看过，这时已不好再去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表决时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那天的会上，叶飞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后面，我坐的位置是靠侧面。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叶飞说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①因此胡绳回忆：大会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案，可是不久，毛泽东说不行，是错误的，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迫强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②。最重要的是，1957年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有人谈到了由八大决议中制度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所引起的这一争论，毛泽东回答说：“矛盾有，但不大，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五十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五十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四十年嘛，现在还是适应的。矛盾吗，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是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才知道。”③ 四、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的过程
胡绳认为，说毛主席会后不久反对这个决议，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毛主席反对的主要是最后一句话，而不是前面两点。④但是后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决议，认为阶级矛盾仍旧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党史专家龚育之指出的那样：仔细的分析一下，毛泽东的批评分为两个阶段，开头一个阶段，他是批评这个表述的第三句话在理论上站不住脚，需要推敲，而不是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起了历史性变化的判断提出批评，后来他才进一步批评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实质判断⑤。
（一）否定陈伯达加上的最后一句
王光美回忆：“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⑥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大多认为是一个口述史料，无文献可考；二是王光美认为：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
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客观的，一是从会后陈伯达同毛泽东的辩解来看，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概括的确有意见，可以推断天安门上的对话的确发生过；二是王光美称毛泽东仍旧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王光美的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毛泽东说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主要指陈伯达加上的最后一句话，而非前两句，因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第五稿中主要矛盾的提法。其次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⑦这与主要矛盾的前两句论述是一致的。 韩钢指出：不少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以为毛泽东对八大决议的不满，一开始就是要否定决议的实质，以致以讹传讹①。
（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毛泽东对决议的否定
1.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
党的八大开后的一个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与唯物论。对于国内局势，他明确指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②
毛泽东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又重新开始绷紧，但他仍旧强调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必须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科学论断，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风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总之，毛泽东在1957年春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还是没有完全结束的论断是正确的，既没有提阶级斗争消灭论，也不同于階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2.“反右斗争”扩大化与对决议的全盘否定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在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的后果之一，在理论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对国家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正式宣布了这一重大的理论修改，至此，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由此可见，党的“八大悬案”的历史真相是这样的：与会代表在讨论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发现缺少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因此提议起草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秘书们起草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陈伯达提出了主要矛盾问题，在反复的修改中，27日定稿中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概括为前两句，毛泽东看过此稿后，同意付大会表决。而陈伯达在大会表决前的私自修改中，增加了最后一句，毛泽东早上休息，因此没有看到最后的定稿，虽然在表决时举手同意，但会后在与刘少奇的天安门对话中对陈伯达加入的最后一句提出了批评，但对前两句的表述是同意的。但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反右扩大化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前两句，提出阶级矛盾仍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八大二次会上宣布了这一论断。
（王广峰，法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八大悬案；探析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1-0068-06
2002年第6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胡绳的遗作《谈党的“八大悬案”》，该文首先提出了党的“八大悬案”，胡绳以当事人之一的身份，对有关这一悬案的四个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回忆和深入的分析。对于澄清这些问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很多问题在学术界仍然争论甚多。
一、起草政治报告决议的原因
韩钢指出：“八大的文件本来三个：第七届中央委員会的报告、党章修正案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为准备这三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两个起草委员会。后来又增加了两个：一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这样，一共五个文件，党章的两个和关于“二五”计划的两个都是各自配套的，唯独政治报告没有一个文件配套。”①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在1956年8月30日就开始了，关于预备会议的任务，邓小平说：“在13天内政治报告、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五个文件要定稿。”②可以看出，预备会议也只是讨论了这五个文件，并没有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直到9月17日，也就是党的八大正式会议开始之后才做这项工作的，距大会闭幕只有10天的时间，所以这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比较紧迫，不如报告的起草那样从容。但对于起草决议的原因则不明确，胡绳回忆：“党的、人大的、政协的会议，作为决议就是把原来报告主要的核心的内容说一下。本来不应该这样：一个大会开了几天，到最后忽然向大会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主要矛盾，这样不但对领导者是突然袭击，对全体参加者也是突然袭击。时间也来不及，不可能讨论问题了。七大没有什么决议，就是通过了报告《论联合政府》。进城以前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的讲话就是决议，没有另写什么决议。可能这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本来就不需要搞什么决议，是多余的。当时起草决议的同志，好像觉得要说点什么东西，说出个主要矛盾，也觉得大家恐怕都是这样想的，似乎不成问题。”③
对于胡绳的解释，周承恩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说法似乎令人费解，好像无缘无故就提出要搞一个政治决议，而且在决议中似乎不经意地说出了个主要矛盾。我觉得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大可能是这样，无论是提出搞政治决议，还是在决议中写主要矛盾问题，都不是多余的，更不是偶然的。”①韩钢指出：“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议，在八大之前有过两次，一次是四大，一次是七大。两次大会的情况还不一样，四大的决议内容比较充实，有一定篇幅；七大的决议则实在简单，简单到全部内容只有一句话，这样简单的决议当然用不着费事做什么起草工作。八大是否因为曾经考虑采用七大决议的形式而没有提前做文字工作，笔者不得而知。”②但是韩钢指出：“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转折时分析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毛泽东一贯的思维方式，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如此，从抗日战争再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也是如此，从第三次国内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是如此。以他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分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③八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事件，那就是八大关于政治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写进了一段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话。这件事的经过是，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人们发现，刘少奇的报告中缺乏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于是决议的起草者就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这个报告的长篇决议的草案中，在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们对于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们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④因此可以推断，决议是在代表的提议下，毛泽东的指导下，秘书们完成的。
二、决议中主要矛盾实质的提出者
关于主要矛盾的完整表述是人民对先进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生产间的矛盾，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争议最大的是最后一句，胡绳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把这说成是刘少奇的主张这个说法不对，刘少奇政治报告中根本没有讲主要矛盾问题，很多回忆录都犯了这个错误，例如，薄一波回忆：“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战胜了资本主义。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⑤李雪峰回忆：“在讨论政治报告中，关于我国的主要矛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赞成报告中写的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记得这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⑥薄一波、李雪峰的回忆有两个错误：一是刘少奇政治报告中根本没有讲主要矛盾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指出：“现在，革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①二是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是在关于政治报告决议中提出的，而不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这个决议是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因此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是他的主张。薄一波、李雪峰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搞混了，之所以产生以上的错误，大概与“文革”中刘少奇被扣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帽子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公开质问刘少奇，指出：“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② 胡绳认为可能是胡乔木提出的主要矛盾的实质，但是周承恩指出：“但我从一位曾参加1981年历史决议起草的朋友那里听说，胡乔木在同一些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同志谈话说，曾说过增写这句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间接传闻，不足为据。”③查证史料，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是陈伯达提出的，而非胡乔木。
第一，胡乔木回忆：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第二，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当时就被毛泽东加以训斥，并被树立为对立面。这样，我们就彻底认清了他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④。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时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来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了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⑤
第二，胡绳的回忆同样证明是陈伯达提出的主要矛盾实质这句话，胡绳说：“毛主席主要反对、不满的是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个不行，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先进，什么叫先进？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我记得，陈伯达还维护这个说法。他对主席讲，列宁说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而生产力还落后。陈伯达告诉我说，毛主席回答说，列宁讲的是和外国比较，我们社会主义是先进的，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绝不能说本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是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这不行。”⑥
第三，陈伯达在回忆录中承认是自己提出的，他曾在1981年12月说：“我倒了以后，上面派人来问我时，问过我八大决议中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那句话是怎样写出来的。我跟他们说，政治报告时在会议前起草的，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但是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则是在会议进行中起草的，所以搞的比较仓促。我在决议草案中写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又觉得仅是这样的说法，有些太笼统，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当时会议议程很紧，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样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
三、毛泽东与报告的修改过程
陈伯达提出了关于主要矛盾的第三句话，毛泽东的意见如何，这与报告的修改过程息息相关。《中共八大史》详细记载了决议的修改过程：第一稿是9月19日写成的，晚上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稿子，9月23日改出来第二稿，24日改出了第三稿，第三稿中增加了主要矛盾的内容：我们现在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这是在文件中，第一次论述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草案当天下发到各代表团讨论，晚上毛泽东主持会议，汇总各代表团的意见，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26日改出了第四稿，关于主要矛盾，没什么修改。也就是这一天晚上，胡乔木有对稿子进行了修改，第五稿对主要矛盾的叙述没有什么变化，这天晚上，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草案，第二天将提交大会表决。毛泽东对稿子作了审阅，在27日凌晨两点，在稿子上写道：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至此，草案算是定稿了，可是根据现存档案，胡乔木又加上了众所周知的那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就是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表达了不同意见②。
韩钢对此有两点疑惑：一是这个修改是胡乔木本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第二，这个修改后的稿子是否送毛泽东审阅过。③《中共八大史》记载：加写这句话是在毛泽东看过之后，胡乔木本人是否报告了毛泽东，我们不得而知④。这就成了一个谜团，毛泽东看到最后的修改稿的决议了吗？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版本。
有的说毛泽东看过最后的修改稿，《毛泽东传》记载：“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这一句话，9月27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胡乔木回忆：“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⑤对此存在四个疑点：一是八大的闭幕式27日下午2点开幕，而毛泽东1点50分还在中南海游泳池，这是不合常理的；二是毛泽东在27日凌晨两点已经决定最后的修改稿了，已经是付印了，怎么又修改意见了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离开会时间很近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翻译，《毛泽东传》的前后记载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是毛泽东当时看过的话，为什么当时同意，而后又表示反对呢？沈志华认为可能是毛泽东漏看了，他认为：“尽管事情仓促，毛泽东事先是知道并且同意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表述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匆忙间他没有留意这句话），但正是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表示不滿。”⑥这种解释令人难以信服。
陈伯达的回忆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指出：“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经看过，这时已不好再去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表决时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那天的会上，叶飞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后面，我坐的位置是靠侧面。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叶飞说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①因此胡绳回忆：大会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案，可是不久，毛泽东说不行，是错误的，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迫强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②。最重要的是，1957年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有人谈到了由八大决议中制度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所引起的这一争论，毛泽东回答说：“矛盾有，但不大，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五十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五十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四十年嘛，现在还是适应的。矛盾吗，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是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才知道。”③ 四、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的过程
胡绳认为，说毛主席会后不久反对这个决议，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毛主席反对的主要是最后一句话，而不是前面两点。④但是后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决议，认为阶级矛盾仍旧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党史专家龚育之指出的那样：仔细的分析一下，毛泽东的批评分为两个阶段，开头一个阶段，他是批评这个表述的第三句话在理论上站不住脚，需要推敲，而不是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起了历史性变化的判断提出批评，后来他才进一步批评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实质判断⑤。
（一）否定陈伯达加上的最后一句
王光美回忆：“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⑥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大多认为是一个口述史料，无文献可考；二是王光美认为：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
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客观的，一是从会后陈伯达同毛泽东的辩解来看，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概括的确有意见，可以推断天安门上的对话的确发生过；二是王光美称毛泽东仍旧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王光美的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毛泽东说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主要指陈伯达加上的最后一句话，而非前两句，因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第五稿中主要矛盾的提法。其次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⑦这与主要矛盾的前两句论述是一致的。 韩钢指出：不少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以为毛泽东对八大决议的不满，一开始就是要否定决议的实质，以致以讹传讹①。
（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毛泽东对决议的否定
1.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
党的八大开后的一个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与唯物论。对于国内局势，他明确指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②
毛泽东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又重新开始绷紧，但他仍旧强调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必须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科学论断，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风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总之，毛泽东在1957年春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还是没有完全结束的论断是正确的，既没有提阶级斗争消灭论，也不同于階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2.“反右斗争”扩大化与对决议的全盘否定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在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的后果之一，在理论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对国家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正式宣布了这一重大的理论修改，至此，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由此可见，党的“八大悬案”的历史真相是这样的：与会代表在讨论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发现缺少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因此提议起草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秘书们起草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陈伯达提出了主要矛盾问题，在反复的修改中，27日定稿中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概括为前两句，毛泽东看过此稿后，同意付大会表决。而陈伯达在大会表决前的私自修改中，增加了最后一句，毛泽东早上休息，因此没有看到最后的定稿，虽然在表决时举手同意，但会后在与刘少奇的天安门对话中对陈伯达加入的最后一句提出了批评，但对前两句的表述是同意的。但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反右扩大化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前两句，提出阶级矛盾仍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八大二次会上宣布了这一论断。
（王广峰，法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