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
19 82年党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到时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时如是说。十二大后，王兆国由企业跨界进入政界，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
此前参观完“二汽”回武漢的路上，邓小平道出了王可以“跨界”从政的理由：才38岁，有多年领导经验，有文化和专业知识（哈工大毕业，在生产一线多年），表现也不错（文革时抓生产、抵制贴大字报）。
事实上，对优秀的人才跨界使用，是我们党多年来形成的惯例，体现了“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和胆略。个别人的腐败，改变不了这些跨界官员做出的贡献。
“跨界人才”为何受偏爱？
“党管干部”是选任党政领导干部的首要原则。从我们党不同时期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对跨界人才的偏爱一以贯之。
早在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
2014版《条例》更增加了“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注意从担任过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选拔”的内容。
同年底颁布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亦指出，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多年来，不少人才“跨界”到政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昔日复旦大学指点江山的青年学者、辩论队教练王沪宁，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现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从政前曾在国企担任高管10余年，曾任中铝公司总经理。
除了出身学界、商界的，还有从文学艺术界、科技界跨界到官场的。如早些年，作家王蒙出任文化部长；写出反腐小说《抉择》的张平，曾任山西省副省长；昔日被誉为“航天少帅”的马兴瑞，现正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等专家认为，干部“跨界”任职，可以增进不同工作领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自身独特的业务和经验优势。同时，能更好地协调解决问题和矛盾，大胆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倾向。
一些好的工作作风，被跨界者们延续了下来。李毅中担任中石化总经理时，就以“雷厉风行”著称，曾直斥部分员工工作效率低；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后，他整顿作风，“火爆”依旧，多次在事故现场痛斥责任方不作为。
当事人被选中进入政界任职，一般而言，新职亦有利于其发挥专长。履新后，他们也为任职地带来了新变化。马兴瑞不仅提出“深圳要打造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硅谷”，还于今年11月13日见证了深圳市政府与自己的老东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航天技术在深圳产业化。
这些官员带给下属的，还有新思路、新理念的洗礼。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后开展金融改革，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在改革1年后受访称，很多山东官员仍感觉跟不上郭树清的思路，要跟上很不容易。李同时亦表示，凡事有个过程，对完成金融改革仍有信心。
多名跨界者受访时均表示，政界和此前他们工作的企业、高校等，都属于体制内，适应起来不难，但官场生涯也让当事人有所改变。从中海油总经理到海南省任职的卫留成回忆，到海南后更注意形象了：“有时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提意见，你头发怎么这么乱？”脾气变得更温和了，“尽管有些话听起来没意思，也要听，很多会议你都要去。”
对一些“跨界者”特别是文化人而言，这段日子还成为了解和读懂政界的窗口。如学者张颐武到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长刚一个月，已体会到“政府的运作太复杂，要在不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已卸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张平更表示，这些年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太精彩，要将其写成反腐作品。
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
毋庸讳言，一些企业界、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在“跨界”进入官场后，违纪违法行为暴露，最终成为了阶下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官员搞腐败，与“跨界”本身并无关系。
首先，“跨界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发挥自身优势，在从政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2014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强调，还要继续拓宽视野渠道，加大交流力度，打破干部部门化地域化，使干部在不同环境不同岗位增长才干。
其次，正如本专题前文已提到的，绝大多数从商界跨到政界的贪官，在企业已开始搞腐败。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贪腐事发，导火索都来自在企业任职时。如蒋洁敏被控受贿1400余万元的期限为2004年至2013年，刚好是他在中石油步步高升期间；山西落马高官陈川平，罪名之一便是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跨界与腐败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不少专家表示，为了让“跨界”更安全，选拔人才更科学，“跨界”的程序、方式等，还需要有更多改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政界、学界、企业界高级官员的互换方面，有必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妨出台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
“跨界前后是发现贪腐者的一个契机。”还有专家建议，这段时间，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企业高管离任审计，综合运用纪委廉洁鉴定、民主测评、个别谈话、任前信息公开等手段，对其做一次全方位的“廉政体检”，减少“带病跨界”的可能性。一个典型案例是，蒋洁敏就是在企业离任审计中被查出问题，“跨界”任职不到半年就落马。
最后，“要迈过‘跨界’这道坎，成功转型，除了不搞腐败，跨界者们还有更多的挑战。
“从自身看，一要及时转变工作方式，适应政界的工作和节奏，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二要将过去的自己适当‘归零’，找准定位，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于任职地发展。三要始终洁身自好，不加入小团体，不搞团团伙伙。四是遇到挫折时积极面对，努力调适心态。从组织看，除了及时开展测评和考察外，还要适时加强人性关怀和心理辅导。”上述专家指出。
多年来，从商界、学界、科技界等跨入官场的从政者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个别人搞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但“跨界”亦可成为发现当事人腐败的契机。
19 82年党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到时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时如是说。十二大后，王兆国由企业跨界进入政界，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
此前参观完“二汽”回武漢的路上，邓小平道出了王可以“跨界”从政的理由：才38岁，有多年领导经验，有文化和专业知识（哈工大毕业，在生产一线多年），表现也不错（文革时抓生产、抵制贴大字报）。
事实上，对优秀的人才跨界使用，是我们党多年来形成的惯例，体现了“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和胆略。个别人的腐败，改变不了这些跨界官员做出的贡献。
“跨界人才”为何受偏爱？
“党管干部”是选任党政领导干部的首要原则。从我们党不同时期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对跨界人才的偏爱一以贯之。
早在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
2014版《条例》更增加了“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注意从担任过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选拔”的内容。
同年底颁布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亦指出，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多年来，不少人才“跨界”到政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昔日复旦大学指点江山的青年学者、辩论队教练王沪宁，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现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从政前曾在国企担任高管10余年，曾任中铝公司总经理。
除了出身学界、商界的，还有从文学艺术界、科技界跨界到官场的。如早些年，作家王蒙出任文化部长；写出反腐小说《抉择》的张平，曾任山西省副省长；昔日被誉为“航天少帅”的马兴瑞，现正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等专家认为，干部“跨界”任职，可以增进不同工作领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自身独特的业务和经验优势。同时，能更好地协调解决问题和矛盾，大胆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倾向。
一些好的工作作风，被跨界者们延续了下来。李毅中担任中石化总经理时，就以“雷厉风行”著称，曾直斥部分员工工作效率低；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后，他整顿作风，“火爆”依旧，多次在事故现场痛斥责任方不作为。
当事人被选中进入政界任职，一般而言，新职亦有利于其发挥专长。履新后，他们也为任职地带来了新变化。马兴瑞不仅提出“深圳要打造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硅谷”，还于今年11月13日见证了深圳市政府与自己的老东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航天技术在深圳产业化。
这些官员带给下属的，还有新思路、新理念的洗礼。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后开展金融改革，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在改革1年后受访称，很多山东官员仍感觉跟不上郭树清的思路，要跟上很不容易。李同时亦表示，凡事有个过程，对完成金融改革仍有信心。
多名跨界者受访时均表示，政界和此前他们工作的企业、高校等，都属于体制内，适应起来不难，但官场生涯也让当事人有所改变。从中海油总经理到海南省任职的卫留成回忆，到海南后更注意形象了：“有时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提意见，你头发怎么这么乱？”脾气变得更温和了，“尽管有些话听起来没意思，也要听，很多会议你都要去。”
对一些“跨界者”特别是文化人而言，这段日子还成为了解和读懂政界的窗口。如学者张颐武到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长刚一个月，已体会到“政府的运作太复杂，要在不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已卸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张平更表示，这些年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太精彩，要将其写成反腐作品。
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
毋庸讳言，一些企业界、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在“跨界”进入官场后，违纪违法行为暴露，最终成为了阶下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官员搞腐败，与“跨界”本身并无关系。
首先，“跨界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发挥自身优势，在从政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2014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强调，还要继续拓宽视野渠道，加大交流力度，打破干部部门化地域化，使干部在不同环境不同岗位增长才干。
其次，正如本专题前文已提到的，绝大多数从商界跨到政界的贪官，在企业已开始搞腐败。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贪腐事发，导火索都来自在企业任职时。如蒋洁敏被控受贿1400余万元的期限为2004年至2013年，刚好是他在中石油步步高升期间；山西落马高官陈川平，罪名之一便是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跨界与腐败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不少专家表示，为了让“跨界”更安全，选拔人才更科学，“跨界”的程序、方式等，还需要有更多改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政界、学界、企业界高级官员的互换方面，有必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妨出台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
“跨界前后是发现贪腐者的一个契机。”还有专家建议，这段时间，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企业高管离任审计，综合运用纪委廉洁鉴定、民主测评、个别谈话、任前信息公开等手段，对其做一次全方位的“廉政体检”，减少“带病跨界”的可能性。一个典型案例是，蒋洁敏就是在企业离任审计中被查出问题，“跨界”任职不到半年就落马。
最后，“要迈过‘跨界’这道坎，成功转型，除了不搞腐败，跨界者们还有更多的挑战。
“从自身看，一要及时转变工作方式，适应政界的工作和节奏，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二要将过去的自己适当‘归零’，找准定位，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于任职地发展。三要始终洁身自好，不加入小团体，不搞团团伙伙。四是遇到挫折时积极面对，努力调适心态。从组织看，除了及时开展测评和考察外，还要适时加强人性关怀和心理辅导。”上述专家指出。
多年来，从商界、学界、科技界等跨入官场的从政者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个别人搞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但“跨界”亦可成为发现当事人腐败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