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学者刘瑜和作家慕容雪村在媒体上对谈“公知如何被污名化”，让这个话题引起热烈讨论。
　　两人都反对“公知”被污名化，刘瑜说，“我会为‘公知’这个现象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满，感到挺愤怒；但是我个人倒没什么，爱叫‘公知’就叫呗，现在还有人叫‘母知’，我都没那么在意。”慕容雪村则说：“从‘公知’变成一个坏词之后，我开始频繁称呼自己为公知。”
　　在去年，韩寒一篇博文《就要做一个臭公知》也表示类似立场，他提到，在这两年“公知”这个概念被批评为“装逼”、“消费政治与公共事件”，但他说，“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地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场“公知的反击”。事实上，韩寒和刘瑜几乎可以说是最火的“明星公知”，但是前年，两人几乎在接近的时间点上，都遭到网友对于其私德的严厉攻击，这些攻击让韩寒受了伤，也让刘瑜退出微博。当时就有人说，这不是巧合，而是有组织的攻击。
　　所谓“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以知识和思想为基础介入公共领域，去批判权力、针贬時事的人，他们代表了一种与官方权力抗衡的价值与力量，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宝贵资产。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生产出的学术研究和大众的公共领域之间的桥梁，可以让知识走出象牙塔，发挥更大作用，让人们有思想武器去认识统治机器编造的意识型态和甜蜜谎言，不论这个统治机器是官方或者商业体系。
　　所以，在其他社会，人们担心的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妖魔。学者许纪霖教授就曾分析，中国1980年代是公共知识分子活跃的年代，但到了1990年代却相对沉寂，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使得公共领域被压缩，以及知识体制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些因素在2000年之后仍然存在，但媒体更为多元，包括媒体的评论版面以及网络的出现，使得“公知”似乎影响力比1990年代更大。可以说，过去10年，媒体人和“公知”在舆论阵地上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更遑论2010年后微博世界出现后，个别知名人物的影响力更可以宛若一个媒体。
　　学院知识分子和知名作家几乎被体制收编，只剩下媒体人还算是手拿笔杆者中较具批判性的群体。因而当少数作家如韩寒、慕容雪村或者其他知名学者加入媒体人促成的“公知圈”时，他们确实展现了强大的能量。
　　当然，“公知”作为一个集体概念被批评，除了部分“公知”的自我堕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少数激进派批评“公知”不愿意采取更大风险的行动─这确实有道理，“公知”的道德光环和市场利益不应该只是便宜赢得的，而是最终应该被现实试炼的。但这些声音不应该加入保守力量的恶意批评─这些力量一方面是某些敌视“公知”的媒体/文人，另一方面则是一般性的犬儒主义者，而后者反映出当前普遍的价值虚无状态。在巨大的权力和市场掠夺前，人们只能谋取基本生存，而没有任何信仰、信念，也因此，他们在不相信体制的同时，也不愿意相信普遍价值的追求和实践是可能的，所以会去嘲讽高举普遍价值的“公知”们。另一个例子是对“文艺青年”一词的污名化─“文艺青年”也被视为一种“装逼”的姿态，大家更愿意表示亲近“普通青年”或者“二逼青年”。
　　无论如何，当更多“公知”不愿意进入公共领域（不论是媒体写作或是微博世界），当更多“公知”放弃他们的公众影响力时，谁会是受益者呢？或者，一旦犬儒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精神时，谁会是受益者呢？